如果仅允许我从整个生命中提取一个瞬间，一幅静止的画面，那就是：在一个荒凉的院子里，有三个身穿深色羊毛大衣的女人手挽着手地等待着。她们已经筋疲力尽，鞋子上满是灰尘。她们站在一支长长的队伍里。

这三个女人分别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姐玛格达和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想。或者是我们已经太疲劳，以致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竟是一个母亲和女儿们从此诀别的时刻。然而只有等到事情过去之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意义是那么深远。

我就像是排在她们后面的那个人一样，从后面默默地看着我们这三个人。为什么只让我记起母亲的背影，而不是她的脸呢？她把长发杂乱地编成辫子，夹在头上。玛格达的浅棕色波浪卷发轻轻地披在肩上。我的黑头发盘在了围巾下面。我母亲站在中间，玛格达和我靠在她的两旁。很难分清是我还是姐姐撑扶着母亲，让她维持着站立的姿势。或者恰恰相反，是母亲用力撑扶着玛格达和我。

此刻是我生命中出现重大损失的开始。70多年来，我一直反反复复地忆起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这幅画面。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和研究画面中的每一处，希望能回忆起一些珍贵的地方。仿佛我可以重新回到那段还没有失去她们的时光。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再久一点停留在我们手挽着手，完全属于对方的那段时光里了。我看着母亲、姐姐和我。我们弯着手臂，衣服下面沾满了灰尘。

童年记忆往往是碎片、短暂的瞬间或是意外的相遇。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剪贴簿。它们是所有我们能留下的记忆，让我们明白并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虽然我很珍惜和母亲分离之前那段最亲密的记忆，但是我们之间却充满了悲伤和失落。我们在厨房独处时，她正在包装着大家吃剩的果馅卷。果馅卷是她用生面团做的，我看着她用手把它们分开，并像厚厚的亚麻台布那样盖在餐桌上。“念给我听吧。”她说。我从她的床头柜拿出那本残旧的《乱世佳人》。我们曾经一起读过，现在我们再一次开始读。在读到写在扉页上的神秘英文题词时，我停顿下来了。这是一个男人写的字，但不是我父亲写的。我母亲告诉我，这本书是她在外交部工作时遇见的一个男人送给她的礼物，当时她还没有认识我的父亲。

我们坐在火炉边的直背椅上。虽然我只有9岁，但是我能流利地读完这本成人小说。“我很庆幸你虽然没有美丽的外貌却有着聪明的大脑。”母亲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我，这是一个赞美和批评交织在一起的评价。母亲对我很严厉，但这次我很享受。当我们一起阅读的时候，我不需要和别人分享她，我可以独自拥有我的母亲。我沉浸在文字、故事之中并享受着与母亲同在一个世界里的感觉。斯嘉丽在经历战火之后，回到了塔拉，得知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父亲万分悲痛。“上帝为我作证，”斯嘉丽说，“我再也不会挨饿了。”母亲合上眼睛，把她的头靠在椅背上。我想爬到母亲的腿上，把头靠在她的胸口。我希望她能用嘴唇轻吻我的头发。

“塔拉……”她说，“美国现在是一个该去看看的地方了。”我希望她会温柔地说出我的名字，就如她在说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时的那般。对我来说，所有在母亲厨房里的味道，都是一出混合了饥饿和大餐的戏剧——一直是这样，即使是在极其渴望的大餐里也会上演。我不知道这种渴望是她的、我的还是我们共同分享的。

我们坐在火炉旁。

“当我像你一样大的时候……”母亲又开始说。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敢动，害怕会打断了她说话。

“当我像你这么大时，婴儿们、我母亲和我都睡在同一张床上。有一天早上，爸爸叫醒了我，‘伊隆卡，叫你母亲起床，她还没有做早餐，没帮我拿出我要穿的衣服。’我转向还在被窝里的母亲。但是她没有动。她已经去世了。”

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一个女儿在她已经去世的母亲身边醒来时的细节。我也想把目光移开。这件事太可怕了，使我不敢想象。

“当他们埋葬她的那个下午，我还认为他们把她活埋了。那天晚上，父亲让我去准备家庭晚餐，所以那就是我之后一直要做的事。”

我等待着剩下的故事。我等待着最后的教训，或者是安慰。

“该睡觉了。”这就是我母亲说的。她弯下身去扫火炉下面的灰尘。

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从门外的大厅里传来。在我听见钥匙碰撞发出的刺耳声之前，我就已经闻到父亲身上的烟草味。

“女士们，”他说，“你们还没睡？”他衣冠楚楚地身着西装，踏着闪亮的鞋子，走进了厨房，咧嘴笑着，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他用力地亲吻了我的前额。“我又赢了。”他自豪地说。无论是扑克还是桌球，当他和朋友比赛获胜之后，都会和我分享战利品。今晚他带来了一个装饰着粉色糖衣的小蛋糕。如果换成是玛格达姐姐的话，母亲通常会因为担心她的体重而夺走她吃蛋糕的待遇。但母亲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吃。

母亲站了起来，正准备从火炉旁走到水槽边。父亲拦住她，举起她的手，让她沿着房间旋转起来。她生硬地附和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把她拉到身边拥抱着，他的一只手搭在她的背后，另一只手挑逗着她的乳房。母亲耸了一下肩，摆脱了他。

“我对你的母亲很失望。”在我们离开厨房的时候，父亲故作低声地对我说。他是想让她无意中听到，还是这就只是一个我和他之间的秘密？我把这段记忆储存下来，留待以后仔细地琢磨它的两种可能性。然而，他声音里的苦涩使我害怕。“她想每晚都去歌剧院，过着奢华的大都会生活。而我只是一个会玩桌球的裁缝。”

父亲的挫败感让我感到很疑惑。他在我们镇里是大名鼎鼎的，也很受欢迎。幽默和欢笑使他看起来总是很舒服，很有活力，在他身边充满乐趣。他喜欢食物，尤其是肉类，他经常会不顾母亲控制我们体重的要求，偷偷喂我们吃。他的裁缝店赢得了两枚金牌，他不仅仅是一个只会缝结合线和摺直边的裁缝，还是一位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这也是他能够遇见母亲的原因。当时，母亲正需要定做一条裙子，因为听闻他的作品能够展示每位女士独一无二的美而来到了他的裁缝店。不过，他曾经想做一名医生，而不是裁缝。这个梦想得不到他父亲的鼓励。每隔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失望就会浮出水面。

“爸爸，你不只是一个裁缝。”我安慰他说，“你是最棒的裁缝！”

“你将是在科希策里拥有最佳衣着的女士。”他告诉我，轻轻地拍拍我的头。“你拥有高级定制时装模特般的完美身材。”

他似乎在提醒着自己。他把失望推回到阴影角落中去。我们走到了我和玛格达姐姐、克拉拉姐姐共用的卧室门口时，我能想象到玛格达正在房间里假装做着作业，克拉拉则擦着她的小提琴上的灰尘。父亲和我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我们俩都还未准备好离开。

“我希望你是一个男孩子，你知道吗？”父亲说着，“在你出生时，我砰地关上门，我为又生了一个女孩而发狂。但现在你成了我唯一能交谈的人。”他亲吻了我的前额。

我喜欢父亲的关注，就像母亲的一样珍贵……和飘忽不定。就好像他们对我的爱其实与我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他们的孤独有关。就好像我的身份跟我是谁或者我所拥有的无关一样，这只是衡量父母分别失去了什么的一个指标。

“晚安，迪库卡。”父亲最终说。他用妈妈为我起的昵称，迪库卡。这些无意义的音节对我来说是温暖的。“告诉你的姐姐们，是时候关灯了。”

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玛格达和克拉拉用一首她们为我作的歌来迎接我。她们在我3岁的时候作了这首歌，因为一次拙劣的医疗事故，我的一只眼睛变成内斜。“你很丑，你很弱，”她们唱着，“你将永远找不到丈夫。”自从那次意外以后，我会低着头走路以使我不要看到有人在看我那张不对称的脸。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我的姐姐们用一首刻薄的歌来嘲讽我，而在于我居然相信她们。我对自己的自卑感深信不疑，所以我从不用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我从未告诉人们，“我是伊迪丝。”“我是克拉拉的妹妹。”我会说。克拉拉是一位小提琴神童。她在5岁的时候，就掌握了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但是今晚我有一个特殊的认识。“当母亲跟我一样大的时候，外祖母就去世了。”我告诉她们。我非常确定这个信息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在我这里发生，对我的姐姐们来说，这是旧闻，我是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你在开玩笑吧。”玛格达说，她的声音充满了讽刺，我一听就能听出来。她15岁，身材丰满，有着性感的嘴唇和波浪卷发。她是我们家里的玩笑家。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她教我如何把葡萄从卧室的窗户扔进楼下露台上顾客的咖啡杯里。受她的启发，我很快就发明了我自己的游戏。但在那时，赌注发生了改变。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会在学校或大街上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我们会在学校或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到男孩子们跟前，“4点的时候在广场的大钟旁见我。”我们用颤抖的声音讲，眨着眼睛。他们会来的，他们总是会来。来的人有时激动不已，有时害羞，有时昂首阔步，充满期望。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会站在我那安全的卧室窗边，看着男孩们到来。

“别逗了。”克拉拉生气地对玛格达说。她虽然比玛格达小，却跳出来保护我。“你知道在钢琴上方的画像吗？”她跟我说。“妈妈经常和它聊天的那个？那就是她的母亲。”我知道她说的那幅画像。我每天都会看到。“帮帮我，帮帮我。”母亲一边拂去钢琴上的灰尘，一边向画像呻吟。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们谁也从未问过母亲，画像里的人是谁。同时我也很失望，我的信息没有让我的姐姐们感到我有着特殊的地位。

我从来就是一个沉默和不起眼的妹妹。像玛格达会厌倦了当小丑、克拉拉也可能会讨厌当神童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克拉拉不能阻止自己的与众不同，一秒都不可以。也不能将所有她习以为常的崇拜——这样她自身非常敏感的东西，从她身边拿走。玛格达和我必须为得到一些我们确信永远不够的东西努力工作。克拉拉担忧她可能会因为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而完全失去它。克拉拉自3岁起，在我的有生之年，她就一直在拉小提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她非凡天赋背后的代价：她放弃了成为一个小孩。我从来没见过她玩玩偶。相反，她会站在一扇开着的窗户前练习小提琴，除非她能召唤一群路人听众来见证这一切，否则她无法享受她的创作天才。

“妈妈爱爸爸吗？”我问我的姐姐们。父母间的隔阂和他们私下告诉我的一些伤心事，也让我忆起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会盛装打扮一起上街。

“这是什么问题。”克拉拉说。尽管她否认我的担忧，但我想已经从她眼里看到了认同。虽然我会尝试，但我们还是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我的姐姐们早早就知道，我们所谓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而我花了很多年才得知，这种爱是因为满足于你的表现而产生的奖励。

当我们换上睡衣，爬上床时，我抹去了对父母的担忧，取而代之地想起了我的芭蕾舞导师和他的妻子，想起自己两步并做一步地跑上楼梯去舞蹈室，还一边跑一边脱掉校服，穿上我的紧身衣和裤袜时的感觉。我从5岁开始学习芭蕾舞，母亲的直觉告诉她我不适合当一个音乐家，而是应该培养另一种天赋。就在今天，我们在练习劈叉。芭蕾舞导师提醒我们，力量和柔韧性不可分割——一个肌肉收紧了，另一个就会松开。为了保持持久和可塑性，我们必须保持内心坚强。

我把他的指令如祷文般记在心上。我把身子往下沉，脊柱保持直立，收紧腹部肌肉，腿部向两边拉伸。我懂得怎样呼吸，尤其是当我觉得卡住不能动时。我想我的身体就像我姐姐的小提琴弦那样伸展着，找到精确的张紧度，使得整个乐器奏出奇妙的乐章。就这样，我做到了一个完整的劈叉。“好啊！”我的芭蕾舞导师鼓掌道。“保持住你现在的动作。”他把我从地上举起来，高高地举在他的头顶上。失去了地板的作用力，我很难让腿保持绷直的姿态。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个供品，发出纯洁的光。“迪库卡，”导师说，“在生命中，所有能让你惊喜若狂的事情都来自内心。”我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可以呼吸、旋转、踢腿和弯曲。随着我的肌肉伸展开来和力量不断增强，我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似乎都在呼唤着：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我是一个大人物。

记忆是神圣的，但也令人困扰。那是一个将我的愤怒、内疚和悲伤，像饥饿的鸟儿在反复地啃着同一块老骨头那样纠缠在一起的地方。那也是我会去寻找“为什么我幸存下来”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的地方。

我7岁时，我的父母正在举办一个晚宴。他们派我去外面打一壶水。回来时，我从厨房听到他们在开玩笑，“我们本可以省下那个的。”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他们有一个弹钢琴的女儿，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儿。我想我是多余的，而且我不完美，也并没有我的位置。我们都以这种方式曲解事情，我们假设是这么一回事而从不去验证它的真假。我们还会编造一个故事来告诉自己，强化我们去相信确实如此。

在我8岁的一天，我打算离家出走。我想验证我是可有可无的，是受忽视的。我要看看我的父母是否知道我已经走了。我没有去上学，而是坐电车去了我的外祖父母家。我相信我的外祖父母——我妈妈的父亲和她的继母——一定会包庇我。他们和母亲因为玛格达把饼干藏在克拉拉梳妆台抽屉里的事，卷入了一场持续的战争。他们对我来说是安全的，然而他们也会处罚那些违反禁令的行为。他们会手牵手，这是我父母从未做过的事。他们没有故意扮演相爱，也不需要假装奉承。他们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阵牛胸肉、烤豆、甜面包和霍伦特炖菜的气味，这是我外祖母在安息日带去面包店做的炖菜，因为正统的做法不允许她使用自己的烤箱烹调。

我的外祖父母见到我很高兴。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坐在厨房里，吃着坚果面包卷。但门铃响了。我外祖父去应门。过了一会儿，他冲进了厨房。他听力不太好，所以大声地警告我。“躲起来，迪库卡！”他叫喊道。“你的母亲来了！”他试图保护我，却把我出卖了。

使我最困扰的是母亲发现我在外祖父母家厨房时的脸色，并不是因为见到我在这里而惊喜，反而像是我的存在使她感到惊讶。就像我不是她想要的或者期望见到的那个人一样。

我从来就不美丽，这点我母亲很清楚。但在我将要10岁的时候，母亲向我保证，我再也不用隐藏我的脸了。在布达佩斯的克莱因医生能治好我内斜的眼睛。在乘坐火车去布达佩斯的时候，我吃着巧克力并享受着母亲对我的专属关注。母亲告诉我，克莱因医生是第一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的名医。我太沉迷于旅行的浪漫和我完全拥有着母亲的这项特权，以致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的警告。我从没有想过手术会产生疼痛，直到我被它所吞噬。母亲和她那些帮我们联系上克莱因医生的亲戚们把我颤抖的身体扶到桌子旁，倚靠着。比无限巨大的痛楚更糟糕的是，被爱你的人压制着而无法动弹的感觉。直到手术成功后很久，我能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情景，她对我的痛苦也感同身受。

当我独处时，我是最快乐的，我可以回到我的内心世界里。在我13岁时的一个早上，我如常地在上学路上的一个私人体育馆里，练习着我们芭蕾舞班将要在节日里在河边表演的《蓝色多瑙河》舞曲。灵机一动，我跳起了自己编排的舞蹈。我想象父母见面时的情景，同时分饰两角——当父亲看到母亲走进房间时，他滑稽地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妈妈旋转得更快，跳得更高。我把整个身体弯成了一道弧线，就像快乐的笑脸。我从未见过母亲欢笑，也没有听过她开怀大笑，但我打从骨子里觉得她的幸福并未被发掘。

当我到学校时，父亲给我的这一季度的学费不见了，不知何故，我在这一连串的舞蹈中把它弄丢了。我检查了衣服的每一个口袋和褶皱，却仍然没有找到。整整一天，害怕告诉爸爸的恐惧感，使我觉得炽热的身子骨发冷。当他在家里举起拳头的时候，眼中根本没有我。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或者说，第一次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几乎想死。如果这样，父亲也许会因为他对我所做的事而感到痛苦，而且我希望他也会死去。

这些记忆留给我的是力量的象征吗？还是所受伤害的？也许童年是一块土壤，在这里，我们试着发现自己多么伟大，或者多么渺小。童年又像是一张地图，在这里，我们研究着自身价值的边界和大小。

也许每一个生命，都是对我们没有但希望有的和对我们拥有但宁可没有的事物的一项学习。

过了几十年我才发现，我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来面对我的人生。不是：我为何活着？而是：我要用我被赋予的生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