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的一个夏天，当杰森·福勒上校走进我在埃尔帕索的办公室时，我并不知道他会将装满子弹的枪藏在他的衬衫里面。但他的出现使我莫名地紧张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肚子绷紧了，脖子后部也有刺痛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经历过战争的我能感受到危险的存在。

杰森虽然有着运动员般的身高，体格瘦削，但他的身体僵硬，显得比正常人更呆板，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下巴一动不动的，什么都不说地站在那里。我引领他到我办公室的白色沙发上坐下来。他僵硬地坐着，拳头压在膝盖上。我从未见过杰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紧张。我们靠得非常近，我可以轻易地察觉到他的痛苦，但他的思绪已经远去，迷失了方向。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银色贵宾犬——苔丝，正立在我的办公桌旁，就像房间里第二尊活的塑像一样。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尝试和他沟通。在开始部分，我会介绍一下自己并分享我的经历和方法。有时候，我会直接调查并确认把病人带到办公室的感受。对于杰森，关键是不能操之过急地让他接受太多信息，也不能打击他脆弱的内心。他完全自我封闭着。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给他安全感，让他能冒着危险，向我展示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我必须注意我对危险发出警告信号的肢体语言，而不让我的恐惧影响我的能力。

“我怎样才能帮到您？”我问。

他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眨眼。他让我想起了神话或民间故事中一个变成了石头的人物。有什么魔法能让他重获自由呢？

“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呢？”我问。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总是会在第一次见面时问我的病人这个问题。我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动力去转变原来的想法。为什么在所有的日子中选择今天？他们想好开始和我一起解决问题了吗？为什么今天不同于昨天、上周或去年？为什么今天不同于明天？有时痛苦推动着我们，有时希望牵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何时开始面对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不只是问一个问题，而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的一只眼睛不安地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

“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再次询问道。

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一股不确定的感觉使我的身体紧张起来，意识也脆弱起来。在这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这面对面的两个人，都是那么脆弱。我们挣扎着找到痛苦的根源，找到治愈的办法，就像完成一场冒险。杰森不是因为正式的转诊而到来，看来他是自愿到我的办公室来的。但我从临床和个人经验中知道，即使有人选择了治疗，他还是会保持多年的自我封闭状态。

鉴于他所表现出的症状如此严重，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对他展开治疗，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推荐给我的同事，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的首席精神病医生——哈罗德·柯尔默博士。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曾是我做博士研究工作的地方。哈罗德·柯尔默博士会让杰森入院治疗，诊断他的紧张症，并可能使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如氟哌啶醇。我能想象到杰森穿着病人服，目光仍然呆滞，身体非常紧张，肌肉痉挛的样子。这些症状经常是药物治疗精神病后的副作用。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科同事的专业知识和那些拯救生命的药物可以治疗杰森的病，但是如果有机会使用干预治疗方法，我就不建议住院治疗。我担心如果不首先尝试其他治疗方法，而直接让杰森住院和服用药物，他会转变成另一种麻木状态。当神经系统发出信号时，僵硬的身体会因运动障碍而不自主地运动——不协调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抽搐。这是身体在没有大脑允许的情况下运动的信号。然而，无论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他的痛苦都有可能被药物所减轻。药物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无论他自己感觉是好了还是比以前差了，就算我们错误地认为他有好转，都不得不面对他最终不可能痊愈的事实。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些。杰森依然僵硬地坐在我的沙发上，虽然他是自愿来我这里，但他的内心仍然被囚禁，未能解开。我只有一个小时，一次的机会。我可以接触到他的内心吗？我能不能帮他化解他的暴力倾向呢？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就像空调一阵阵地吹过我的皮肤一样。我可以帮助他意识到，解开他烦恼和痛苦，通往自由的钥匙就在他自己手上吗？我当时不知道，如果那天我没能打开杰森的心扉，那么他的命运就会比进入医院的病房更糟糕——在真正的监狱里，在那里等死。我只知道我必须尝试。

在我研究杰森的时候，我知道要到达他的内心，我不会用情感的语言。我会用一种军人觉得更舒适、更熟悉的语言和他交流。我会下命令。我感觉到能打开他心扉的唯一希望，就是让血液流过他的身体。

“我们去散步。”我说。我没有问。我给的是命令。“上校，我们现在就带苔丝去公园。”

杰森惊慌失措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女人，一个陌生人，用浓重的匈牙利口音告诉他该怎么做。我能看到他四处张望，心里想：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但他是个好士兵。他站了起来。

“好的，夫人。”他说，“好的，夫人。”

我很快就发现杰森创伤的根源。尽管我们有明显的不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知道暴力，我们都知道惊呆是什么感觉。我自身也带着一个深深的伤口，以至于多年以来，我也无法把它完完全全地告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