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如同奥康纳大法官通常以吝啬的方式支持平等一样，裁决结果的确帮助了女性——也是以非常吝啬的方式。最高司法机关认为，如同过去的种族歧视一样，性骚扰具有可诉性——即使加害人只是让受害者遭受痛苦，而没有使其丢失工作。银行与米歇尔·文森达成了和解，她用一部分赔偿金去护理学院深造，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几年之后，西德尼·泰勒于1988年被指控侵吞银行存款，这一次银行终于注意到了他，并且解雇了他。伯格即将退休，伦奎斯特加入了多数派。据说，伦奎斯特不希望人们认为他支持性别歧视行为仅是因为他要接替伯格成为首席。不过，几年来下级法院一直在苦苦探索，试图解决在纯粹的性骚扰案件中，基于“代理关系的一般原则”，雇员应当证明至何种程度，即可以判定雇主承担责任？在芝加哥上诉法院，由全部十一位法官听审的一起案件，最终产生了八种不同的意见！拜托了，奥康纳大法官，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做呢？

就在沃伦·伯格退休之前，奥康纳的“守护天使”——组织鲍威尔游艇之旅的约翰·德里格斯携妻来到华盛顿特区拜访奥康纳。他们共进早餐，奥康纳大法官之后要去工作。她询问客人，你们愿意去法院旁听一次开庭吗？谁会拒绝这样的邀请？当他们在法官客人区域就座时，送信人捎来了一张来自首席大法官的便条，邀请他们庭审后去他的办公室。德里格斯夫妇来到伯格办公室后，首席大法官正等着向他们讲述那年的游艇之旅所带来的伟大成果。他说，奥康纳大法官为最高法院锦上添花。他行使自己作为首席大法官的权力，面对非常重要的案件时选择她撰写意见，就是因为他非常看重奥康纳。伯格如此承认非常奇怪，因为长期以来他被指责滥用撰写意见的分配权，违反了机构中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并非真实。即使奥康纳已经来到最高法院五年，也发生了多次首席大法官在意识到自己可能处于少数意见时突然改变立场的情况，但伯格始终没有指派过奥康纳在任何重大案件中撰写法院意见。回想起那些年，正如奥康纳一名书记官的讽刺，“噢，天哪，又是一件税务案子！多谢，伯格大法官。”1986年，威廉·伦奎斯特在沃伦·伯格退休后继任，里根总统任命保守派的上诉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填补最高法院的席位空缺。

巧妙处理平权运动分歧

在平权运动舞台上，女性角色总是微不足道。平权运动是抵制种族隔离运动中最容易攻击的目标。伯明翰市的“公牛”·康纳（bullconnor）放出的狗还有消防水管占据着60年代中期的晚报版面，人们很难听到呼吁合法隔离回归的主流呼声。不过，法律之外的社会现象——居住隔离、工作年资、可以溯源至奴隶制时期的贫困——确保了大多数种族隔离在无须执法者介入的情况下得以存续。

但当州立大学等机构开始致力于通过诸如平权运动项目来克服这些遗留问题时，一股强大且自以为是的阻力几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基于种族优先权？可耻！平权运动具备抵制运动想要的一切。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等地的项目中，聪明的白人男性处于不利地位。第一原告艾伦·巴克（allanbakke）好像就是当时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舆论制造者。这个范围的另一端，在车间中将属于工人阶级的白人男性置于不利地位，是尼克松政治战略的首要目标，即后来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reagandemocrats）。挑战平权运动的智囊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最初案件——几乎也是后来三十多年里的所有案件——的关注点都是种族问题。巴克反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在高等教育中考量种族因素，一位名叫韦伯（weber）的钢铁工人则对一项雇主联盟培训计划提出疑问，该计划旨在将更多黑人安排至熟练工种岗位。平权运动案件使最高法院产生严重分歧，鲍威尔和斯图亚特在支持和反对平权运动之间摇摆不定。对于平权运动，最高法院从未达成过多数赞成意见——由衷地将其作为纠正过去或重塑未来的一种方式，但也从未达成过彻底的多数反对意见——将其视为对白人男性公民权利的侵犯。法官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过于细致，如雇主是否真的实施了侵权行为、雇主是类似公共还是私营性质、平权措施涉及招聘问题还是解雇问题——以至于没有一个案件能够对未来案件的裁决发挥指引作用。巴克案是首例平权运动案件，任何大法官的意见都没有形成多数。技术层面上，它的投票结果是4∶1∶4。简直一团乱！

在奥康纳任期的第五年，首例女性平权运动案件，约翰逊诉圣克拉拉交通局（johnsonv.santaclaratransportationauthority）一案上诉至最高法院。交通局采纳了一项平权运动计划，允许将性别作为晋升的考虑因素；此后不久，交通局第一次将一名女性晋升至总调度员的职位，从而把这一领域内的男女比例从238∶0降为237∶1。约翰逊是一名男员工，他在评分中比最终获得晋升的女员工高两分，他提起诉讼，认为平权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歧视，违背了《民权法案》。

平权运动挥之不去的问题就是“合法的女权主义”。金斯伯格的伟大胜利常常挑战了那些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女性的方案，如给予她们遗属抚恤金的优待，或者为寡妇创设税收减免政策。但金斯伯格十分清楚，和所有规制女性的法律一样，平权运动必须放入实际情境中考察。历史上，所有善意、有益的事物结果是把女性禁锢在牢笼之中，如设置女性工作时间的最高限制、拒绝她们担任陪审员。当女性被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职业拒之门外，并被期望成为护工、称职驾驶员，或者更有甚者，只是被一贯认知为低层次人群时，就不能说她们从所谓的“利益”中真正获益了。她们的目标就是要打开这些机会的大门。

然而，平权运动的效果并不是让女性被禁锢在所谓美德和需要依附的传统模式里，而是为她们开启新世界。因此金斯伯格愿意认真思考平权运动的优点。特别是平权运动兴起的导火索就是长时间以来雇主公然歧视女性。金斯伯格最讨厌的就是面试，这也是约翰逊一案中那位被晋升的女性落败的环节。

对约翰逊一案进行表决时，自由派的四位大法官——布伦南、马歇尔、布莱克门和史蒂文斯——都曾引导奥康纳和鲍威尔支持平权运动。现在的首席大法官不再是伯格，而是伦奎斯特，他诚实地加入了少数派，并因此丧失了指派意见撰写权。布伦南，这位多数意见中的自由派资深大法官，决定自己撰写意见。

奥康纳和鲍威尔对于布伦南来说都至关重要。他非常想在这场激烈角逐中获得六票的稳固多数意见，并避免出现大量细枝末节上的意见分歧。最坏的情况是，通常总是达成一致的这两位大法官，如果其中一位反对，那么另一位就会危及布伦南的多数意见。

布伦南给出意见初稿后，事情变得很明朗了，奥康纳成为布伦南的主要顾虑。奥康纳希望，只有雇主过去行为恶劣至违背《民权法案》的程度，才能将平权措施作为救济形式。这个案件中她问自己，在交通局采纳平权运动计划之前，女性员工是否能够以性别歧视导致238名技术员工中没有一位女性为由起诉？奥康纳大法官认为，当然有权。或许她回忆起了多年前，在《民权法案》尚未出台时，她被仅接受男性的律师事务所粗暴拒绝的情景。

布伦南确实不想为了维护一场自发的平权运动项目，而要求雇主承认此前的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哪一家公司会承认呢？布伦南接受了鲍威尔提出的琐碎修改意见，也失去了奥康纳的支持。多数派意见只要求雇主纠正工作场合中的“明显不均衡”。奥康纳提交了一份独立意见，为论证平权运动的正当性建立了严苛标准：“雇主必须有坚实基础，相信补救措施是必要的。如果统计数据中所显示的差异足以支持雇员提出的诉讼请求，那么就可以认定存在雇主必须补救的坚实基础。这种依据《民权法案》第七章提出诉求的雇员则是歧视诉讼模型或实践中的平权运动计划的受益者。”

由于鲍威尔给了布伦南第五票，奥康纳在约翰逊一案中的意见就只能成为一种技术上的警告。然而，约翰逊案判决作出后不久，鲍威尔离开了最高法院。随后几年里，随着大多数自由派大法官的离开，平权运动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而奥康纳也日趋保守。尽管在最高法院工作的最后几年中，她都是保全平权运动至关重要的第五票，但随后也退休了。

她并不是呼吁社会变革的最强音。对于女性的最好结果可能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能够鼓励企业协助改变世界，而非女性持续起诉他们去贯彻最高法院设立的平等规则。奥康纳在关于平权运动的协同意见中主张，雇主不负有进行社会变革的责任，这正如她在性骚扰案件中责任认定方面的意见一样。雇主被禁止按照平权标准补救历史上形成的性别隔离——除非这种隔离曾是雇主所积极主动采取的非法措施，所以大多数雇主就干脆对女性什么都不做了，以防他们不得已承认曾经违背过《民权法案》。由于不承担防止性骚扰的严格责任，雇主也就没有动力教育其员工不要在工作场合进行不当行为。

在性骚扰领域，最高法院最终还是超越了奥康纳的吝啬意见，使女性雇员能够更容易地让其雇主承担性骚扰的责任。然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的数年间，女性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诉讼中为每一寸进步极力奋斗，并在启动社会变革的这场诉讼战役中，将老板视为自己的对手。

不过，只要奥康纳还掌有关键的第五票，大法官们就绝不会禁止平权运动。虽然法律原则有些不合逻辑，但不计其数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是获得了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如果最高法院将平权运动作为逆向歧视给予打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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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直至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黑人为争取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而发起的群众性斗争运动。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冲突事件，比如1963年的伯明翰事件。当时在伯明翰，1000多名学生聚集到教堂准备开始组织游行，时任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康纳放狗咬人，将市政消防栓打开，冲向学生。电视台对此进行了转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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