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悲剧性的乐观主义”最有力的论据是拉丁文所谓的“偏见式论证”。比如，杰里朗就是“人类大无畏的精神力量”活生生的例证。援引《德克萨克纳报》的报道：“三年前，杰里朗因一场车祸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当时他只有17岁。今天，他能够用嘴叼着笔写字。他通过特制的电话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他通过闭路电视能够听课并参与课堂讨论。他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看电视和写作。”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觉得生活富有意义和目标。我在差点儿丧命的那一天采取的态度成了我对待生活的座右铭：我虽然折断了脖子，但我没有被生活打倒。我已经申请了第一门大学心理学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增强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如果没有那场灾难，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要发现生命的意义，痛苦是不可或缺的呢？不是。我只是坚持一点：尽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说可以通过痛苦找到意义，条件是痛苦难以避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如果它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事，因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变造成你痛苦的处境，那你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态度。残疾不是杰里朗选择的，但他选择了不让厄运摧垮自己。

如我们所见，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去改变让我们遭受磨难的境遇。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知道如何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实验性的证据表明，普通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地利民意调查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

在讨论“三重悲剧”第二个方面即内疚时，我想撇开过去总是吸引我的一个神学概念，即“神秘之罪恶”，指的是由于不能完全追溯到生物学、心理学和（或）社会学原因而在最终的分析中仍然无法解释的犯罪。完全解释一个人的犯罪相当于开脱他的罪过，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人，而是有待修复的机器。即使是罪犯自己也厌恶这种解释，反而更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伊利诺伊州监狱服刑的一名“罪犯”给我写过一封信，谴责“罪犯从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人们总是为犯罪者提供无数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当社会应该为犯罪事件负责时，受害者却往往成为了替罪羊”。我在给圣昆廷的犯人做报告时，告诉他们：“你们跟我一样，也是人，因此你们是自由地做了违法的事情，成了罪人。不过现在你们有责任通过超越罪过、超越自己、重新做人而战胜它。”他们感到我理解他们。曾经服过刑的弗兰克尔·给我写过一张便条，说：“我参加了为出狱的重罪犯开设的意义疗法小组。我们有27人，后来者以我们最初的小组组员为榜样，一直远离监狱。只有一个人又犯了罪——不过他现在也出来了。”

至于集体罪过，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的行为负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二战结束后，我不厌其烦地公开反对集体犯罪的概念。但是，有时要破除人们的迷信需要很多说教技巧。一名美国妇女曾经质问我：“你怎么还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德语）写书？”我反问她，你的厨房里有菜刀吗？她回答说有。我就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吃惊地说：“既然许多凶手都是用菜刀杀人，那你干吗还用菜刀呢？”她不再反对我用德语写作了。

悲剧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死亡，但是也涉及生命，因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死亡，而每一时刻都不会再重复。那么，生命的这种短暂性难道不是使我们尽量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刻的最好提示器吗？它肯定是的，因此我提出一个忠告：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

实际上，正确行事的机会和实现某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都受到我们的生命之不可逆转性的影响。但同时，那种潜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这种影响。一旦我们利用了某个机会，实现了某种意义，我们就把事情办成了。我们将它拯救到过去，让它安全地保存在过去之中。在过去，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的，恰恰相反，每样事情都被珍藏得很好。当然，人们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暂，而忽视和忘记了过去的辉煌，在那里他们收获过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诺言、付出的爱及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过的磨难。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理由去怜悯老年人。相反，年轻人应该嫉妒老年人。虽然老年人没有了机会、没有了将来的可能性，但他们拥有比这多得多的财富。他们拥有保存在过去的成就——那些他们已经实现了的潜力和已经完成了的意义——而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从过去夺走这些财富。

鉴于人们仍有可能在磨难中找到意义，那么生命之意义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潜在意义上讲是这样。无条件的意义伴随着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人的尊严具有了持久性。正如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个人的价值也一直与他（她）同在，因为这是基于他或她过去实现了的价值，而不论他或她现在是否还有用。

还有，人的有用性是从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角度来定义的。但是，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这种差别，认为个人的价值仅仅源于他当下是否有用，那么，请相信我，这种人也许不会像希特勒那样，但有可能用安乐死的方式执行屠杀，也就是“慈善”地杀死所有那些因年迈、疾病、精神障碍或其他各种疾患而丧失社会有用性的人。

将人的尊严与有用性混为一谈，是概念混乱，而这种混乱反过来可追溯到当下泛滥的虚无主义思潮。即便在训练分析的场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虚无主义不仅狡辩存在是虚无，甚至声称一切都无意义。乔治·a.斯塔根特在推广“习得的无意义”概念时所言是对的。他记得某位分析师对他说过：“乔治，你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个玩笑。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是偶然。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把自己当个人是多么傻。宇宙之中没有任何宏伟的目的，它不过是存在而已。你今天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不能将这个批评普遍化。从原则上讲，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是如此，治疗师就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使患者摆脱虚无主义，而不是向其灌输犬儒主义以对抗虚无主义。

意义疗法甚至与其他心理分析学派所规定的训练和特许条件是一致的。换言之，你可以冲着狼嚎叫，但你在这样做时应当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背离意义疗法对人的基本观念和生命哲学原则的内在认识。伊丽莎白·s.卢卡斯曾经说过：“在整个心理分析史上，没有哪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么切合实际。”有鉴于此，信守它并不难。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1980年11月6～8日），我不光强调要使心理治疗重归人性化，还提出要使意义疗法“去权威化”。我不想培养学舌的鹦鹉，而是想将“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之火炬传递下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猡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你们也许会责怪我举了这样极端而违反常理的例子。但是，“所有伟大事情之难以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当然，你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圣人”？难道援引“体面的普通人”不够吗？的确，圣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总是少数。不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加入他们的少数派。虽然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会越变越糟。

所以，让我们警觉起来——从两个方面：

因为有了奥斯维辛，我们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

因为有了广岛，我们知道人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

译者注：犬儒主义，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主张清心寡欲，鄙视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