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看看“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该怎样理解。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身处“三重悲剧”当中仍然并且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而所谓“三重悲剧”在意义疗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1）痛苦；（2）内疚；（3）死亡。本章提出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人怎样才能乐观地生活下去？换言之，虽然生活充满了悲惨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够保持潜在的意义呢？总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对生活说‘是’”（引用我用德文写的一本书的题记），就是假定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假定人的创造力会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或建设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不过，应该记住的是，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对这种理由的需求在人类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当中同样适用和存在。如果你想让某人笑，那你需要给他一个笑的理由，比如讲个笑话。要是你催促他笑，或让他催促自己笑，那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正笑起来的。若是那样，无异于大家在照相机前齐声说“茄子”，只会在照片上显示出笑的模样，但那样的笑容是僵化而不自然的。

在意义疗法中，这样的行为模式被称为“过度意念”。它在性神经官能症（不论是性冷淡还是性无能）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患者如果不是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地去追求性高潮，那么这种追求反而会让他得不到性快乐。说实话，所谓“快乐原则”实在是让人扫兴的。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如果某人追寻意义的努力最终失败了，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比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像战俘营或集中营那样极端的处境。首先，正如那些美国军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会形成一种所谓的“放弃综合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人早晨5点拒绝起床干活，而是赖在牢房里，呆在满是屎尿的草垫子上。无论你警告还是威胁，统统都不管用。然后他们一般会拿出一支藏好的烟，开始抽。那一刻，你会明白：他会在48小时内死亡。意义的导向减弱了，结果是对即时快乐的追求占了上风。

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类似现象，就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没有前途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借以寻求安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亚罗姆在《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帕罗阿托，这个数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关统计表明，在维也纳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

至于这种无意义感的原因，有人会说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目标却没有了。当然，也有人还吃不饱饭。我特别关注那些失业的人们。50年前，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那些患有我称为“失业型神经官能症”的年轻抑郁症患者。当时，我发现这一病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结果，只要我成功地说服患者加入青年志愿者组织、接受成人教育或访问公共图书馆等等——换句话说，只要他们能用不花钱但有意义的活动填补大量空闲时间——他们的抑郁症状就消失了，虽然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肚子仍然挨饿。的确，人不是光靠福利活着。

失业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是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引起的，还有一些抑郁症是由心理原因或生化条件导致的，相应地，我们应分别给予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但是，只要是和无意义感有关的，我们都不要忽视或忘记一点，那就是，它不是一个病理问题，而是神经官能症的反应和表现，我甚至说是人性的体现。但是，虽然它并非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但会导致病态反应，也就是说它潜在着病理性反应。看看年轻人当中普遍流行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吧。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毋庸置疑，并非每一例抑郁症都是源于无意义感，抑郁有时导致的自杀也不都是因为存在之虚无。但是，即便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出于无意义感，如果自杀者意识到某种意义的存在，他也会克制住终止自己生命的冲动。

既然一种强烈的意义导向在预防自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对那些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应如何进行干预呢？我开始职业生涯不久，在奥地利最大的国立医院干了四年，负责收治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病室，那些病人都有过自杀企图。在那四年间，我大概处理过12000名患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当我遇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时，都会从他们的治疗经验中得到启发。我会向患者解释，那些自杀未遂的人后来都反复跟我讲没有死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数月或数年后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我接着对患者说：“即便一千个患者中只有一个出现了这样的转机，谁敢保证这种转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得活到那一天，所以你应该活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就有责任活下去。”

至于集体神经官能症的第二大表现——侵犯——让我讲讲卡罗琳·伍德·谢丽芙曾经做过的一项实验。她曾让两组年轻人互殴，发现当他们致力于某个集体目标时——比如把运送食物的马车从泥泞中拖出来，互殴就慢慢停止了。他们会马上为一个不得不集体实现的意义而团结起来。

关于第三种情况即成瘾依赖，我想到安妮玛丽亚·冯·福斯特梅耶做出的结论，即90%的酒精依赖患者都有深刻的无意义感，斯坦利·克里坡纳的研究则表明，100%的毒品依赖患者认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澄清，意义治疗师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必须要面对的所有单个情境中内在和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将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阐述，虽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总体意义也是存在的。做个类比，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它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但是在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前，整个电影的意义是不能确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每个镜头的意义，那么对整个电影的意义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濒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事实仍然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及对意义的认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或是藏在象牙塔里的。我对意义的认识——个人对特定情境的认识——介于卡尔·布勒尔概念中的“阿哈体验”与马克斯·维黑莫尔理论中“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对意义的认识与经典的“完形”不同，因为后者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人是如何找到意义的呢？正如夏洛特·布勒尔所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研究那些看来找到了生命意义的人和那些没有找到这种意义的人的生活。”除了这种图画式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生物学方法。意义疗法认为，良知是一种提示器，能够指示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前进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良知必须仔细衡量所处情境，按照一套标准和价值系统去评价它。但是，这些价值不能在意识层面上被我们发掘和采用，它们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它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植根于生物学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可能抱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提出“生物学优先”的概念，当讨论我关于价值形成过程之生物性基础的观点时，他饶有兴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无论如何，假如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传之中。

正如意义疗法所宣扬的，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发现意义疗法中“体验同成功一样都具有价值的观念，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过度强调以内心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成功的做法”。

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他能够把个人悲剧转化为胜利。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表示希望意义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抵抗20世纪美国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在这种文化中，不可治愈的受害者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而认为它是耻辱，这导致他们不但不幸福，还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耻”。

我在一家综合性医院神经官能症科工作了25年，亲眼目睹了病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困苦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此外，我们也能找到经验证据以支持这种人可以在痛苦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那些公开表示被俘期间虽然感到非常紧张——充满了虐待、疾病和营养不良及单独监禁——但是仍然从被俘经验中获得有益启发的越战战俘的数量之多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