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在一次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很明显，格林布莱特想创办一个黑客类型的公司，而且要拥有公司的管理权。这是一个尴尬的要求，正如奈特所说，“实验室长期以来都信奉平等自由的原则，这主要是基于多年形成的对黑客技术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但是，对于我们公司，平等自由并不是好事情。对于许多人，格林布莱特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奈特说：“坦白地讲，我认为他并不能胜任总裁这个职位。”

诺夫斯科说：“我们都劝他改变这种观点，接受大家平等的观念，这样我们可以享受专业管理。但是，他拒绝接受。于是，我们问了房间里属于技术组的每个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格林布莱特需要）的条件，每个人都说他们不想进入这种冒险的公司。”

现在形成对峙局面。很多黑客都不支持格林布莱特这位lisp计算机之父。诺夫斯科和其他人表示，他们给格林布莱特一年的时间创办他自己的公司，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发现，格林布莱特和他领导的黑客创办的lisp机器公司（lmi）并没有取得“胜利”，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具有浓厚资本化气息的公司，取名为symbolics。格林布莱特曾经为lisp计算机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现在生产和销售这个机器，觉得很过意不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lmi公司的人感觉被出卖了，每次提起这次分裂，格林布莱特的口气就会变得缓慢，开始支支吾吾，想办法转移话题。痛苦的分裂是做生意时经常会发生的，或者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投入感情后分开，也会很痛苦，但是在黑客的生活中，不会出现这样痛苦的分裂。

ai实验室变成两种观点和两个公司之间的虚拟战场，尤其是symbolics公司，挖走了ai实验室的很多黑客。比尔·高斯珀那段时间在斯坦福大学和施乐公司工作，最后也加入了位于帕罗奥图的symbolics公司这个新的研究中心。当symbolics公司抱怨ai实验室的人员与lmi公司的员工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时（他们觉得mit给lmi的兼职人员发薪水，这样等于资助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些黑客仍然和ai实验室有联系，包括格林布莱特，不得不做出让步。

每个人都感觉很痛苦，当两家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生产出类似的机器时，很明显，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格林布莱特在商业计划上做了一些妥协——例如，与mit公司进行合作，获得了得州仪器公司的支持，作为交换，他们为该公司提供了1/4的货物——这样，公司才得以生存。symbolics公司更加大方，它聘请了很多黑客精英，甚至和mit签订协议，向其出售计算机。最糟糕的是，在黑客的理想社区中，用爱德·弗雷德金的话说，“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不再只是泛泛之交了。“我很喜欢与（格林布莱特）交谈，”高斯珀说，他代表了很多symbolics公司的黑客的想法，这些人实际上与那些权威的黑客是同时代的，但是，他们的信息沟通被切断了。“他把我扔进了坏孩子堆里，我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我觉得很抱歉，我觉得他们这次是对的。”

但是，即使公司的员工互相交流时，他们也从不讨论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所发现的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秘密。这些秘密是商业机密，不能让竞争的公司看到。但是，通过在这些公司工作，追求纯粹的黑客氛围的那些黑客已经放弃了黑客道德中关键的要素：信息的自由流通。计算机内部的世界被外部世界同化了。

这次分裂影响到了ai实验室，理查德·斯托曼是受这次分裂的影响最大的人。他对实验室在支持黑客道德方面的失败而感到悲哀。rms告诉陌生人他看见自己的爱人死了，又谈了一会，这个陌生人才发现这个瘦弱而悲伤的年轻人指的是制度的灭亡，而不是一个不幸丧生的新娘。

斯托曼后来把他的感受写入计算机中：

我不愿意回忆那段时光，现在留在实验室里的人是一些教授、学生和没有黑客经验的研究人员，他们不知道怎么维修系统或硬件，而且也不想知道。机器总是出故障，却没有人修理。有时就只能淘汰这些机器。软件中需要的更改也无法进行。基于这种情况，那些不是黑客的人就会求助于商业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授权协议。晚上的时候，我经常在实验室的房间里溜达，以前房间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思考问题，而现在这里却空空荡荡。“天啊，我可怜的ai实验室，你即将死亡而我却不能挽救你。”每个人都觉得即使他们培养更多的黑客，symbolics公司也会把他们挖走，所以，这似乎不值得一试，整个文化毁灭了sup43/sup。

斯托曼觉得很可惜的是，以前大家经常互相拜访，在晚餐时间打电话，找一帮人去吃中餐，而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联系了。他会拨打ai实验室的号码，最后四位数是6765（20的斐波纳契数，人们以前的记录方式，反映了一些早期的随机数学黑客发明的数字的特点），而现在找不到人一起吃饭谈心了。

理查德·斯托曼觉得自己已经找出了破坏实验室的罪魁祸首：symbolics公司。他发誓：“我决不用symbolics公司的lisp机器，也不会帮助其他人使用这种机器，我不会和symbolics公司的任何员工和合作伙伴打交道。”另外，他也不喜欢格林布莱特的lmi公司，因为这个公司以销售电脑程序为生，而斯托曼觉得电脑程序应该是免费的，他觉得lmi公司不想伤害ai实验室。但是，在斯托曼看来，symbolics公司正在蓄意夺取ai实验室的黑客，不让他们主宰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为公众服务。

斯托曼想要实施反击。他的攻击目标是lisp系统，一开始，mit、lmi公司和symbolics公司可以共享这个系统。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symbolics公司坚称自己公司开发的产品应该属于私有资产。为什么symbolics公司的黑客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却让lmi公司从中获利呢？因此，他们不想再与他人分享。这两个公司没有齐心协力地开发了一个出色的操作系统，而是各自独立开发，虽然他们都是在提高产品性能，但两家公司做着一样的事情，导致了重复和浪费。

这是rms报仇雪恨的机会。他把对lmi公司的疑虑放在一边，与它进行合作。因为他仍然在mit和symbolics公司工作，在mit计算机上安装新功能，斯托曼仔细地重建每一个新功能，或修复小错误。然后他就会思考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自己调试程序，然后把自己的程序放在lmi机器上运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仅要复制这些新功能，而且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实现程序。他说：“我不觉得复制代码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复制了他们的代码，他们就会控告lmi公司，因此，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实现程序。”就像约翰·亨利一样，在1982年和1983年期间，rms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代码相当于十几个一流水平的黑客的工作量。格林布莱特说：“他比一群黑客加到一起还要出色。”

symbolics公司的一些黑客并没有抱怨斯托曼的做法，但是他们不同意斯托曼在实现过程中用到的一些技术。比尔·高斯珀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拿自己开玩笑。”他不知道应该忠于symbolics公司，还是应该欣赏斯托曼的高深黑客技术。他接着说。“或者，这件事是否公平。我可以看见斯托曼编写的程序，我可能会认为这个程序并不好（或许我没觉着它不好，但其他人的观点会使我确信这个程序是糟糕的），我仍然会说。‘大家安静——斯托曼整个晚上都没有和任何人讨论如何开发程序。他是自己完成这个程序的！这多么难以置信啊！’”

symbolics公司的总裁拉塞尔·诺夫斯科并不像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那样崇拜斯托曼。他坐在symbolics公司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比一英里之外摇摇欲坠的lmi总部要舒服一些，装修得很豪华，他与斯托曼交谈时，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专注的表情。“我们想为我们的操作系统开发一个程序，或者说是一个增强版本，并在操作系统上运行它，项目的周期是3个月，按照我们和mit的协议，把这个程序交给他们开发。接下来，（斯托曼）把这个系统和以前的系统对比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在lmi计算机）上重新实现它。他把这种做法称为逆向工程，我们称之为商业窃密。mit不会怀疑他有什么目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功能（交给mit）去实现。唯一会怀疑他的目的的对象是格林布莱特公司的人。”

这正是他的目的。斯托曼并不奢望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改善整个电脑行业。他已经认识到ai实验室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以牙还牙。他知道他不能一直这样做下去。他为自己定了一个期限：1983年底。1983年以后，他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名黑客。他说：“ai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它是一个平等的机构，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机构。如果我告诉人们，不用在电脑中设置安全功能，没有人会一直删除你的文件，老板不会阻止你做的事情，至少我可以指着ai实验室说：‘看，我们就是这样的。欢迎使用我们的电脑！看吧！’但是，我已经没法这样说了。没有了这个示例，没有人会相信我。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将从哪里开始呢？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最后的亚希人易希》（ishi,thelastyahi），内容讲述的是印第安部落的唯一幸存者的故事，他一开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慢慢地，他的家人一个个都去世了。”

这就是理查德·斯托曼的感受，就像易希一样。

rms说：“我就是垂死的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世了。”

理查德·斯托曼离开了mit，但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编写一个在流行的专用电脑操作系统unix，把这个系统免费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他开发gnu程序（表示gnuisnotunix），表明他能够“继续使用电脑，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可见，虽然黑客道德曾经在mit受到大家的推崇，但是，它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他意识到通过很多小事（像他做的那样）可以把黑客道德传播到外部的世界，从而让黑客道德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斯托曼所能做的就是就加入到现实生活中的黑客主义的大量活动中，因为黑客主义是他难以割舍的东西。25年前，黑客主义刚刚在mit出现的时候主要是专注于体验计算机的魅力；吸收、探索和扩展那些迷人的系统的精髓，并利用这些完美的逻辑系统来创造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正是这些目标吸引了李·费尔森斯坦和一些硬件黑客从阿尔伯克基来到加州海湾地区。这些黑客的行动产生了快乐的副产品，也就是个人电脑产业，向千千万万人展示了电脑的魅力。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新电脑用户体验到了mit黑客的激情，不过，每个人有机会体验它……很多人都可以窥探到电脑的神奇魔力。这可以扩展他们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学习新的事物，当然，如果他接受，还可以了解黑客道德。

随着计算机改革在硅脂、金钱、大肆宣传和理想主义方面的螺旋式发展，黑客道德可能变得不再那么纯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外部世界的价值观产生冲突。但是，每次用户打开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生动的文字、想法、图片，有时是利用想象力精心设计的世界——这些电脑程序可以让任何男人（或女人）成为电脑世界的主宰，黑客道德的思想还是得以广泛的传播，有时，那些纯粹的黑客先锋会对他们的后辈感到震惊。例如，比尔·高斯珀就在1983年春天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高斯珀仍然在symbolics公司工作，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在商业部门的程序设计，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他还是那个像代码炼金师一样坐在9楼的pdp-6面前的比尔·高斯珀。凌晨的时候，你可以在帕罗奥图市的皇家大道的二楼办公室里看到他，他破旧的沃尔沃汽车就停在这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的外面，现在只有他的汽车还停在那里，这座小楼就是symbolics公司在美国西海岸的研究中心。高斯珀已到不惑之年，他棱角分明的脸隐藏在他巨大的框架眼镜后面，他的马尾辫垂在后背1/2的位置。他还在钻研《life》游戏，当他在lisp计算机上延续了数十亿代《life》殖民地时，他感觉非常开心。

高斯珀说：“当我去看《绝地归来》的时候，我感觉非常惊讶，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我问他为什么他来看这部电影，他说：‘哦，我基本上是一个黑客。’我差点跌倒在地。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狂妄的言语了。”

当然，这位少年没有吹牛，只是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三代黑客。将来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

对于像李·费尔森斯坦这样的先行者来说，黑客成员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是他们的目标。李·费尔森斯坦是sol和奥斯本1的设计师以及communtymemory项目的共同创办人，他还是他自己假想出来的海因莱因小说中的英雄，这一切无不展示出他的创造力，而且，他亲眼看到了繁荣所产生的效应，真切地看到繁荣的局限性和一些微妙之处。他在奥斯本赚了钱以后，却看到这些资金又很快地消失了，由于混乱的管理和对市场的过于自信导致osbornecomputer公司在1983年的几个月时间就破产了。他没有为财富的损失而懊恼，相反，他很骄傲地说，“大型机（hulkinggiant，可能是有牧师才能接近它）力量无穷的神话已经破灭了。我们可以放弃对机器的膜拜。”

李·费尔森斯坦学会了熟练地穿西装，向女孩献殷勤，取悦观众。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电脑及其对用户的影响。他在计划下一步的工作。在osbornecomputer公司破产后不久，他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需要找到电脑和用户之间一个更共生的关系。一个神话破灭了，你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神话。我想看到你们如何设计未来，创造未来。”

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第一场战役——为用户提供电脑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如他所说的，第三代黑客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游戏设计超级明星，更是一种文化英雄，他们突破限制并探索电脑系统。在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战争游戏》中，主人公就是第三代黑客，他没有斯图尔特·尼尔森或嘎吱船长的高超技术，而是凭借亲自动手尝试的好奇心进入电脑系统，这是电脑传播黑客道德的又一例证。

费尔森斯坦说：“技术绝不仅仅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它还是人们思想的展现。《战争游戏》等游戏所缔造的神话无疑是众多平庸产物当中的成功者。（神话）说明了传统智慧和常识未必尽然。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可能是人类的人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仅仅）是活着，而人性更加珍贵，也更加脆弱。所以我们必须要向那些墨守战规的文化挑战，用我们自身的创造力向它挑战。要并且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去取得突破……这才是实质。”

当然，这就是黑客道德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