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byte》杂志上做了个广告，几天后他就有50美元入账。有些人寄来10美元或更多，对他说5美元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有的人给他寄来了5美元，并附上一张便笺，说无需给他发货，因为该人已经从朋友处复制了一份。皮特曼每天不停地邮寄软件副本。他的成本包括12美分的纸带介质，50美分印制自己写的手册。晚上，他坐在自己小家的沙发上，一边收听圣何塞基督教广播电台的广播或基督教大会上发言的录音磁带，一边折叠纸带介质。渐渐地，他已能熟练地将长长的纸带每8英寸一折，绝无偏差。之后，皮特曼就到邮局将包裹寄出。所有这一切全凭手工完成，他的妻子也会从旁协助，不过她对这种来钱的方式一直半信半疑。

这次成功标志着黑客主义的胜利，但汤姆·皮特曼并没有停滞不前。他还想跟别人分享他的经验，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大家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发展壮大。后来，他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做了一次报告，当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的时候，李·费尔森斯坦发现他的身体有些僵硬。为了让他尽量放松，李·费尔森斯坦于是对他说：“大家叫你小汤姆·皮特曼，可是你一点也不像，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在公共场合缺乏应变才能，他只是笑了一下，没有任何其他表示。可是，就在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活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一会儿扭向这边，一会儿又扭向那边，说到关键处，连胳膊也忍不住在空中挥舞起来。这种前后的反差颇有戏剧性：平时他沉默寡言、潜心钻研技术问题，现在却以发自肺腑的开放心态大谈特谈一件明显对他极为重要的事情：信息的自由传播。

完成tinybasic后不久，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宣布他计划编写用于微型计算机的fortran语言，每份副本仅售25美元。这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需要他全身心地投入的事业。正当他紧锣密鼓地置身于工作当中时，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我妻子（她实际上嫁给了计算机）离我而去了。她决心绝不和一个痴迷计算机的人维持婚姻。”

这种变故很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都曾经历过，特别是那些起初用花言巧语赢得女人芳心的黑客，他们的下场莫不如此。“我可以说，计算机爱好者的离婚率很高——至少对我来说确实如此。”仑登·弗伦奇后来这样解嘲道。离婚并没有使汤姆·皮特曼的生活变得简单。他根本没有心情完成fortran语言的编写工作。他一次次地反思自己为计算机所付出的一切，探究到底这种付出的动力何在，然后静下心来写了点东西：这次不是用机器语言，而是用英语。

他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是deusexmachinasup/sup，还是真正的计算机爱好者”（其中“计算机爱好者”完全可以用“黑客”一词替代）。究竟是什么把硅谷的硬件黑客和剑桥的人工智能黑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该文对这一原因做了生动的阐述。他描述了当黑客钻研并制作出了一些东西时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瞬间，”他写道，“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认为自己获得了某种满足感。当上帝创造出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接着，他把计算机爱好者（即硬件黑客）的信念归结如下，这些东西对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的了sup28/sup：

和计算机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有意思多了。我喜欢整天泡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不出来。打打游戏，写点程序或亲自动手构建新部件都很开心。想通过灯光闪烁的方式或无线电波推断出计算机正在运行哪段程序更能让人乐此不疲。相比之下，每天（人与人之间）枯燥的交谈简直无聊透了。

至于当前的计算机，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指望它能为人类做这做那（比如：更多的存储器、更快的速度、更强大的外设、更完善的basic语言、更先进的cpu，同时降低总线的噪声、进一步调试程序、推出功能更强大的编辑器和功率更高的电源等）。

根本不必购买这个软件包或那块电路板：我设计的比那些更好。

俱乐部的聚会场场不落。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只言片语，其他人会怎样解决那个困扰了你两周的问题……这些是我最想知道的。当然，他们可能拥有某些免费软件。

说到这里，皮特曼的口气忽然变了。他竭力让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信条之外也有特例，证明他一直是这个俱乐部的忠实参与者，也目睹了出现的种种问题。他逐条列出了钻研计算机过程中的一个个荒唐故事，最后总结道：“现在，计算机已经从不见天日的深窟中走进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假如你愿意，它将占据你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假期。它会让你倾尽所有，朝思暮想。它会让你的爱人离你而去，朋友也会觉得你越来越乏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受到婚姻破裂的打击以后，汤姆·皮特曼决心改变他的习惯。他确实做到了。对这一转变他后来说：“现在我可以休息一整天。周日也不开机。”

“至于其他6天，我会没日没夜地工作。”

李·费尔森斯坦白从担任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主持人后重新积聚了信心，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他的愿望非常清楚，就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传播信息，让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团体，不论大家是否意识到，进出这个社团都不会有任何门槛。他的目标比摩尔和弗伦奇更加明确：在这场硬件黑客反抗以ibm为代表的垄断势力的战争中，为了获得最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应该采取带有浓郁黑客主义风格的策略。换句话说，这个俱乐部的组织结构永远不会采取官僚体制。

假如想要寻找前车之鉴，他只需看看南方，看一下“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情况便可一目了然。就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第一次集会几个月后，南加州计算机社区便宣告成立了。该社区充分吸纳了这个电子人才集中地区的大量计算机爱好者，使得成员人数迅速飙升至8000人（几乎所有承包国防项目的高技术企业都聚集在南加州）。社区的领导人不满于简单的信息交换：他们希望制定团购计划，发行全国性刊物并期待实现由计算机爱好者支配整个微型计算机业的梦想。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没有设立执委会来商讨俱乐部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并且差不多成立一年以后才将后来的想法追加到俱乐部的宗旨当中；此外，俱乐部没有收取过真正的会费——只是建议大家每年交10美元订阅内容尚可的新闻通讯。而南加州计算机社区则完全采取了另外一套模式，它有个正式的董事会，经常就“社区的本质”所引发的激烈争论而召开例会。不久，南加州计算机社区还出版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杂志，其团购计划也逐渐壮大（每个月达4万美元），最后他们甚至考虑将自己的名称改成“全国计算机社区”。

那位到处兜售处理器技术公司的电路板的鲍勃·马什时不时地搭机参加已经挤得满满的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聚会，还曾一度当了几个月的董事。后来，他对这两个社区的差异做了如下评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相互之间都是半熟脸，每个月仅有两次聚会。它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组织。可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组织堪称严密。那里的人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社区里的政治一团糟，最终毁了这个团体。”谁也说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到底如何，大把的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如团购计划上。这帮人聘请的负责运营那本“华而不实”杂志的编辑竟然决定让该杂志与南加州计算机俱乐部脱钩，然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仍旧以《interfaceage》的名字发行）；接着便引发了一场官司。董事会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种气氛甚至延伸到了俱乐部会员大会上。最后，这个俱乐部还是走向了衰落。

虽然李·费尔森斯坦的计划和南加州计算机社区的领导者一样雄心勃勃，但他却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绝对不能以“跟着领导走”的形式开展。能和鲍勃·马什和汤姆·皮特曼这样的一批人共事他感到非常快乐——他们中部分人在黑客理念的指导下，用他们具备实用价值的产品改变着世界；另外一部分人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做一名纯粹的黑客。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让神奇、神秘的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李·费尔森斯坦在他那间地下室“禅房”曾经体验过的激动。在社会上营造这种氛围有利于激发人们“亲自动手”的本能。在1975年的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engineers，ieee）大会上，李·费尔森斯坦在发言中指出：“业界（当前）的做法不仅冷酷生硬，而且起不到任何作用：设计人员的座右铭是‘天才设计给傻瓜用的东西’，面对没有接受过培训且对设备一无所知的用户时，通行口令是‘请勿动手！’……友好的方式是什么，我建议要根据用户学习使用设备、控制设备的能力来决定。用户必须花些时间仔细研究设备的构造，制造商也必须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保证既不会毁了设备，又不能伤了人。”

费尔森斯坦话里话外提到的设备指的就是他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在1975年虽未研制成功，但也为时不远了。鲍勃·马什的处理器技术公司的业务刚刚起步，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扩大其经营范围，为此他给李·费尔森斯提供了让他难以拒绝的优厚条件。“你设计汤姆·斯威夫特终端视频部分的费用我全包了。”他拍胸脯对他保证道。费尔森斯坦其实一直在为处理器技术公司做设计工作，但主要是文档和电路图方面的，因此这个条件对李·费尔森斯坦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鲍勃·马什从他的公司成立之初便按照黑客道德的理念行事。他的公司分发出去的电路图和软件源代码，要么只收取名义上的成本费，要么分文不取。（可能有向mit的高价basic示威的因素在内，处理器技术公司打算开发自己的basic，并和源代码一同出售，定价为5美元。）这家公司还一度实行大锅饭式的工资制度，每位员工每月的工资都是800美元。“我们根本不考虑利润或任何形式的管理方式。”

李·费尔森斯坦不是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员工，他选择了按单（合同）工作的方式。“我会先给他们开个价，”李·费尔森斯坦后来回忆道，“而他们按这个价格的十倍付我报酬，因为我的目标不是金钱。”

不到三个月，李·费尔森斯坦就造出了一台可用的原型机。和其他用于altair计算机的显示卡相比（例如cromemco的dazzler显示卡），李·费尔森斯坦的“视频显示器模块”（videodisplaymodule，vdm）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dazzler显示卡可以输出颜色，它产生闪烁效果的方式通过不断地回访altair主芯片内的存储器（其他新型计算机也会使用类似的硬件总线）实现的。史蒂夫·东皮耶喜欢他的dazzler显卡在运行basic时的出色表现：每时每刻，计算机屏幕上都会呈现出好像罗夏墨迹图sup/sup一样、反映计算机存储器的可视图案——这种图案模糊、神秘，反映了程序操作的过程，就像控制台下的扬声器让人对tx-0计算机存储器产生的那种听觉印象一样。

不过李·费尔森斯坦的视频显示器模块属于更加偏执的设备，是按照有朝一日重建communitymemory的思路设计的。它的输出为黑白两色，并且没有使用点来构造，而是使用了字母数字字符。（李·费尔森斯坦还考虑过增加另一种符号——六角形，这是他在《易经》中发现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个设想一直没有落实。）vdm中李·费尔森斯坦设计最为巧妙的地方便是他充分利用了新型微处理器芯片速度快的特点，让计算任务和显示任务共享计算机的存储器。这种工作方式就好像是一个迷你型分时系统，两个用户分别是视频显示器和计算机本身。vdm，再加上altair计算机和其他扩展卡一道兑现了李·费尔森斯坦设计的tv打字机的承诺，开发进度出奇顺利。但尽管如此，它也和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其他产品一样，按照他们的承诺，要等到1975年年底以后才能正式发售。

有个人对vdm情有独钟，他就是纽约的莱斯·索罗门。他曾经为推出爱德·罗伯茨具有开创意义的计算机助过一臂之力，但他并不满足于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供职的杂志（指《大众电子》）一直关注着这场黑客圈内部发出的不同声音，他本人也发表了更多和计算机有关的封面专题报道。现在，他期望能推出一款功能齐全的计算机视频显示器终端，这款显示器其实将计算机和显示器的功能集于一身。这将是altair计算机推出以后的另一次飞跃，是计算机、电传打字机和显示器的一个综合体。再也不会有人会因长时间拨动altair计算机前面板上那排小开关而把手指磨破了。索罗门亲自到凤凰城拜访了“电视打字机”（就是鲍勃·马什在伯克利大学一直打算构建的那种设备）的发明者唐·兰卡斯特，并向他承诺，他会亲自到阿尔伯克基直接找爱德·罗伯茨，为他们两位在终端项目上的合作牵线搭桥。按照索罗门后来的说法，这次会面“一开始就火星四溅，爆发了一场冲突。那是两个都自视甚高的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唐拒绝修改他的设计去匹配爱德的计算机，因为他说爱德的计算机效率低下，达不到他的要求。爱德则说：‘这办不到。我不会重新设计altair计算机。’于是两人立刻决定进行决斗，是我把他们拉开了”。

怎么办呢？索罗门只有去找鲍勃·马什，因为他的处理器技术公司已经可以提供vdm、存储器卡，甚至还包括一块能够代替altair计算机的基本电路的“主板”。他问马什：“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部件集成到一起呢？咱们来设计一台有显示器的计算机如何？”假如马什能够在30天内开发出一台“智能终端”，索罗门答应将在《大众电子》的封面报道中予以重点介绍。

马什和李·费尔森斯坦商量了一下，最终李·费尔森斯坦同意承担主要的设计工作。在他们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品的时候，两人逐渐意识到莱斯·索罗门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终端，而是一台完整的计算机。就在altair计算机隆重推出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发烧友”计算机（不论是整机销售还是以配件方式销售）就已经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称为imsai，其生产公司的员工都参与过维纳·埃哈得的estsup/sup培训。几乎所有这些计算机都沿用了altair计算机的100个引脚的总线设计。因此几乎所有计算机看上去都跟altair计算机差不多，像是一台超大的立体声接收机，只不过没有fm旋钮，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灯光和开关。所有这些计算机都需要某种终端（通常是一台破破烂烂的电传打字机），才能让用户真正做点什么。

整整一个月，确切地说是1975年12月，李·费尔森斯坦和鲍勃·马什一直专注于设计这台机器。马什建议用一块8080芯片作为机器的核心，李·费尔森斯坦一开始出于政治原因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集权的硅片独裁者”（控制整个计算机）呢？不过后来他逐渐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也意识到真正的“智能”终端（其实就是一台计算机）也需要一个大脑。李·费尔森斯坦决定用自己古旧的偏执方式协调剩余部分的设计，否则这个大脑一旦失控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马什则不时地打断李·费尔森斯坦的设计进程，让他看看他从“未来生物”上得到的最新灵感。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在一篇杂志报道上回忆这个过程时，写道：“每当马什发现了哪怕一丁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会一直钻进去探索新的功能和高效方法，而后便会突然要将这一设计思路集成到整个设计中。他会跟我解释这个问题或让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在把技术方案书给我之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要做的就是如此这般……’我如果也是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那第二次出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俩就可能已经分道扬镳了，我会质疑他的‘专业素质’和对我工作的‘横加干涉’。当然，毕竟我们两人还共用一个工作间，假如要避免在气头上做出不理智的事，我就不能反应过激sup29/sup。”

马什和李·费尔森斯坦一样，设计的时候不仅将这台机器当做一个有趣的产品，更把它视为一件政治工具。“我们希望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微型计算机，”他后来如是说。“公众并不知道，但是计算机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家庭都会拥有计算机，人们可以用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说实话，我们也不敢确定计算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们觉得我们正通过某种方式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李·费尔森斯坦建议，既然两人是按照索罗门的设想建造的这台机器，它就应该被称为"sol"。（莱斯·索罗门后来说：“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说sol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太阳’。如果失败，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那个犹太人。”）

sol从设计到全部完工，两人每天工作14~17个小时，连续不休息地工作了6个星期。李·费尔森斯坦总是埋头盯着荧光灯桌面上如一团乱麻般的设计方案，每天只喝点儿橘汁就打发了。这段时间，鲍勃·马什的一个木匠朋友设法以半价买下了一块胡桃木木料，他们都认为sol的机壳应该用这种上好的材料制作才够气派。原型机的电路板终于完成了，仅比莱斯·索罗门原先规定的最后期限晚了15天。两周后，在1976年2月下旬，也就是重新修订后的产品完工日（纽约时间）的前一天，两人匆匆忙忙将所有的设备都安装到一个altair计算机风格的总线上，其中还包括一个临时攒出来的电源、键盘和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调试的软件。操作系统由处理器技术公司的首席软件程序员、也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史蒂夫·东皮耶编写。

承袭马什一贯的节俭作风，他为自己和李·费尔森斯坦订了夜间航班的机票。一切都按时完成，他们冲向直升机场，登上了飞机。凌晨6点，两人疲惫不堪地到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们那台“给普通人用的计算机”分别放在两个纸袋中。机场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营业，连喝个咖啡的地方也没有，于是索罗门请他们到自己位于法拉盛的家里吃早餐。在那一刻，莱斯·索罗门的家（具体说是他家地下室的工作间）即将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圣地，因为这里马上就要见证另一次让人激动万分的创举。索罗门时常款待能够设计出这些产品的年轻的硬件黑客，他的妻子更是只需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索罗门后来解释道，“他们眼中都有一小团激扬的火焰。她以前常说，有的人有种内在的品质，虽然他们看上去好像邋遢的盲流，但假如你看他们的脸，看他们的双眼，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她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的是智慧的光芒和激昂的热情。”

可就在1976年2月那个寒冷的早晨，这光芒逐渐黯淡了下来：马什和费尔森斯坦的终端启动不了了。李·费尔森斯坦有个朋友，在新近开始发行的发烧友杂志《byte》供职。他马上乘飞机到新罕布什尔州去找这个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在一间工作室中找到了问题所在——有根电线脱焊了。于是两人马上返回《大众电子》编辑部，将他们的机器打开。“看上去好像整间屋子都沸腾了，”索罗门后来回忆道。他立刻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台五脏俱全的计算机。

索罗门如约在随后出版的《大众电子》上发表了有关智能计算机终端的报道。可那实实在在就是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处理器技术公司将它装在一个四周用胡桃木材料制成的蓝色箱子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台没有压纸滚筒的打字机。改良后组装件设计图，按照惯例，可以提供给任何想要了解这台机器工作原理的人（改良后的配件总价值不到1000美元）。后来马什估计大约有3万~4万人向他们索要详细设计图。订购这种机器组装件的订单像雪片般飞来。看起来，sol大有打破计算机发烧友市场的沉寂脱颖而出之势，并一举引领黑客行为进入家庭。

sol计算机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一次名为pc'76的展示会上。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还是“发烧友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第一次聚在一起展示各自的作品。会场就设在舒尔本酒店。由于当时法律禁止公开赌博，该酒店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墙上留有不少洞孔，部分房间的门把手都没有了，空调也不能用。有几个住在这里满腹怨气的退休人员，他们乘电梯时看到留着长头发的史蒂夫·东皮耶后差点动手给他一顿老拳。尽管如此，那次参展经历依然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参观人数几乎达到5000人，其中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南加州计算机社区为此组织了一次优惠旅行，吸引了很多湾区的黑客都来参加）。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衍生出的公司，如处理器技术公司和cromemco，终于和来自全美各地志趣相投的人士碰到了一起，他们交换技术信息，描绘未来的美景，一直聊到深夜。

sol计算机在这次展示中备受关注。黑客们似乎一致认为，sol计算机凭借其平易近人的外观、打字机样式的内置键盘及其视频显示器，必定会成为家用计算机的下一个发展方向。不久，处理器技术公司设法让sol计算机上了电视——汤姆·辛德主持的"tomorrow"节目。一向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正视黑客梦的最新成果——在一台sol计算机上运行着史蒂夫·东皮耶编写的名为《target》的游戏程序。游戏中，用户通过操纵在屏幕底部的大炮来击落飞过屏幕顶部的、成排的、由字母数字字符构成的外星飞船。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史蒂夫·东皮耶后来说：“这个小窍门最后还是让大家知道了。”不管怎么说，编写这种程序的目的就是要看到人们玩计算机玩得开心。

《target》游戏给汤姆·辛德和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让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审视原先被渲染为邪恶怪物的那种东西——计算机。想象一下，那些不修边幅的当代嬉皮士竟然有本事把计算机带到电视台，配置好它，然后让一个对计算机技术一无所知的家伙（例如汤姆·辛德）亲自动手操作！汤姆玩得非常投入，在导演喊“插播广告”之前他已经深深地沉浸在击落外星飞船的情境之中了——这绝不是开玩笑——随着游戏的进展，外星飞船会以更快的速度飞过屏幕，甚至还会投放配备有手榴弹的伞兵部队。这种设计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迫使用户要更加专注地应对。在击落外星飞船以后，汤姆·辛德体会到，那是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你稍稍领略到假如用这台机器真正做点事情后的那种欢欣鼓舞。到底这台跟打字机差不多的机器有什么奥妙呢？即使像《target》这么简单的游戏也能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思考。“还没有人给出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史蒂夫·东皮耶后来说，“不过我觉得计算机确实有些魔力。”不管到底原因何在，东皮耶说：“工作人员不得不过去把汤姆·辛德从计算机前拉过来，让他把节目做完。”

他们认为这种语言无法将机器的全部硬件潜力都赋予用户。

乌托邦式的行为要求大家在互助的基础上令每个人都能满意。

semi-objector，出于反战或其他原因拒绝服兵役。

拉丁语，喻为突然出现并改变事情发展轨迹的人。

20世纪中叶，瑞士心理学家罗夏把患者对10种标准墨迹图形的解释作为情感、智力机能和综合结构的检测方法来分析。

维纳·埃哈得，原名为约翰·波尔·罗森伯格，1935年出生于美国费城，1960年离家出走后遂改用此名。他开创了一种现代的体验哲学系统，名为est（erhardseminarstraining，erhard研究会培训）。他从亲身参与过的各种运动中体会到：每一个个体都是他们各自体验的本源，外人对他的种种描述都是不准确的。明白了这一点，在est培训中就称为“得道”（gettin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