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因为科技广场大楼神奇的9楼实验室，人们将那个年代称为黑客的黄金时代。那些生活在这个实验室中的“科技修道者”会在单调乏味的机房和乱糟糟的周边办公室中消磨时间，聚集在各种终端旁边看着一行行绿色的代码字符向上滚动，并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铅笔在打印资料上做着标记，以他们特有的行话嘲笑着这个无限循环或那个不怎么样的子例程，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这种轻松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他们的工作效率极高，同时对pdp-6充满热情。艺术、科学与游戏融入了神奇的编程活动中，每一位黑客都可以无限制地掌控机器内部的信息流。这种调试生活散发出无穷的光芒。

但是，不管黑客多么努力地尝试生活在黑客梦想中，并拒绝来自“真实世界”中那些令人烦扰的各种体制的干扰，这都是无法实现的。格林布莱特和奈特未能说服外界的人相信不兼容分时系统的自然优点，这只是冰山一角，说明了一小群完全沉浸在黑客主义中的人可能不会带来所有黑客都认为必然会发生的社会大变革。从tx-0来到mit的10年间，普通大众，当然还有校园里的其他学生，从总体上来讲对计算机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不会像黑客那样对计算机如此注重和迷恋，并且，他们并不一定认为黑客的意图是善良而理想化的。

与此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许多年轻人将计算机视为邪恶的东西，是科技阴谋的一部分，富人和权贵可以使用计算机压迫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这种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学生们的抗议行为上，还有已经爆发的越南战争（美国计算机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该战争）。黑客主义精神中的机器也被成百万的普通爱国公民所憎恨，他们认为计算机是社会中的一种非人性化因素。每当送到家中的账单不正确时，接收账单的人会紧张地尝试拨打一圈电话以更正账单，这是令人沮丧的过程（他们通常会听到这样的解释：“是计算机出错了”，而只有通过手工才能费力地消除数字问题），于是人们对计算机的蔑视与日俱增。而黑客显然会将这种不幸归咎于ibm不够明智的批处理做法。人们难道不明白吗？黑客道德可以鼓励人们去修复上千美元电子账单之类的bug，从而避免这些错误的泛滥。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ibm的编程人员与ai实验室中使用优雅交互式pdp-6的人并无区别。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有计算机编程人员，不管是不是黑客，都被看做是留着夸张发型、密谋毁灭整个世界的疯子科学家，或者是皮肤苍白、目光呆滞的机器人，一边计划着实现科技老大哥主义sup/sup的下一次攻击活动，一边用空虚单调的声音重复着毫无意义的说辞。

大多数黑客选择不去纠结于这些公众印象。但是不管黑客们喜欢与否，从1968年到1969年之间，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糟糕的公众形象。

在科技广场大楼发生的群情激奋的抗议游行戏剧性地表明了黑客与他们的同龄人相距得多么遥远。许多黑客对反战行为持支持态度。比如，格林布莱特参加了在纽黑文的游行，并且在布兰德斯大学的全国罢工信息中心为反战激进分子连接电话线。而黑客布莱恩·哈维则热衷于组织示威游行，然后他会回到实验室告诉大家，抗议者们对ai实验室的印象有多差。

在反战会议中甚至有一些传言，认为科技广场实验室中的一些计算机正用于协助开展战争。哈维会尝试着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激进分子不但不相信他，而且还愤怒地认为他在试图哄骗他们。

黑客们听到这种令人遗憾的误解时也只有摇头。这又一次证明了人们有多么不理解他们！但是，反战运动对ai实验室的一个指控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活动，甚至包括黑客道德的最为荒唐或最体现无政府主义的现象，都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从不兼容分时系统到彼得·萨姆森的地铁研究，所有的一切都由美国国防部买单。

一般来说，ai实验室对这一指控的回复是，资助实验室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从未在黑客和计划者进行的计算机研究中要求任何人编写特定的军用程序。arpa是由计算机科学家管理的，它的目标一直是促进纯理论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末，arpa的基金由计划者罗伯特·泰勒负责，后来他承认从军方的“军事任务”项目中将资金拨给了能够促进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项目。几乎没有黑客会认为arpa的基金是“赃钱”。

其他所有人，甚至反对战争的人，几乎都承认，arpa的资金是黑客生活方式的命脉。如果有人指出这一明显的事实，即美国国防部也许不会在人工智能和正在进行的系统工作中要求特定的军事应用，但是依然期望这个实验室的工作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军事应用（谁说所有这些在视觉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趣的”工作最终不会导致破坏力更大的炸弹偷袭呢？），黑客们要么予以否认，（格林布莱特说：“我们的资金确实来自于国防部，但它不是军方。”）要么像马文·明斯基这样回复：“国防部资助的研究并不是非法的。这种研究显然要强于商务部或教育部资助的研究……因为这些部门会进行思想控制。我宁愿由军方来掌管研究……军方的人对于他们想要的毫不隐瞒，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难以言喻的压力。我们在做什么一目了然。arpa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擅长国防技术的人。万一我们要用到这种技术，我们能够立即提供出来。”

计划者认为他们在推动真正的科学发展。黑客们在免费信息流、分权以及计算机民主的基础上愉快地构建着他们的新时代哲学。但是，反军方的抗议者却认为这是一种假象，因为所有所谓的理想主义最终都会令美国国防部这个战争机器受益。反战的人民想要表达他们的不满，有一天，一个消息传到了ai实验室，即抗议者正在筹划一次游行，游行的终点将是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

ai实验室的实际管理者拉塞尔·诺夫斯科非常重视抗议者的威胁。他害怕狂暴的激进分子会真的谋划炸毁计算机。他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个实验室。

有些措施非常神秘（可能涉及cia之类的政府机构，cia在科技广场大楼有一间办公室），即使战争过去了10年，诺夫斯科依然不肯透漏这些措施是什么。但其他措施则显而易见。他拆去了从9层的电梯大堂通往黑客们操作计算机的区域之间所有门上的玻璃，并安装了钢板来替代玻璃，然后又用木板盖住钢板，这样，这块区域看起来就像没有加固过一样，虽然实际上与之相反。门旁边的玻璃面板换成了半英寸厚的防弹树脂玻璃，这样在你打开门锁并移除门栓前能看清谁在请求进入。诺夫斯科还确保了各个大门都装了固定在墙上的重型铰链，这样，抗议者将无法拆掉整扇门，闯进来破坏计算机。

在示威游行的前几天，只有名字在核准名单上的人才能正式获准进入这个封锁的堡垒。游行当天，诺夫斯科甚至给不同的人派发了40台快速成像照相机，要求他们在示威游行者从受保护区域外面冒险行事时，拍下他们的照片。如果这些游行者采取暴力行为，那么至少他手里会留下肇事者的证据。

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抗议者（据诺夫斯科估计，约有20~30人）走进科技广场大楼，在实验室外面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用大锤破坏pdp-6。但是黑客们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一定也觉得很遗憾。他们在实验室内营造出了无锁的民主体制，但却与外界完全脱节，从而不得不使用他们痛恨的门锁以及各种障碍来控制对这个理想环境的访问。虽然有些人会抱怨装了门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寻常像游击队员一样自由进出的爱好似乎并不适用。有些黑客害怕受到打击，他们甚至操纵了电梯系统，让电梯无法直接到达9层。尽管之前一些黑客曾宣称，“我绝对不会在装有门锁的地方工作”，但是在示威游行结束并撤销了受限名单后，门锁还是被保留了下来。通常，黑客不会把门锁看做是自己远离主流的符号标志。

一种非常坚决的唯我论在9楼盛行，甚至在黑客主义遭受到来自出版物和期刊的一些直接却显然不具有身体威胁的攻击时，唯我论依然站得住脚。但是，这些攻击中最为猛烈的言论却很难忽略，因为它来自mit内部，计算机科学系（没错，mit开始理解并创建了这个系）一位名叫约瑟夫·魏泽鲍姆的教授。魏泽鲍姆以前也是程序员，他很瘦，留着胡子，说话带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欧口音，自1963年起便一直待在mit，但却极少与黑客交流。他对ai最大的编程贡献是一个叫做eliza的程序，这个程序句与用户进行会话，计算机将扮演治疗师的角色。魏泽鲍姆意识到了计算机的力量，并注意到用户与eliza的交流有多么的深入，这令他不安。即使人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但是他们依然会将个人最隐私的秘密告诉它。对魏泽鲍姆来说，这证明了计算机所具有的力量如何引导人们做出几乎成瘾的无理性行为，最后带来非人文化的后果。魏泽鲍姆认为黑客（或者叫做“患了强迫症的程序员”）是计算机非人文化的终极体现。他最后把这写到了《计算机力量与人类理性》（computerpowerandhumanreason）sup11/sup中，这段话非常有名，他是这么写的：

……聪明的年轻人，不修边幅，通常有着深陷而明亮的眼睛。你会看到他们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后，手臂僵硬，手指已调整好姿势，随时准备按在按钮和键上。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完全集中在控制台上，就像赌徒盯着滚动的骰子一样。在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坐在铺满了计算机打印资料的桌子旁边，仔细地研究这些资料。他们会持续工作20~30个小时，直到体力不支。他们的食物（如果他们准备了食物）是各种外卖（咖啡、可乐、三明治）。如果可能，他们会睡在简易床上，旁边堆着打印材料。他们皱巴巴的衣服、没洗的脸、没刮的胡子，还有乱蓬蓬的头发都证明了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毫不在意。这些就是计算机懒汉，强迫症程序员……

后来，魏泽鲍姆说这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来源于他自己作为黑客时的切身体会，而并不是基于对9楼文化的直接观察。但是，许多黑客则不这么认为。一些人觉得魏泽鲍姆写得就是他们自己，甚至他的描述暴露了他们的隐私。而另一些人则猜测格林布莱特被很不公平地挑选了出来；实际上，格林布莱特确实给魏泽鲍姆发送了几条信息，表达自己对这种长篇大论的反感情绪。

不过，魏泽鲍姆的文章或者其他任何攻击并没有让黑客们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反省并不是这个实验室的行事风格。黑客们通常不会深入研究彼此的心理性格。“我们有一系列共同的目标”汤姆·奈特后来解释道，“我们分享精神上的快乐，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享共同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也有分享的界限，别人不敢轻易跨越。”

正是这种难以言喻的界限让黑客大卫·塞维亚感到困惑。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这个实验室，也确确实实在这里长大成人，除了创造出富有创意的黑客程序外，他还会花时间思考黑客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对于所有的黑客如此迷恋pdp-6这种简单的东西并与其亲密地沟通，他开始觉得好奇。这种关系几乎是可怕的。大卫·塞维亚想知道，如果像pdp-6这样相对简单的机器能够如此拉近黑客们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么又是什么让人们彼此联系的，人们是如何找到彼此的，人们为什么会相处融洽呢……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让他开始思考，一方面人类是否就是更高级的计算机，而另一方面人类是否是上帝的精神影像。

他不一定会与他的导师分享这些思考，比如格林布莱特或高斯珀。“我不认为我们会与彼此进行那种温和的谈话，”他后来说，“这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注重的是纯粹的智能。”甚至对于高斯珀来说也是如此：塞维亚跟着他实习，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他后来认为，这是一种“黑客关系”，他们在分享计算机相关信息方面非常亲近，却不带有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友谊关系。

“很多、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所做的只是钻研计算机，我并没有觉得孤单，也没觉得失去了什么。”塞维亚说道，“但是我想，随着我逐渐成长，逐渐成熟，逐渐改变，我在某些方面变得不那么古怪了，我开始需要从人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由于没上过高中，）我错过了所有社交方面的活动，直接来到了这个几乎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像机器人一样行走说话，并与其他一群机器人进行交流。”

在有些情况下，黑客无法进行深入的人际交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那些最优秀的黑客来说，这间实验室可能是理想的工作场所，但是对某些人而言，这里的压力太大了。甚至房间内的布局都能加剧某种高度紧张的情绪，包括开放的终端、在实验室不断出现的令人敬畏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程序员、寒冷的室温以及永不停歇的空调噪声。有一次，他们叫了一家调查公司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过量噪声进行研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空调噪声之所以如此令人讨厌，是因为没有足够与之匹敌的其他噪声。于是，他们调整了机器，让它们持续地发出响亮的噪声。用格林布莱特的话来说，这种改变“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持续的机器噪声令他们在9层长时间地工作时相当头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睡眠不足、忘记吃饭直至营养不良以及完成黑客工作的高度热情，因此，一些黑客做出出格的事情，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格林布莱特最擅长于发现，按他的话来说，“各种损耗的典型综合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我关注的是，我们不能让人们在实验室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他有时会告诉实验室里的人回家待一阵子，放松放松。而其他事情则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一个晚上，一个黑客从哈佛桥上飞跃而下，掉入冰雪覆盖的查理士河，伤势严重。这并不是ai实验室的黑客唯一的一次自杀企图。

从这个证据本身来看，魏泽鲍姆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黑客的生活远远比这丰富。魏泽鲍姆并没有承认黑客的献身精神之美……或者黑客道德的理想主义之美。他看不到爱德·弗雷德金所看到的画面：斯图尔特·尼尔森用teco编辑器编写代码，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在旁观看，他们三个没有说一句话，而尼尔森却可以通过解码汇编语言的小把戏来令其他两个人开心，由于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完全掌握了pdp-6“语言”，因此这种小把戏在他们看来与欢快而精辟的笑话具有同样的开心效果。每隔几行指令，就会出现一条幽默的妙语，这是一种令人赞叹的沟通方式……这个场景正是分享的写照，令弗雷德金终生难忘。

弗雷德金虽然勉强承认黑客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但他后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计算机的未来……他们乐在其中。他们知道自己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我认为他们互相欣赏对方。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知道其他人身上的优点。他们互相尊重。我不知道像（黑客文化）这样的东西是否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会说，他们彼此惺惺相惜。”

黑客们关注的是计算机的神奇力量，而不是人类情感，但是他们也会被其他人所感动。证明这一点最好的示例就是路易·莫顿（化名）的情况。莫顿是mit的学生，有点保守，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国际象棋高手。除了最后一个特点，格林布莱特最开始认为他是那种可能会随意走进实验室的不重要的人。

莫顿能下一手好棋，这令格林布莱特非常高兴，那时他正忙于建造一台可以运行其国际象棋程序增强版本的真实计算机。莫顿学过一点编程，并加入了格林布莱特的这个项目。后来，他在9层不常使用的pdp-7上开发出了自己的国际象棋程序。莫顿对国际象棋和计算机都很着迷，而发生在1966年感恩节假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预兆，在科技广场大楼8层类似于剧场的ai小“娱乐室”中（西蒙·派珀特教授和他的团队在那里开发用于教学的logo计算机语言），他暂时变成了“植物人”。他表现出紧张症的典型症状，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紧握成拳放在身侧。他不回答任何问题，甚至对除他以外的任何事物均不予理睬。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给mit的医务室打电话，医务室让他们打给剑桥警方，警方则带走了可怜的莫顿。这次意外令黑客非常震惊，格林布莱特亦是如此。他放假回家探亲，回来后听说了这次事件。

莫顿不是这里最好的黑客。格林布莱特也不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不过，格林布莱特还是立即驾车赶往维斯伯乐州立医院，准备带回莫顿。开车的路程很长，而且这家医院让格林布莱特想起了源自中世纪的某种场所，那里更像是监狱，而不是医院。他下定决心，不将莫顿带出来绝不离开。在这个曲折的出院过程中，最后一步是让一位老态龙钟的医生签字。“这完全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格林布莱特后来回忆道，“他看不清楚东西。旁边好像是护理人员的人会说‘签在这里。签在这里。’”

原来莫顿患有这种病症已经有好些年了。与大多数的紧张症患者不同，莫顿会在几天后有所好转，特别是在服药的情况下。通常，如果他在某个地方犯了紧张症，发现他的人会打电话给其他人将他带走，即使他又逐渐地苏醒过来，医生仍然会给出诊断，说他患有永久性紧张症。他会打电话给ai实验室并高喊“救救我”，实验室的人，通常是格林布莱特，则会去医院将他带走。

后来，有人在mit的记录中发现了莫顿已故母亲的来信。信中说莫顿是一个奇怪的男孩，有时他会变得僵硬。在发生这种情况时，你需要做的只是问他：“莫顿，你想玩一盘国际象棋吗？”弗雷德金对莫顿也非常感兴趣，他尝试了这个建议。一天，莫顿坐在椅子边缘开始变得僵硬，完全呈现出雕塑的状态。弗雷德金问他是否愿意下盘国际象棋，莫顿则僵硬地迈步走向棋盘。弗雷德金一边下棋，一边自顾自地和莫顿闲聊着，但是突然莫顿停了下来。弗雷德金问道：“莫顿，你为什么不下棋了？”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莫顿缓缓地用喉音回答道：“将……军。”弗雷德金的上一步棋不小心使自己处于被将军的境地。

莫顿的病情可以通过某种药物缓解，但是他自己几乎从来不服用这种药物。格林布莱特请求他服药，但是他拒绝了。一次，格林布莱特找到弗雷德金，请他帮忙。弗雷德金跟着格林布莱特一起回到实验室，发现莫顿身体僵硬，毫无反应。

“莫顿，你为什么不吃药呢？”他问道。莫顿只是坐在那里，脸上挂着一丝笑容。“为什么不吃呢？”弗雷德金又重复了一遍。

突然，莫顿回过神来，开始猛击弗雷德金的下巴。这种行为是莫顿的一种粗野特征。但是，黑客们对此表现出了非凡的忍耐力，他们并没有将他当成失败者而予以排斥。弗雷德金认为莫顿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个团队人性的一面，而魏泽鲍姆却依然将他们想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排斥他们。“他只是言语过于偏激了，”明斯基在后来谈到魏泽鲍姆时说，“这些（黑客）是世界上最敏感、最可敬的人。”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共同实现黑客道德时，他们专心致志的外表下确实有着温暖的一面。为了表达对黑客技术的热爱，黑客牺牲了局外人所谓的基本情感行为。

最终离开了这个团体的大卫·塞维亚，多年后依然对这种美妙的牺牲心怀敬畏：“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必须非常才华横溢，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需要在社交方面有所障碍，这样，他们才能完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当一名黑客，这是世界上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

在黑客道德在科技广场大楼的9层蓬勃发展之时，剑桥以外的计算机世界也并没有停下脚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黑客主义广泛传播，一部分原因是像pdp-10或xds-940之类的交互式机器不断地涌现，一部分是因为友好的编程环境（比如黑客们在mit开发的那个），另一部分原因则是mit的老黑客会离开实验室，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但是这种发展的核心是：想要当黑客的人都能够找到用来研究黑客技术的计算机。

这些计算机不一定在mit。黑客文化的中心正在美国各地的学院里扎根，从斯坦福大学到卡内基梅隆大学。随着这些中心发展到了临界状态（拥有足够的专业人员来研究大型系统并且他们会在晚去当地的中餐馆消遣），它们开始具备足够的诱惑力，吸引ai实验室的一些黑客离开科技广场大楼。具有强烈mit风格的黑客主义可以通过这些黑客使者传播。

有时，黑客去的不是学院，而是公司。一位名叫迈克·罗维特的程序员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名为systemsconcepts的尖端技术公司。他非常明智，邀请了电话和pdp-1黑客斯图尔特·尼尔森作为合作伙伴；tx-0音乐大师彼得·萨姆森后来也加入了这家高科技硬件设计制造公司。总之，这个小公司设法将科技广场大楼周边众多敬业而有才能的黑客拉到了旧金山。这可是不小的壮举，因为黑客通常都与加州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特别是要会开车以及在白天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尼尔森之前就已经汲取了教训——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雷德金反复地游说他，但他还是拒绝前往informationinternational在洛杉矶的新总部，直到有一天，他在反复强调了他的决心后，没穿外衣就冲出了科技广场大楼。那天正巧是剑桥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走到外面后，眼镜立马就因为温度的骤降而碎裂了。于是他直接走回弗雷德金的办公室，眉毛上还凝结着冰碴，说道：“我要去洛杉矶。”

在某些情况下，黑客会因为明斯基和爱德·弗雷德金称为“社会工程”的因素而加快离开的步伐。有时，计划者会发现某个黑客开始墨守成规了，可能在某些系统问题上卡住了，或者对一些课外活动着迷了，比如研究各种门锁或电话系统，于是计划者会认为他的工作不再“有趣”了。后来，弗雷德金回忆说，黑客们可能会进入一种状态，他们“就像拖着东西无法前进的船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需要走出实验室，而实验室也希望他们走出去。于是，他们会收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邀请，或者被安排进行一些访问，通常是很远的某个地方。这些人开始走向外界，去公司或者其他的实验室。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我的安排。”

明斯基会说“弗雷德金很勇敢”，对其行为的秘密性表示认可，即使不了解黑客团体，这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他们不能忍受支配人们去向的组织结构。

虽然目的地可能是工业（除了systemsconcepts，弗雷德金创办的informationinternational公司也雇佣了很多mit的黑客），但黑客们通常选择其他的计算机中心。在这些中心中，最为合适的是斯坦福大学的ai实验室（sail），它是约翰·麦卡锡大叔于1962年离开mit时创办的。

sail在很多方面都是mit运转方式的镜像，唯一改变的地方只是时不时从太平洋飘到半岛上的加州大雾。但是加州的这种失真镜像非常重要，它证明了即使是与mit黑客社区最为接近的地方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场所。mit温室风格的黑客主义注定要传播出去，但是在暴露在诸如加州阳光的环境下时，黑客主义的味道会减弱一些。

不同之处开始于背景环境，sail位于一个由混凝土玻璃和红木搭建的半圆形前会议中心，地处可以俯瞰斯坦福大学校园的群山中。在这座建筑物内部，黑客们可以坐在分布在各个办公室的64台终端前工作。这里不会出现科技广场大楼的幽闭恐惧症。这里既没有电梯，也没有震耳欲聋的空调噪声。这种轻松的氛围意味着sail并没有沿袭mit的泼辣作风，比如tmrc活动室中的高声辩论、研究生与黑客间的信仰之争。科技广场大楼弥漫着枪战太空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战争形象，而斯坦福大学的形象则不同，它有着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在中土世界（《指环王》）三部曲中所描述的精灵、霍比特人和巫师具备的文雅知识。ai实验室中的房间是以中土世界中的地点来命名的，sail打印机被配置成可以处理三种不同elven类型的字体。

在经过mit的《太空大战》鼎盛时期后，斯坦福大学实验室最终开发出来的著名计算机游戏类型体现了其与加州的不同之处。一天，斯坦福大学一个名叫唐纳德·伍兹的黑客在一台施乐研究计算机上发现了一种游戏类型，游戏中的洞穴探查者可以在地牢里寻找宝藏。伍德联系了开发该游戏的程序员威尔·克劳舍，与他谈起这个游戏，并决定将克劳舍的游戏扩展为一个全方位的冒险游戏《冒险》，游戏者可以在计算机上扮演旅游者，在托尔金式的场景中击退敌人，通过巧妙的技巧越过障碍并最终获得宝藏。游戏者向程序发出由两个单词（动词加名词）组成的指令，不同的命令会有不同的回应，这一切都基于伍兹根据想象在计算机里搭建的世界。例如，游戏一开始，计算机会描绘出你的初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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