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电吉他的和弦声，这句弱智的歌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那是首印度歌曲，”我说，“你喜欢它吗？”
“我喜欢。”孙小姐答道。
“你听得懂歌词吗？”
“听不懂，”她说，“但是很好听。”
可我却觉得它很难听。我一直往前开着，但并不知我们现在位于何方。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只有一条路可走。自打出了车祸，我就决定谨慎行事，所以把平均时速控制在了50英里（90千米）左右。况且，汽车一直在发出不吉利的声响，让我觉得一旦加速，它就会散架。此时付先生醒了，但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要开车的意思。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现在的感觉太美妙了：窗外阳光灿烂，在大山的怀抱中，我们沿着这条西藏公路颠簸而下，路边是成群的牦牛和羚羊。
四点左右，我们的油几乎耗尽了。付先生说后备箱有大罐的备用汽油，但当我注意到汽油表的刻度时，我们正好开到了一个小型住区附近。
“在这停下吧。”付先生说。
他指引我开向了一个小棚屋，后来我发现那是个加油站——用的还是接着长软管的老式喷嘴。它跟西藏的所有加油站一样，都是由人民解放军负责运营的。
“我们应该把轮胎也修修。”
付先生说：“不，他们不修轮胎。”
在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要带两个备用轮胎，但他只带了一个，而且路上已经用掉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备用轮胎也没有。
“我们要去哪里修轮胎？”
他茫然地沿着道路指向了拉萨的方向。这说明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走向了正在帮我们加油的士兵。
“这是哪里？”
“五道梁。”
地图上的名称总是印得很大，但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这里只有一个加油站、几处营房和一张带刺的铁丝网，难道也值得为它命名？而听到“五道梁”这个名字也意味着坏消息，这表示我们离目的地安多还有大半程的路要走。
仿佛是为了给此刻渲染些戏剧氛围，天气忽然变了。一阵风刮了起来，云层遮住了太阳，四周变得阴沉而寒冷。我的地图被吹得啪啪作响，不停地拍打着车顶。夜幕很快就要降临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安多，付先生？”
“六点左右。”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付先生的估计非常不准。我已经不相信他以前走过这条路了。或许地图也在误导我们——它上面有一些路实际根本不存在，而且有的住区也只是刮着风沙的废墟。
付先生没有地图。他只有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从格尔木到拉萨途中七座城镇的名称。由于他反复查看，那张纸已经变脏了。此时，他又把它拿了出来。
“下一站是雁石坪。”
我们重新出发了。我负责开车，付先生又开始打盹了。
孙小姐还在放着“iamadiscodancer”。
过了一小时，我们经过了一个棚屋、几头牦牛和一条凶巴巴的狗。
“雁石坪到了？”
“没有。”
在逐渐暗淡的光线和寒冷刺骨的空气中，这片高原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浪漫色彩。一位法国旅行者曾写道：“与这片土地相比，连戈壁都显得丰饶起来。”事实的确如此。“月球表面”是最常用来形容这种地方的词，但这里却比月球表面更甚——它完全是另一个星球。
前面还有更多的住区，这些住区规模都很小，外观也一样：污迹斑斑的白色小屋、方正的墙壁、平坦的屋顶、红蓝绿相间的三角旗，突起的灌木枝上，写满祷文的经幡在迎风招展。在经幡随风摆动的同时，上面的祷文也跟着在空中舞动，充满了优雅的气息。我们见到了更多的牦牛和恶狗。
“雁石坪到了？”
“没有。”
我们到达时天几乎全黑了。雁石坪位于沿途的一段弯道上，二十来栋房子全都建在泥地里。这里有孩子，有狗，也有牦牛和山羊。其中有几条狗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最凶狠的，它们是藏獒——在藏文中，藏獒的意思是“看家狗”。这几条狗懒散地四处闲荡着，边走边流着哈喇子，发出的叫声可怕极了。
“这里没地方住。”付先生抢在我开口之前说道——当时我正在减速。
“下一站是哪里？”
他拿出了他那张脏脏的纸。
“安多，安多有一家酒店。”
“还有多远到安多？”他沉默了。他不知道还要多久。过了一会儿，他说：“几小时吧。”
“酒店”倒是个漂亮词，但在中国的种种经历都告诉我，这个词不可信。中国人更常用的说法是“宾馆”，就是那种我从来无法准确界定的地方。它可以是医院，是疯人院，是住宅，是学校或监狱，但几乎不可能是酒店。然而不论如何，我渴望去那里。现在已经七点半了，我们已经在路上开了十个小时。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往前开着。这是一条曲折的路，有的地方结了冰，而且积雪更多了，海拔更高了，天气也更冷了。我们又遇到一个山口——由于此地的海拔也达到了17000英尺（5千米），所以山口结了许多冰，一年四季都化不开。
付先生醒了，他看到了积雪。
“路！小心看路！”他喊道，“路！路！路——”
由于海拔太高，他一直在打瞌睡，但每次醒过来都会变成一个讨厌的唠叨鬼。他一直在叫我小心路况，因为他很害怕。我很想对他说“老兄，今天差点没把我们弄死的人可是你”，但为了他的面子，我没有说出口。
这条路比较狭窄，我总是把远处卡车的车灯误当作安多的灯光。在这样的海拔之上，没有植被生长，空气既寒冷又清澈。在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了星星点点的灯光。
“那是安多吗？”
“看路！”付先生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我咬紧了牙关，路！路！
因为紧张，他一直叨叨个不停。现在他是乘客，我是司机，他俩现在都坐在后排——她还在抽泣，而他在唠叨。“你要一直看路，”他说道，“看路。安多还没到——那是辆卡车！”
时不时地，他会拍拍我的肩膀，喊道：“厕所！”
这已经是最委婉的说法了。经常需要小便的人是孙小姐。我总看见她一摇一摆地走到路边，悄悄蹲进一条壕沟，恰好那里没有风——天太黑了，连牦牛都看不到她——然后就地解决。
就这样，三小时又过去了。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把车停在路边，就在车里睡觉会更舒服一些。午夜的青藏高原，四周漆黑一片，路面结了冰，窗外还刮着风，并不是开车的好时间。但问题是路太窄了，我们没地方停靠。况且道路两侧都有壕沟，如果停下的话，可能会撞上沿途开过的军用卡车。
我很高兴我们还能继续行驶。后轮为什么没掉下来呢？轮轴为什么还在发出刺耳的声响？车胎为什么没有走气呢？毕竟，我们没有备用轮胎可用，但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照亮了白雪覆盖的山坡和路边漆黑的山谷。
我朝窗外望去，但几乎同时，付先生又冲我喊了起来。
临近午夜，我终于看见了写有“安多”的路标。黑暗中的安多，看起来既阴森又危险。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白天的样子要可怕得多。
“我们要借宿在军营里。”付先生说。
为了顾全面子，付先生和我交换了位置，驶过了到达哨所前的最后二十英尺（6米）。然后，他下车去跟哨兵理论了一番。
回来时，他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满员了。”他说。
“现在怎么办？”
“去住宾馆。”
孙小姐又在默默地呜咽。车子开过一片石头地，前面没有路了。我们来到一座用木板围起的小屋，但还没来得及下车，一只藏獒就闯入了车灯照亮的区域。这狗的头颅四四方方，舌头厚而多肉，一边淌着哈喇子一边狂吠。它的体格有小马驹那么大，有点像巴斯克维尔猎犬，但是凶恶多了。
“你要下车吗？”
“不要。”付先生吓得声音都哑了。
这只大狗在发疯似的蹦来蹦去，它身后有几头牦牛站着睡着了。付先生在这个岩石遍布的山坡上继续行驶着，假装自己是在正常的路上。他已经在后排座位上喊叫了一天，现在是想要证明些什么吗？
前面的狗越来越多。我又能吃到牦牛肉了；我能理解为什么藏民不洗澡；我觉得这里的寒冷程度和高海拔还能忍受；我还可以穿越这里的山路。然而，我却受不了那些恶狗。我并没有生气或不耐烦，只是极度害怕。
“那边有家宾馆。”付先生说道，看到前面微弱的灯光，他笑了起来。
那是一栋脏兮兮的两层楼建筑，窗户上装有栅栏。我猜想这是一所监狱，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先是环顾四周看了看有没有狗，然后就进去了，但孙小姐还留在车旁呕吐。有个藏民坐在地上一块破烂的棉被上，正咬着一根牦牛骨上的生肉。他穿一身沾满了污垢的黑衣服，头发凌乱不堪，虽然天气寒冷，但脚上什么也没穿。
“我们要一间房。”付先生用汉语说道。
藏民笑了笑，他说没有房间了。他张嘴嚼着肉，牙齿都露了出来，然后把牦牛骨头推到我面前，让我咬一口，热情得有些吓人。
我掏出了自己的《实用藏文短语》。
“你好，我不饿，”我用藏文对他说，“我叫保罗，你叫什么名字？我来自美国，你呢？”
“bod。”他说的是“西藏”的藏文叫法。他正对着我的手套咧嘴而笑。我觉得很冷——屋里的温度比零度要低得多。他做了个手势，请我同他一起坐在被子上，又用同样的手势示意付先生离开。
他推开了付先生的身份证，但却对我的护照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他放下那根多汁的骨头开始翻我的护照，在上面留下斑斑血迹。看到我的证件照时，他笑了起来。他把照片同我现在这张冻得发灰的脸比了比，又看了看我眼睛下方的伤口，然后又笑了。
“我知道，照片和我本人并不是很像。”
听到我说英语，他开始变得非常机敏，像一条狗在听车道上传来的脚步声。
“有房间吗？”我问他。
他嘟嘟囔囔地回了句什么。他的头发都剃光了，下颌骨又宽又大，看起来像只猿猴。我用汉语又问了一遍，因为我听不懂他刚才说了什么。
“六块钱一个人。”他说。
“噢，谢谢，谢谢。”付先生毕恭毕敬地说道。
“喝茶，喝茶。”这名“食人族”说着递给了我一个锡壶。
我喝了几口酥油茶，就在我喝茶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了外面。十二个藏民走了进来，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走向过道，把被子铺在地上，倒头就栽了下去。
我付钱之后从车里取了包，在楼上找到一间空房。在楼梯间的灯光下，我看清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楼梯平台上有人吐过，呕吐物已经冻住了。越往前走，墙边的情况越糟。因为所有东西都结冰了，所以并没有难闻的气味。房间很脏，四壁全是光秃秃的水泥，比我见过的任何监狱都要阴森可怕。但真正像监狱的地方在于，房里所有灯都亮着——虽然数量不多，但全都是裸露的灯泡，而且找不到开关。时不时会听见有人在别的房间嚎哭或低语。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浴室。此外一个厕所也没有，有需要只能在楼梯间解决。
就在不远处，我听见孙小姐在用她那病恹恹的声音斥责付先生，她似乎很是恼火，一直抱怨个没完。我关上了门。门上没有锁，我用一张铁床将它抵住了。这间房里有三张铁床和几床散发着臭气的被子。
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我感到又冷又饿，于是吃了半瓶“马玲牌”桔子罐头和一根香蕉，还用我自带的那壶热水泡了茶。因为海拔的关系，我感到头晕气短，而楼道里那些冻住的呕吐物也让我觉得反胃。我才吃完东西，所有的灯就都灭了：时间已是午夜时分。
我戴上手套和帽子，添了毛衣和外套，再穿上第三双袜子和保暖鞋便上床去了。我这一生虽然在不断地经历寒冷，但戴着有耳罩的帽子睡觉还是头一回。我在身下垫了一床被子，又盖了一床。但即便如此，还是暖和不起来。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脚趾冷得发麻。我试着想象如果自己是克里斯·波宁顿的话，会经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能看见月光透过窗上厚厚的冰霜照进来了。
半夜里，我起床小便。我找到个搪瓷盆，猜想那就是尿盆，于是就尿在了里面。到了第二天早晨，尿盆里的小便冻住了，而我吃剩的橘子罐头和鹌鹑蛋也是：我所拥有的一切能结冰的东西都冻住了。
虽然我前夜没怎么睡着，但一见到阳光就高兴起来。我找到了一些花生，把它们吃掉了，然后又吃了冻香蕉。接着我去拜访了那位藏民，同他一起喝了我自带的茶。他不想喝中国茶，于是做了个鬼脸，好像在说：“这东西真恶心！你怎么喝得下去？”
早晨的阳光送来了一丝温暖，但也唤醒了楼梯和过道上的臭气，让这个地方显得更糟了。整栋楼上下都是发黑的团状或条状大便。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却跟厕所一样。
付先生起来了，他一直在发牢骚。他说孙小姐感到很不适，而他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那我们走吧。”我说。
“先吃早饭吧。”
“噢，天啊！”
但他坚持要这么做。付先生和孙小姐去了一间炊烟缭绕的小屋吃早餐，他们吃的是酥油炒鸡蛋。小屋门口躺了一条死狗，其他的狗则蜷在地上乱叫。马路上有一只被压扁的死羊，犹如一张又硬又破的炉前地毯。池塘已经结冰，对面就是军营。在一片废弃的住宅区中，零星地散布着几栋房屋。戴深红色头巾的藏民看着我走在小路上。我一直往前走，直到那些狗开始叫才停下脚步，然后转身回到大路上。路上到处是被压扁了的死动物，尸体硬邦邦的——像一张张令人毛骨悚然的小垫子。
这天我们又弄到很晚才出发。不过，这次我在地图上做了些计算，通过预估各城镇之间的距离得出了一个平均速度，感觉好多了。但我又想起了车胎的事。
“备用车胎修好了吗，付先生？”
他说过今天早饭前要送去修的。虽然安多跟垃圾场没什么分别，但修汽车的地方还是有的，而且不论规模大小，几英里之内也只有这里能修。
“没有，去那曲要好一点。”
那个地方在100英里（160千米）之外。
付先生拿起了方向盘。沿着道路开了几英里后，他停下车，开始抓脸。
“我开不下去了！”他尖叫道。他说的是汉语，听起来像一个可怜的投降者。
他又心神不定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只好欣然接受。在付先生钻进后排座位时，我安慰了他。我把勃拉姆斯的卡带塞进录音机，在晴朗的天空下往南驶去。
然而，我自己也是心有余悸。我在车祸中撞到过头，弄疼了脖子，脸上还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我的右手腕还在疼，也许是因为之前全速前进时一直紧握车把手而扭伤了。我也有高原反应——我觉得头晕恶心，在安多才走了一小段路就心慌不止。但这些与付先生的苦恼相比都不算什么。他的脸已经失去血色，嘴唇也开裂了，没过一会儿，他干脆晕了过去。孙小姐也睡着了。他俩一起摊在座位上，像一对服毒殉情的恋人。
去那曲的路上不会再有住区了，等待我们的只有狂风劲扫的高原，天气很冷，连野生牦牛都眯缝起了眼睛，一群群野驴动也不动，只是抬起头盯着我们这辆破损严重的三菱牌“戈蓝”轿车。几小时之后，公路走完了，前方只剩下一地松散的砾石，野驴也多了起来。鹅卵石摩擦着汽车底盘，同时也在车胎上磕磕碰碰。我们已经没有备用轮胎了。对于此次西藏之行，我们准备得极不充分，这实在荒唐，但我并不是非常介意。我觉得，既然已经从那场车祸中幸存下来，那么旅途中最艰难的时刻就算是过去了。死里逃生总能让人的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而且我知道，只要是我自己开车，就会安全得多。付先生的驾驶技术真不怎么样，作为一个紧张兮兮的新手司机，他在西藏毫无用武之地。
有的山坡上，可以看见飘扬着彩色经幡的小屋。我的心情好极了：经幡的颜色五彩斑斓，小屋的墙壁被粉刷得雪白，烟囱中升起袅袅炊烟，人们头戴狐皮帽，腰间别着银扣，身上披着羊皮外套，脚上套了暖和的大靴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见到一对戴帽子的母女正在攀爬在悬崖旁边的小路，裙子被风吹得鼓鼓的。还有一个帅气的牧民坐在一群牦牛中间，头上的红帽子连着一双大耳罩，很是漂亮。
付先生很恼火，因为那曲没有吃东西的地方。高海拔环境让他变得既苛刻又暴躁，他不愿在那曲停留，但我不停地纠缠他，让他去找个人来修轮胎。修理工作是在一个小棚屋里进行的，用到了火和凿子。在他们使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对车胎进行硫化时，我到城中转了转，我的眼前尽是牦牛。
天上下起了又大又湿的雪花，像肥皂片一样。气温才零下十摄氏度，但狂风暴雪给人的感觉却比这冷得多。我走进一家内地人开的商店避雪，在那里吃掉了我的“金星牌”鹌鹑蛋罐头。我注意到一位藏族妇女正在买一个橘色的塑料包，一名藏族中年男子则在摆弄一只金发洋娃娃。娃娃的臀缝里插了把跟灌肠剂一样的金属钥匙。男子拧紧发条，它的手脚都动了起来。于是，他笑着把娃娃买走了。
在那曲的一条小街上，有几个想换钱的藏民一直跟着我。他们也卖些小玩意儿，比如铜制烟罐、银币和藏印。藏印上刻有姓名或其他文字，用来加盖在文件上。我买了一枚银制藏印，上面刻了一句藏族箴言：拜天求悟。
那曲位于拉萨以北，这里有西藏唯一名副其实的酒店，但即便如此我心里还是想着：下次我要自己带帐篷和睡袋过来。付先生开车带我们离开了这里——他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面子，因为从出发一英里（1.6千米）后，他又把车停下来揉眼睛。
“我开不下去了！”
随后，他便倒向了后排座位。
自从骑上“铁公鸡”开始此次中国之旅，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开着车，不仅可以安排一切，还能自己掌握时间。而且，整个西藏空空如也。窗外的天气极具戏剧氛围——山上覆盖着积雪，风呼呼地刮，前方山脉的顶端聚集着许多乌云。我又在想：还好昨天没死。
今天，在洁白庄严的念青唐古拉山下，牧民们赶着成群的牦牛，公路笔直地穿过黄色的平原。这条路顺畅无比，我因此感到更加幸福了——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还能感到如此安全，真是不错的体验。付先生和孙小姐在后排睡着了。路上见不到别的车。我以一个合理的速度向拉萨驶去，顺道观察着路上的鸟：有老鹰，有鸻鸟，还有乌鸦。路上的羚羊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还见到一只浅黄色的狐狸在蹦蹦跳跳地过马路。
突然下起了暴风雪。我刚从一个充满阳光的干燥山谷出来，转了个弯，便进入了一个阴暗而泥泞的山谷，棉花似的大雪打在两侧的车窗上啪啪作响。谢天谢地，怕雪的付先生没有醒过来。雪渐渐小了，进入下一个山谷时，空中只剩下些干干的小雪花在飘落，随后太阳又出来了。藏族人管自己的这片土地叫做“雪域”，但实际上这里不常下雪，而且从不下雨。虽然会刮大风，但很快就会过去。藏民们从来不会为此烦忧。刚才突降大雪的时候，我还看见孩子们在外面玩耍。
起初我是想快些到达拉萨的，但现在就算晚一点我也不介意。如果能在这条路上多待几夜我也会感到很高兴，但前提是不要再遇到像安多那样的垃圾场。
当雄这地方看起来挺有希望的。它位于一段弯道上，附近有一处军营和五六家只有一个房间的小餐馆。我们停下车，点了四道菜，其中有木耳和牦牛肉。看来付先生恢复得差不多了，他竟然有精力埋怨那个女服务员多收了他的钱——准确地说应该是我的钱，因为买单的人是我。
厨房里有六名军人在取暖，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他们立刻溜走了。来中国旅行过的人有时会跟我说，军人和官员都要把他们烦死了。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当我要接近他们，他们都会转身离开。
我发现付先生又在往车胎上吐口水，看它是否过热。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吐着，抹着，观察着。
“我认为应该在这里过夜。”我说。
有个小男孩在看我们。我盯住他看时，他跑走了。
“我们不能待在这。孙小姐生病了。现在离拉萨只有105英里（168千米）。”
“你身体怎么样，可以开车吗？”
“我很好！”
可是他看起来糟透了。他面如土灰，刚才吃得也不多。他告诉过我，他不但心口疼，眼睛也疼。
“车胎不热，”他说，“很好。”
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在一个叫白仓村的地方放弃了，说自己没办法再开下去。我接过方向盘，开到了一个名叫羊八井的美丽的河畔小镇，在那里驶入了一条狭窄而多岩的山谷。从格尔木出发时，我就一直盼望见到这种山谷。我一直没注意的是，西藏的这片区域是一片空旷的原野，道路平坦而笔直，远方有白雪皑皑的山峰。然而，这个山谷既陡峭又寒冷，而且很深，有一半地方都见不到光。一条河流从中穿过，水流得很快，鸟儿在潮湿的巨砾间飞窜。我在鸟类书籍中见过这些鸟，知道它们属于鸫科，而此地最多的品种则是白翅红尾鸲。
从山谷出来，地势更高了，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坡，山峰上的积雪更多了，颜色也更蓝了。我们在傍晚的阳光中沿河岸向前行驶着。再往南去，这条小河终将汇入气势磅礴的雅鲁藏布江。山谷变得更加开阔，阳光变得更加充足，空气也变得非常干燥。两旁的山上虽然光秃秃的，但碎石却不停闪着亮光，煞是美丽，再远一些的大山上，覆盖着软绵绵的积雪。
前方是一座小城。我以为又是个边防城镇，但事实上它就是拉萨。远远望去，一群红白相间的建筑依坡而建——那就是布达拉宫，它的外观很漂亮，有点像一座大山，又有点像一个带有纯金上盖的音乐盒。
我从未在进入哪个城镇时感到如此高兴过。我决定同付先生结清报酬，跟他分道扬镳。我把热水瓶还有剩下的食物都留给了他。他显得有些尴尬。磨蹭了一会儿后，他伸出手指碰了碰我脸上那道在车祸中留下的伤口。伤口已经结痂，血都已经干了，虽然看起来挺吓人，但一点也不疼。
“真抱歉。”付先生说完就笑了，他的道歉显得谦恭而卑微。那笑声仿佛是在对我说：原谅我吧！
***
显而易见，拉萨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只是个面目友好的高原城镇，四周由更高的群山所环绕。城里的人和车辆都很少，路上也不设人行道。街上的人走起路来都慢悠悠的，没有人跑步，毕竟这些街道的海拔达到了12000英尺（3.6千米）。我可以听见孩子们叫喊，听见狗吠，听见铃铛响，却反而因此觉得这是一处静谧之地。这里卫生情况很差，而且日光很烈。城中大部分建筑都是用泥砖砌的，而有些很精美的神殿也是如此——泥砖虽然易碎，但更换起来成本低廉。因为有的佛像每隔几年就要重塑一次，而酥油花也可能腐臭或融化，需要塑造新的来替代。由于通晓佛教教义，藏族人民对于毁灭与重生的循环往复早就习以为常，“生死轮回”正是佛教大力宣扬的教义所在。
拉萨是一处圣地，所以有许多朝圣者，这个地方也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而且，由于这些人本身也来自外地，所以他们并不反感外国游客——事实上他们很欢迎外国人，并且总试图向他们兜售串珠和饰品。但拉萨的人口不多，而且因为地势平坦，所以大家都骑车出行。于我而言，这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座灰暗的山区城市，它会有陡峭的坡道和防御工事，内地人会在这里泛滥成灾，标语会挂得到处都是。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明快的小镇，随处可见快乐的僧侣和友善的朝圣者。布达拉宫是这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外观设计精巧，看得人心旷神怡。
拉萨有一半人口都来自内地，但除了士兵之外的人都不喜欢出门，即便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也都保持低调。
我的内地朋友们觉得很困惑，因为藏民们仍保留着过去的习俗，穿着传统的服装，藏传佛教是那么令人费解，比如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有被西藏人视为保护神的长着獠牙、怒目圆瞪的大金刚。即便有内地人颁布法令，修建学校，实施公共建设，拉萨仍保持着旧时的风貌，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到处是笑盈盈的僧人和脏兮兮的农民，户外经常有节庆活动，街头也总可以遇上变戏法的或是翻筋斗的。它虽是座圣城，却也是一处贸易集散地，手推车随处可见，车上满载着成堆的蔬菜和脏脏的牦牛肉，牦牛肉都经过了风干处理，可以保存一年（西藏气候干燥，谷物可以存放五十年）。而和中世纪最像的一点是，在西藏几乎见不到水管装置。
拉萨到处是盘腿而坐或叩首跪拜的朝圣者，他们按顺时针方向绕行祭拜着每一座佛殿。在大昭寺外以及布达拉宫四处的楼梯平台上，都有他们五体投地的身影。他们在路上磕长头，在河边磕长头，在山坡上磕长头。由于笃信藏传佛教，他们的心态都很平和。来自西藏各地的他们让拉萨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市场也跟着热闹起来。他们祷告，伏在地上磕头，在佛殿里散发一毛钱纸币和麦粒，往供灯里倒进一团团酥油。他们到布达拉宫瞻仰各种宝座。朝圣者们也会敬拜黄教始祖宗喀巴和如来佛画像。这些朝圣者让拉萨成为了一个充满外来者的小镇，但他们又并非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所以即便是货真价实的老外在这里也会找到归属感。这里的环境又脏又乱，铃铛声不绝于耳，却反倒让人觉得它热情友好。
拉萨就是我迫不及待想要走进的中国城市，它让我流连忘返。我几乎爱上了这里的一切：它地方不大，却热情而友好，它没有拥堵的交通，道路平坦而顺畅——而且在每条街上都能远望到巍峨的西藏山脉。这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市场繁荣，稀缺古董交易非常活跃。西藏是公费旅游者的天堂：这里有两家相当不错的酒店，还有形形色色的仪式活动，内地人喜欢拿公费旅游和出公差当作奖励——这些通常可以代替奖金——而西藏就是他们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但他们来这里也就是观光而已。西藏自身无法创收，全靠内地的经济援助。这些内地人来到拉萨以后，总是表现出身体不适的样子——因为适应不了这里的海拔、饮食和气候。
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另一面在于，它跟云南一样，已经成为了嬉皮士们的庇护所。他们并不像我多年前在阿富汗和印度见到的那些辍学者，大部分都是富有的中产阶级，来中国的机票都是由父母负担的。其中有的人是从尼泊尔坐汽车来的。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不会制造麻烦，比那些来拉萨旅游的有钱人要好多了。为了满足那些有钱人的需求，拉萨不停地修建奢华的酒店，从外地运来让人匪夷所思的珍馐佳肴——而且还会提供崭新的日本大巴，供旅行团一大早出发去拍摄天葬之类的仪式（西藏人一般会将死者的尸体置于野外让秃鹫吞食）。西藏地处偏远、幅员辽阔，又有诸多奇风异俗，对谁来说都充满魅力。这地方对我来说精彩极了，仿佛人间最后一片净土；它就像一块极地冰盖，却更加空旷。
***
我花了一阵子才从驾驶的疲劳中恢复。在车祸中撞到的头还在痛，脖子已经扭伤了。我的左眼下方还有一道引人注目的伤口。过高的海拔让我夜不能寐，我躺在酒店冰冷的房间里，心脏怦怦直跳，脉搏也更快了。在外面时，我偶尔会忘了身处何地，然后便开始奔跑，把自己弄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遇见了一位藏族小伙，对于当地的寺院，他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此人名叫拉尔帕，他不懂汉语。如果有人对他说汉语，他的反应会很好笑。他会用英文笑着对那人说：“no,no,no,no.”他甚至都不会用汉语告诉人家：“我听见你说话了，但是听不懂。”由于中国内地人不说藏语，也极少说英文，所以回到西藏的这一年，拉尔帕从来没跟内地人说过话。我问他是否会因此感到困扰，他说不会。
我们一起去了哲蚌寺。以前哲蚌寺居住着12000名僧人，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寺院。它建于拉萨郊外的一片山坡上，占地面积很大，建筑都刷得雪白，高高地耸立在峡谷之中。它还有个别称叫“堆米寺”。如今寺中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只剩下500名僧侣，但他们也是最近才来修行的。
拉尔帕指向了山坡上一群白色建筑：“那是乃琼寺。”
他带我去看了神像，是一个放在架子上的小娃娃，双目圆瞪、双臂伸展，嘴巴长得很大，像是在尖叫。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而且我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才觉得这种娃娃大都令人看了心生痛苦。
哲蚌寺的朝圣者们从几百英里之外过来——有的人甚至要走一千多英里——坐在破旧的卡车后面颠簸三四天才能到。他们拖家带口，把仅有的一点钱带了过来，被子和粮食也都带来了，此外还拿了肉和蔬菜来拉萨的市场卖。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人虽然贫困不堪，却仍然会相互分享食物，会在佛殿中慷慨解囊，还会施舍钱财给乞者。寺院里总是游荡着成群的野狗，浑身脏兮兮的，乱叫个不停，而他们甚至也会给这些狗喂食。
我们四处走了走，拉尔帕能通过帽子、长袍、耳饰或者编辫子的方式来分辨不同的朝圣者。
在一间佛殿，他对我说道：“你看到墙上的多罗菩萨像了吗？它是自己出现的，不是人工刻出来的。一天早上，僧侣们往石墙上一看，就发现了它。”
我凝视着那幅画像。
“你不相信吧。”拉尔帕说。
“我不知道。”我答道。这看起来并没有摩门教关于金页片和莫罗尼天使的传说荒谬，也比法蒂玛圣母或者那些一到耶稣受难日就开始流血的意大利牧师的故事要真实得多。
在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大昭寺，还有更多被视为神迹的壁画以及一些自然出现的雕像：文殊菩萨从墙上伸出头来，多罗菩萨的轮廓自己显现在了架子上，佛殿的一角出现了水牛形状的小石雕。
藏历新年以虔诚和热闹著称，总共要庆祝十五天，我到达的时候正值它的尾声。这就是为什么拉萨现在有这么多朝拜者。至少有一千名僧侣聚集在大昭寺念诵祷文。领头的是一位被称作“甘丹赤巴”的光头老人，他是西藏最神圣的僧人，是所有寺院的精神领袖。他身穿金色僧袍，盘腿而坐，背朝一众僧侣。僧侣们或坐或立，有说有笑。有的人在念经，有的人却只是在糊弄和傻笑。这些人中什么年纪的都有——有的不过十来岁，有的还是女性，但她们都把头发剃光了，又穿着和男人一样的长袍，所以几乎无法辨别。我在一个较高的露台上观看了全程，而我身边的西藏人则纷纷向下面的僧侣投掷写有祷文的纸条，而僧侣们则会将这些纸条收集起来。
在拉尔帕的帮助下，我向一位僧人询问，藏传佛教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喜欢就神学中的细微之处进行辩论。
僧人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是的！”
“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
“可以。比如上师发问：‘兔子有角吗？’一名僧人就会站起来说：‘没有，兔子不长角。’然后上师就用手杖敲他，其他的僧人则会哄然大笑。另一名僧人也许会回答：‘是的，兔子有角。它要在地上打洞，用的是什么呢？不是爪子，而是爪子上的指甲。那就是它的角。’”
“问题就那样解决了吗？”
“关于那到底算不算角的问题，可能还要再辩论一会儿。”
这段时间，拉萨所有地方的转经筒都开动了。大部分朝圣者都拿着手摇转经筒，有点像竖起来的削铅笔器。朝圣者们一边转动经筒，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按顺时针方向行走——他们常常转得很快，因为通过转经筒（里面放有一张潦草的经文）念诵的经文并不如用口念诵的有效力。这些转经筒通常是用青铜或黄铜制成，有时上面会有镀金或镀银浮雕。转经筒固定在寺院的围墙之内，有的和油桶一样大，转动起来很困难，有的还不如装钉子的小木桶大。它们转动的时候，能听见里面有经文摇晃的声音。转经筒都有手柄，筒身被沾满酥油的手摸得滑溜溜的，表面还刻有藏文和梵文刻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是这句真言中最有力也最神秘的一个字，包含了三个梵文发音，表明了宇宙的三一属性。这些咒语非常庄严神圣，就算是只把它们写在或者刻在石头上（经常有人把神圣的“唵”字刻在悬崖壁上），也会被视作比修建雕像的行为虔诚得多。
西藏的朝圣者们涌入大昭寺，他们喃喃念经，行跪拜大礼，凝视着寺中的僧侣。这些远道而来的人，被这个藏传佛教的梵蒂冈弄得目眩神迷，身处形态各异的金身塑像、华丽的壁画（描绘的是天堂和地狱中的生活）、绵绵不尽的香火（烧的是檀香木和柏树叶）以及咚咚作响的沉闷鼓声中，那份属于朝圣者的虔诚似乎都要消失殆尽。他们的眼睛在昏暗的回廊上闪闪发亮，或斜视，或凝视，显露出一种游客般的好奇，仿佛嗡嗡诵经的僧侣、寺院中的香气和垂落的唐卡都让他们惊叹不已，于是便忘记了祷告。
由于人口太少，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在西藏有所放宽——实际上，在这样偏远的地区，这项政策也不大可能强制执行。这个地方如此空旷，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是件新鲜事。这就是拉萨的市场如此热闹的原因：很多人都只是在一旁围观而已，他们为了新年朝圣而来到拉萨，忍不住要去看看新鲜的橘子和香蕉，或是去围观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康巴汉子交易珠串和项链。
拉萨市场是我在中国见过最有意思的市场，因为内地人根本无法对它进行管制。因此，只要是能弄到的东西，商贩们都会拿来这里卖，价格也是随便要。这里的古董交易非常活跃——银器、锡具、半宝石、刀、剑、马鞍、黄铜马饰、鞭子、地毯、毛毯，还有多得数不清的佛教用品。其中有的是复制品，很多都是假货，但也有一些真品。有人给了我一个银制珠宝盒——上面缀满了珠子，可以佩戴在腰间，和苏格兰人系在身上的毛皮袋有点像。西藏人的珠宝首饰都很重，而且往往都很漂亮。由于来西藏的游客足够多，所以即便是这些乡下人也可以管他们的珊瑚串和绿松石串要上几百美元的价钱。我从一个年轻人那里买了个银碗，他觉得我是个正经买家，于是掀开自己的长袍，给我看了一尊年代久远的多罗菩萨金像。这里每个人的斗篷和袖子里都塞满了稀世古董。
我从拉萨城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距离并不是很远——只有几英里——但因为海拔太高，走起来还是有些慢。我去了地毯厂、皮革厂和鞋靴厂。自由市场里充满了巴扎的氛围，看起来要比工厂忙碌得多。当地工厂基本都是在不紧不慢地运行，工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喝茶吃点心，个个都笑容满面，干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与广州和上海的工厂截然不同。
拉萨没有郊区，只要走上十五分钟，你就能看见大山或者河流。一艘牦牛皮艇——外形有点像那种不太牢的小圆舟——可以载人过河。河对岸有沙洲，有碎石遍地的平原，还有更多的山。
很久以前，有一名欧洲探险家来到西藏，他在看见一座美丽的雪山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当我亲眼目睹西藏的风景时，我便明白了他当时的反应并不奇怪。这样的景致用“触动人心”还不足以形容——那光，那空气，那四下无人的旷野，那平原和山峰，仿佛都充满了魔力。拉萨周围尽是灰扑扑的峭壁和陡坡，有几天早晨我出去看时，上面都积满了前夜落下的小雪。西藏没有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崎岖的山路和黑漆漆的峭壁，也不像落基山脉那样危险和难以穿越。这里虽然偏远，却让人感到安心自在，它有着最美丽的草地和群山环抱的旷野。可以说这是一片山间风景，但却没什么山谷——蓝白相间的高原上，有牦牛身上的铃铛响，有明亮的冰川，有星星点点的小野花。此情此景，有谁不会流泪呢？
我已经习惯了酥油的味道，也不再因为西藏人不洗澡而感到困扰。
“这里的水太冷了。”拉尔帕说道。
“当然。”我说。
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得多的是哈尔滨那些在松花江冰面上打洞往下跳的人，不知他们为什么对户外活动如此痴狂。
“要是洗澡的话，他们会生病的。”拉尔帕说。
“当然。”他们身上很脏，但寒冷的天气抑制了气味的散发，并且因为多风，所以不存在气味难闻的情况。而且西藏人身上都穿戴着华丽的珠宝、皮草和头饰，所以不会让人觉得邋遢。到头来，唯一让我反感的就是那些凶猛狂躁的恶狗，尤其是那些在藏语中被称作“dhoki（看门狗）”的藏獒。我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正骑行在这些美丽的道路上，享受着在西藏的漫漫旅程，但一条藏獒从岩石后面窜出来扑向我，恶狠狠地将我大卸八块。
藏民们总是笑容可掬，他们穿着自己做的羊毛外套，袖子有四英尺长，帽子和靴子的形状都很古怪，辫子里常编着红绸，随身携带银首饰包和匕首，耳朵上垂着宝石耳环，衣服上别着象牙色纽扣，他们会朝自己的狗喊叫，会大口地撕扯骨头上的肉，会用丝带捆绑他们的牦牛。全亚洲的妇女都不如藏族妇女强悍和自由。西藏仍在实行“一妻多夫”制——有的妇女有三四个丈夫（他们一般都是兄弟）。
西藏人生来就不会任人摆布。作为游牧民和游牧民的后裔，他们居无定所地生活在世上最空旷的地区，他们不依靠任何人。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微笑，或许是因为要去某个地方拜佛，又或许是刚刚拜佛归来——拜佛总能让西藏人心情愉悦。他们极少有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轻快而不匆忙，从不在路上奔跑。他们不像其他省份的人，从来不会骂骂咧咧。因为他们，拉萨城里满是快乐的行人。他们漫步在冬季清爽的空气中，穿过一棵棵掉光了叶子的细柳，路上经常会停下来欣赏山景。拉萨周围的山上积满了新下的雪，在我看来就好像一片片上过浆后又被压破了的床单，整座山脉中仿佛铺满了这种结冰的织物。更远一些的地方，由于积雪更厚，山显得更高、更蓝而且更柔美了。雪在西藏人眼中代表神圣与纯洁，在精神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无瑕的象征来证明自己内心依旧自由：这些雪山便是神灵存在的证据。
***
西藏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是旅游业，因为内地人发现了这里可以成为一处旅游胜地。游客们想参观各种寺院，想到庙里去听锣鼓声，他们还喜欢看僧侣。所以，内地人让西藏回归了精神上的宁静，至少表面如此。他们把西藏的物价抬高了一倍。他们欢迎假日酒店集团来当地经营最好的宾馆，并且承诺重建曾经被毁的甘丹寺。如今这里已经有了一些客流，但中国官方称希望每年的游客量达到十万人。如果那样的话，拉萨城必然会被毁掉。
不过，要到这里来却很困难。从西安走陆路要六天，如果从成都坐飞机的话，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恐怖的旅程才能到达。拉萨机场又小又危险，而且离市区很远，如果要在那里赶早班飞机，必须提前一晚上过去。路途艰难正是西藏得以保留原始风光的部分原因。而且由于这里海拔很高，即便是身强体壮的人也可能感到不适——大部分时候你都处在海拔两三英里的高地之上。西藏开放程度很低，它是如此古旧，又是如此令人愉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铁路尚未到达这个好地方。昆仑山脉的存在，确保了铁路不会修到拉萨来。这也许是件好事。我心想，在来西藏之前我是热爱铁路的，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原始风光要让我青睐得多。
相当偶然地，我在离开拉萨前遇到了付先生。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表示，他已经克服了对雪的恐惧，也摆脱了高原反应。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活雷锋。
“有什么想看的吗？”
“我们开车去兜兜风吧。”我说。
他匆匆戴上驾驶手套后，我俩一起出发了。孙小姐留在了自己的房间听音乐，跟着“iamadiscodancer”的节奏摇头晃脑。
“天气不错。”我说。窗外天朗气清，就是有点冷。
不过，我心里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是一条据说已经被摧毁的关口。我读到过关于它的非常清楚的描述，但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付先生在开车。我们经过了地毯厂，往东走时还路过了一所荒废的寺院，后来又经过了几处营房，经过了一些难看的中国式房屋，经过了带刺的铁丝围栏。路上有被压扁的死狗——军用卡车的轮胎已经将它们的尸体碾压成一片血迹模糊的毛发。我们见到的红旗也不再是随风飘扬的经幡，而是军队的三角旗。
付先生迷路了。陷入混乱状态的他又开始鲁莽行事，他开得太快了。前方出现了一些残破的寺院，上面还留有各种标语。付先生开始急躁地喘气。
“我觉得，我们走得太远了。”他说。
“yousurehave.（肯定是这样。）”我用英文说道。
听见我说英语，他表现得很惊讶，向我投来恶狠狠的目光，好像我的声音很讨厌一样。他已经忘了自己之前说过什么了。看见我皱眉时，他惶恐地笑了。
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我而言，它不再是一场旅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旅行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真舍不得离开。
几天之后离开西藏时，我抬头望山，双手合十，我发明了一句笨拙的咒语：请让我再回来。
阿瑟·莫里森（arthurmorrison，1863—1945），英国作家、记者。
巴斯克维尔猎犬（citehoundofthebaskervilles/cite），柯南·道尔的一篇侦探小说标题，故事围绕一只恶犬所制造的恐怖命案而展开。
编者注：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