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较偏远的地区，人们一般都不大遵守秩序，因此有关部门特地针对上火车制定了具体的做法。西宁的做法则是我见过最严苛的之一。硬座车厢的乘客必须排队进站——大概有一千人在站外排成一列，冒着严寒焦躁地缓缓向前挪动。然而这列队伍却没有方向，不知会将大家带向何处。队伍最先形成于火车站前一片大风呼啸的广场，前方有一尊难看的雕塑，展示的是各少数民族你追我赶的画面。这相当应景，因为排队坐车的人也都来自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即将为了车上的座位而展开争夺。
发车前十分钟，随着铁路警卫的一声哨响，这些人便抓起大包小包的行李开始奔跑。他们先踉踉跄跄地狂奔200码（180米）穿过广场，又气喘吁吁地绕着车站走了100码（90米），最后呼哧呼哧地上了月台，冲向那冒着蒸汽的列车。虽然已经通过赛跑分出先后，但为了抢到座位，他们仍是毫不懈怠，妇女和儿童被甩在了最后。
车上的条件非常恶劣，但这并不是坏事。最差的火车往往会带你穿越最神奇的地方，这几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我有种强烈的感觉——途中我将穿越一片中国最美丽的风景，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没错。这趟车不但又脏又破，而且特别拥挤。开车前有乘客起了冲突，因为五名身负重物的藏民进错了车厢。他们并没有拳脚相向，只是相互推搡，不时咆哮几句。那几个藏民还手时脸上还带着微笑。说车上条件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才出发一小时就断水了。在中国，断水的情况要比一般的困难严重得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别说洗漱，连泡茶的水都没有。但并没有人生气，甚至都没人抱怨。他们只是咕咕哝哝地打听了一番便接受了事实，再也没有继续叨叨。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我也很恼火。漫长的旅途没有热水供应——我们大概要走30个小时——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我们正驶向青海沙漠深处的格尔木，列车到站后，我将和付先生自行驾车前往拉萨。
除了没水，车上也没有食物。我用最后几口热水在杯子里泡了面。餐车里聚了很多人，但没有任何食物供应。有人在大喊大叫，甚至有许多人都已破口大骂，但蒸汽机不停地发出咔哒咔哒和叮叮当当的响声，湮没了他们的声音。此外，车里也没有灯。我起先觉得很愤怒，后来感到浑身不自在，最后简直百无聊赖。我不能吃东西，也不能看书。车上的乘客虽然友好，但他们说起话来像鹅叫一样，加上不时传出的叫喊声，还有吵吵嚷嚷个不停的小孩子，都让我觉得讨厌。我掏出了一些食物来吃，心想应该多带点来的。地板上全是大家吐的葵花籽壳。
我的隔间住了一名年轻小伙和一个老头子，小伙爱抽烟，老头爱吐痰。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是很有礼貌的。这两个人也要去格尔木。我们一起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前行，途中我突然想到，我们与多数人眼中那个丰饶多产的中国已经相距甚远。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带，要从这里去文明世界以及那些讨厌的大城市，至少需要四天的车程。
沿途的风景很美。火车已经爬上山坡，曲曲折折地穿行在西宁西部的大小山口间，但随后又往下进入了寒冷的山谷。河水已经结冰，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白垩色，即便在暮光之中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像一条覆盖着积雪的路蜿蜒在棕色的山谷间。
“要去西藏吗？”老头儿问我。
他觉得没人会在格尔木停留，当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这章的标题要叫做“开往西藏的列车”。
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身穿绣花外套、头顶小碗状硬毡帽、棕色皮肤的小个子撒拉族人，脚蹬长靴、身披山羊皮外衣的哈萨克人，戴着无边便帽的回族人，以及背着破旧布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袍的大个子藏族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乡下——他们以牧羊和养牦牛为生，以帐篷为家——要么刚刚结束在塔尔寺的朝拜，要么刚在西宁的市场上“扫荡”一番，正打算回家。此外，车上还有很多军人。乘客中有人吵闹，有人吐痰，有人上厕所，还有穿着秋衣秋裤的怪人在车厢过道扬起头，把鼻涕擤在窗帘上。
附近的山峰明亮而锐利，山坡给人感觉暖洋洋的，但在山峦之下，阴影覆盖的山谷都已结冰，布满方方正正泥墙小屋的村庄看起来就像新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居所。这些房子都是拓荒者在1950年代修建的，那些汉族人离开了自己世代而居的故乡来到西部，为的是建设西藏。夜幕很快降临，天空中布满了黑色和蓝色的云，天空之下，结了冰的河面在闪闪发光。
我躺在床上，一面因为在如此寒冷的列车上喝不到热茶而忿忿不平，一面读着阿瑟·莫里森的《墙上的洞》。这是一本年代久远的小说，写的是曾经盗贼猖獗的伦敦东区的事。火车离开西宁时，我问隔间里那个小伙子路边的采石场里都有什么。他回答说：“石灰。”而在这本小说里，石灰则扮演了可怕的角色。瞎眼乔治在受到媚眼丹攻击后，偷偷溜到丹的房间进行报复，他用石灰塞进丹的眼睛，把他给弄瞎了（“他的拇指还在丹的眼睛上乱揉，乱糟糟的石灰冒起了烟，顺着丹的脸一滴滴地往下流……瞎眼乔治气喘吁吁地说道：‘现在你跟我一样瞎了，来打我啊！’”）。
这害我做起了噩梦，而梦中的我之所以感到恐怖，就是因为分不清积雪和石灰——它们看上去的确没什么差别——我滑倒在一片白色之中，变得面目全非。然而，我睡得并不安稳。车里越来越冷，我被冻醒了好几次。早晨的时候，山脉出现在了北方，我们进入了一片荒漠。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粗砺的土地，不仅荒凉而且多石，今日的天空阴云密布，临近中午时，沙漠覆上了一层薄雪——那雪看起来凹凸不平，像是被倒上去的一样——而远方的山脊中，也同样覆盖着片片白雪。狂风猛烈地吹向大地，尽管此处地势平坦，但黄沙之下的岩石却仍然全都露了出来。这里没有植被，也没人生活，就连火车站的存在也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在这里上车下车。只有站长一人拿着他的绿旗子专心致志地站着——除他之外，没有一个旁人。
车上还是没有来水。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抱怨。我明明看见厨房有个男人在往茶壶里倒水。他一声不吭地走来对我笑了笑，然后在我面前砰地关上了门。
一名穿工作服的小伙正在餐车里出售票券。我问他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说是面条券。于是我买了几张，在一个通向厨房的窗口前排起了队。我等了十分钟，但是身边毫无动静，于是我问他们：“面条呢？”
“没有了！”售票小伙说。他正冲着我笑，但那笑容叫人捉摸不透。
我抱怨道：“我付了钱的……”
“过一小时再来。”
“我要吃面，不然就退钱。”
“晚点再来。”
这个地方简直跟监狱、军营或者旧时的疯人院没什么两样。
我没好气地说道：“你们很不友好。这趟车上没有吃的，没有暖气，连水都没有。条件太差了。”
售票小伙仍然满脸堆笑。我很好奇，如果我打他一顿的话会怎样。他们也许会把这当作非常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吧。事实上，他们可能就会把我留在青海。所以我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已经身处放逐区了。
“对啊，条件很差。”那小伙说道，此时他已经发现我生气了。
“起码给我点水泡茶吧。”
“没有水。”
“厨房里明明有水，我都看到了。”
他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算你赢。随后他取来一瓶热水，我拿回去同隔间里的人分享了，大家都很高兴。
窗外的风景变得更加原始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天气越来越冷，风越来越大，地上的碎石越来越多，山也越来越黑。相比之下，连荒凉惨淡的新疆都可以称得上葱郁繁茂了。一阵冷风咆哮着穿过岩石遍布的大地，让人既惊悚又难忘。我心想，中国的这些角角落落是如此奇怪、荒凉和神秘，难怪中国人自己都相信它们就是所谓一马平川的“中央王国”的尽头。
睡在我上铺的年轻人姓赵。他说自己来自辽宁，并表示从来没见过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他在一家工厂当监督员，从事的是与镁有关的行业，要去格尔木出差几周。
“我宁愿到别的地方去。”他说。
然而，我却很高兴能置身于这样一片原野之中。我坐在安全的列车里，望着窗外荒芜的大地，感到越来越兴奋。在新疆的罗布泊沙漠、哈密和吐鲁番，人们都会告诉我“马可·波罗来过此地”或者“丝绸之路经过这里”，但青海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谁也不曾到过这里。要试图穿越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它永远是一副空空如也的模样。
小赵是和父亲一起来的，他父亲住别的车厢，这会儿看他来了。老人家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试图跟他说话，但他耳朵听不见。他有着失聪者特有的灿烂微笑。每次只要我写点什么，他就会放下茶杯，把鼻子凑到我的本子上来，好奇地盯着我写的字看。
火车开到最后，大大小小的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浅褐色沙漠。我凑近车窗一看，发现地上全是覆盖着细沙的低矮雪堆。当天再晚些时候，雪堆换成了砾石。又过了一阵子，地上的颜色变深了，眼前碎石遍布——但那仍然是沙漠。
沿途每隔二十英里就有一座车站，但是它们都小到只有三栋方方正正的小房子，房子的外观也是褐色的，就跟沙漠一个颜色。它们就那样矗立在风中，周围空荡荡的，云朵像疯了似的在它们上方飘过。
“这不是个好地方。”小赵说道。显然，他很想念充满现代气息的辽宁，想念那里的车水马龙和绵绵细雨。
“我喜欢这里。”我说。
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唾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在中国，这就仿佛是在对你说：你一定是发疯了。
“我就是希望能有口水喝。”我说。
我问列车长——他看起来很年轻——为什么没有水供应。
“becausethisisthedesert.（因为这里是沙漠。）”
他的英文稍稍带点美音。
“可是你们有锅炉。”我说。
“锅炉里的水是给发动机用的。”
“有人抱怨没水吗？”
“您就在抱怨啊，”他好声好气地说道，“别人也抱怨。但我向大家承认这的确是个问题，他们也都理解了。”
“我不理解。”
“因为您是外国朋友。”他说。
“外国朋友”是中国人对于我这种“火星人”的礼貌称呼。
他说自己22岁，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goldcountry。”他说的是英文。
“金国？”我问。
“是的，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希望中国富裕繁荣。”
他要负责全车的大小事务，但他似乎不大能胜任这样一份重要工作。不过，他挺讨人喜欢。他说自己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实际上，他的英语是通过voa（“美国之音”电台）自学的。
下午快结束时，更加多岩的地貌代替了满地碎石的沙漠，有山峦出现在了西南方向。那两座山的轮廓清晰而美丽，山上的积雪呈现出明亮的蓝色。由于山坡面朝北方，没有阳光照射，所以完全被积雪覆盖了。从地图上看，这两座山分别是雅拉达泽山和喀拉沙音山，二者的海拔都接近两万英尺（6千米）。它们在一片平坦而广阔的雪域中拔地而起，前景则是粗糙的沙漠和咔嚓咔嚓行驶着的火车。
“最近才下过雪，”金国说，“这倒不是新鲜事。三月份时这里常下大雪，山口一年到头都有雪。外国朋友喜欢雪！”
仿佛是为了欢迎我们，列车前方出现了八只灰色的鹤，这些鹤先是聚在一起，然后又倏地散开了，它们越冲越高，但翅膀始终没有张开，就像被狂风吹得展不开的大型自动伞。
格尔木几乎算不上一座城镇。这里只是零星地分布着十来栋低矮的楼房，还有一些无线电天线和一座水塔。付先生的“戈蓝”是城中为数不多的汽车之一。街上有几辆公交车，但它们是我在中国见过最遭罪的车辆——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它们常年颠簸在青藏高原上。
“雪。”付先生张口便说道。
我没想到会下雪，而从他沮丧的语气来看，显然他也没有料到。城里的积雪很薄，但它后面的山脉附近却积得很深，洁白的雪在大山的阴影中熠熠生辉，仿佛戏剧中的场景。
我们仍逗留在格尔木火车站。付先生一路从西宁开过来，我们已经会合。然而，车里的他看起来非常闷闷不乐。
我问他怎么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明天不能去拉萨了。可能后天才能出发，也可能大后天，或者……”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在下雪，到处都在下，而且下得很大。”他这样答道，甚至都没看我一眼。他开着车快速行驶在格尔木布满车辙的街道上——开得太快了，但我在西宁见过他开车，知道这是常态。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也比一般司机疯狂得多。“积雪把公路都堵住了。”
“你确定吗？”
“是的。”
“你亲眼见到了吗？”
他笑了：哈哈！你这个傻瓜！
“快看那边！”
他指向了窗外。但我并没有看雪，而是注意到他戴了一双优雅的驾驶手套。他开车时总是戴手套，那东西就像鞋套或靴罩一样古老。
“有人告诉你公路被积雪堵住了吗？”
他没有回答，这就是说没人告诉过他。我们继续争执着。下雪的确是个坏消息——积雪总是在那里闪闪发光，好像永远不会消失一样。可是一定有人知道路况吧？
“格尔木有汽车站吗？”
他点点头。他讨厌我问来问去。他打算全权安排我们的行程，可是如果我什么都要问，他还怎么安排？而且，他也给不出什么答案。
“大家都说路况很糟糕，看看这雪！”
“我们去汽车站问问吧。汽车司机应该知道。”
“我们得先去旅馆。”他说道。他在试图指挥我。
旅馆又是一个监狱般的地方：楼道里凄凄冷冷，不时传来粗厉的声音，作息安排也奇怪得很。我的房间里有三棵仙人掌、一本日历和两张扶手椅。然而，窗户上却没有窗帘，屋里也没有热水。“晚些会有的。”他们说。旅馆大堂又脏又湿，地上都是大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泥巴。旅馆后面有一个观赏水池，里面的冰都泛着绿色，通往餐厅的路上，积雪则达到了一英尺（30厘米）。我问有没有吃的。“晚些会有的。”他们说。有的房间里摆着上下铺，有六张的，也有八张的。为了抵御寒冷，房间里的人都穿厚外套，戴皮帽。为什么我的仙人掌还没冻死呢？旅馆双人间的价格是每晚5.5英镑，餐费是1.25英镑。
“现在我们可以去汽车站了。”我说。
付先生一言不发。
“我们得找人问问积雪的情况。”
有人跟我说汽车仍在正常往返于格尔木和拉萨之间，尤其是现在已经没有飞机了——通往西藏的航线暂时中断了。肯定有汽车司机能告诉我们最新路况。
我们开车去了汽车站。一路我都能感觉到，格尔木的确是中国偏远的边城，它基本与军营无异，商店、集市和宽阔的街道都屈指可数。除此之外，建筑物也少得可怜，但由于当地的楼房都不高，所以也算不得破坏市容。这个地方是拓荒者的家园——和西宁一样，1950年代曾有大量志愿者来到这里。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鼓舞，志愿到中国贫穷荒芜的地方参与开发建设。他们要设立安置点，开辟道路，铺设电报线，修建营房。首先到来的是勘探人员和工程师，后来是铁路工作者和军人，最后教师和贸易者也来了。
“付先生，你觉得格尔木怎么样？”
“太小了。”他说完就笑了，意思是这地方根本无足轻重。
到了汽车站，我们被告知路况并不是很糟糕。早上刚有辆车从西藏开过来——当然它误点了，但他们解释说所有的车都会误点，即便不下雪也是如此。
付先生并没有妥协。他指着南方说道：“雪！”
他显然很不安，但我确信我们可以出发了。
我对他说：“明天再出发吧，但是得早点走。我们开到中午再看看，如果积雪情况很糟就回来，改天再试。如果情况还不错，就继续往前开。”
他丝毫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这个办法也顾全了大家的面子。
当天晚上我们吃了顿饭庆祝，我们点了木耳、面条、牦牛肉片和一种叫做“馒头”的蒸面团。付先生说自己没有馒头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又点了一份，准备在去西藏的路上吃。同桌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分食我们的饭菜，在付先生开始介绍之前，她一直没有说话。
“这位是孙小姐。”
“她要和我们一起走吗？”
“是的，她会说英语。”
付先生一句英文也不会讲，但他深信孙小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我根本想不到办法从孙小姐口中听到任何英文。她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一个中文单词，然后问我用英文怎么说。
“‘旅行’用英文怎么说？”
“travel。”
她的双唇动了动，结结巴巴地学了一声：“trow。”
然后，很快她连这个不标准的发音也忘记了。
晚饭时我问付先生：“明天什么时候出发？”
“吃完早饭就走。”他回答。
中国人对于吃饭时间的执着真是近乎疯狂。
“应该早些出发，因为下雪，得开慢些。”
“我们可以九点走。”
“六点半或七点太阳就出来了，那时候就走吧。”
“总得吃早饭吧。”付先生笑着说。
我们都知道，早餐八点才供应。付先生是在为自己争取一小时的时间。我想从《毛泽东语录》中找点什么话来告诉他应当灵活行事，要敢于面对困难并用意志力克服它们。但我一句也想不出来。不管怎样，毛主席的话也许对付先生并不起作用，他年纪轻轻、骨瘦如柴，做起事来疯狂得很，他不但听贝多芬，戴驾驶手套，还有个白吃白喝的女朋友。他是中国新生代中的一员。他甚至还有一副太阳镜。
“我们可以买些东西在路上吃。”为了能早点出发，我最后一次不顾一切地请求道。
“我必须吃热馒头。”付先生说。
这惹恼了我，更恼火的是，第二天早晨九点半时我还在等他，因为他在等人开住宿费的发票。最后我们大概十点才上路，我坐在车子后排，心想这要是在火车上该多好，而且想到一路都要盯着孙小姐的后脑勺，我觉得很心烦。
拉萨离我们有1000英里（1600千米）。我朝西藏方向望去，瞥见一辆冒着蒸汽的黑色火车。唐古拉山脉的蓝色山峰和山脊之下，是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那火车正吃力地在雪地中前行。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迷人的画面之一：列车吭哧吭哧地行驶在白雪皑皑的沙漠之中，它身后的山脉晶莹剔透，头顶的天空万里无云。西藏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眼前的一切都如珠宝一般，冒着轻烟，闪着灵光。
再往前走约20英里（32千米）就到了铁路的尽头，我们遇到了这片山脉的第一个山口。中国境内的铁路最远就修到了这里——只有军人才可以乘火车来这么远的地方——过了山口，就只剩下狭窄的道路了，付先生此刻正开着他的“戈蓝”缓缓滑行在这样的路上。
我看得出来，付先生很怕下雪。他从未亲自在雪路中行车，只是听说过一些可怕的故事。而他之所以希望在格尔木再待一周，就是想等雪化了再上路。他觉得没有办法穿越雪地，可是路上的积雪状况还不是太糟。路面相当畅通无阻——不论如何，来往的卡车已经在雪地上压出了两道明显的车辙。但同时这也导致冰雪都堆在道路中央，形成了一道硬硬的突起，底盘较低的小汽车经过时，会不停地颠簸摇摆。
我们起初经过的山口都很狭窄，几乎见不到光，而且路上结满了冰。付先生只好慢慢地开。他真不是个好司机——跟他一道行驶的头五分钟我就发现了——冰雪让他放慢了速度，变得小心翼翼的。结冰的路面看上去挺危险，但我们一点点地向前移动，并且试着不去想掉进路边山脊中的可能性，最终成功通过了那段路。之后又有好几英里湿滑的雪地，但付先生也成功开过去了。我们就这样开了两小时。这天是个令人愉快的晴天，阳光照射在积雪上，有的雪已经开始融化。然而我们正逆风而上，越往上走越冷，即便有太阳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因为恐惧，付先生这几个小时没说一句话，但他的呼吸声——他用鼻子出气的同时还在不停地喘息——仿佛一场独白。
我们越过了第一片崇山峻岭，接下来的环境虽然冷，但积雪已经没有格尔木那一侧多了。付先生开始加速。每当见到一段干燥的路，他就会把油门踩到底往前加速，只有遇见冰雪时才会慢下来。有两次他都撞到了因为冰冻而胀起的路面，我不但被甩出了座位，还碰到了脑袋。
“不好意思！”付先生对我说，但他仍然越开越快。
由于大部分弯道都很急，付先生不得不慢慢开。这时我会从保温杯中啜几口茶，然后把录音带递给孙小姐，让她塞进录音机。走了100英里（160千米），我们已经把勃拉姆斯听完了。听门德尔松的时候，我就会考虑接下来要不要把贝多芬的交响乐递给她。我喝着绿茶，看着窗外洒满阳光的道路和白雪皑皑的山峰，听着美妙的音乐，不禁得意起来：能够如此前往拉萨，实在惬意得很。
车子又撞上了一处隆起。
“不好意思！”
然而，他并没有减缓速度。道路越来越直，他开得也越来越快——时速大概达到了80，这对于这样一辆行驶在狭窄路面上的小汽车而言，似乎有点荒唐。路上除了卡车之外，也见不到别的车辆——锈迹斑斑的大卡车满载着货物，用来遮盖货物的防水油布随风飘扬。卡车司机都是藏族人，付先生总是按着喇叭就不经意地超越了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注意前面有没有弯道。
他真是个糟糕的司机，应该没什么驾驶经验。也许他上过某所国营驾校并拿到了驾驶证，然后被分配到西宁的一家单位。他开车时戴手套完全是装模作样。汽车点火启动后，他不是加档太多，就是握不稳方向盘，要么就是开得太快，而且他下坡时经常关火并且挂空档，以为这样可以省油——这无疑是司机身上最坏的习惯，但在中国却非常普遍。
我并非不善言辞，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开车的才是老大，作为乘客一般都应该闭嘴。虽然我总有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我心想：剩下的路还很长，不必一开始就跟他争执，破坏气氛。再说，我也想见识一下付先生的驾驶技术还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
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
他转弯的时候开得太急了，以至于我发现自己为了不被甩出座位，竟然一直牢牢抓着门把手。如果此时喝茶的话，没法不洒出来。他正在以90的时速前进——我分不清刻度盘上写的是公里还是英里，但这有关系吗？要是你对他说“开慢点”的话，他会没面子的，他的自尊心会受伤，况且不正是他带我们穿越了那段雪地吗？现在已临近中午，前方的路面比较干燥。按照目前的速度，我们可以在傍晚前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安多县。
“孙小姐，放这个吧。”
孙小姐接过中国制造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卡带，把它塞进录音机，前几节的音乐便响了起来。阳光从窗外透进来，天空晴朗蔚蓝，灰色山丘之下的大地上铺满碎石。我们两侧都是白雪皑皑的山峰，刚好越过那些小山丘的顶端。汽车正驶向一处弯道，我有点担忧，不过想到这条通往拉萨的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我还是感到很开心的。这真是个美丽的日子。
我之所以将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两秒钟后就出事了。
弯道上有条阴沟，而且路面上明显有块很高的凸起。但付先生仍然保持着90的时速，他碰到了那块凸起的地面，于是我们全都飞了起来——汽车跃向空中，我感到一阵飘然，后来它又晃晃悠悠地往下落，冲向了道路右侧一根笔直的石柱。付先生当时紧紧抓着方向盘，车轮一滑，汽车转而冲向了道路左侧。我从头到尾都能听见风打在车身上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急流。那声音越来越大，车身也摇晃得更加厉害，因为它又飞向空中，被卷入了一阵夹杂着灰尘和碎石的大风。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路面，正全速奔向一旁的沙漠。付先生还在与方向盘纠缠，汽车则在摇晃个不停。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可怖的风一直撞击着颠簸的车身，飞扬的尘土遮住了窗外的光线，我们悬浮在空中。那一刻我心想，我们就要粉身碎骨了。
我紧紧地握着门把手，脑袋死死地顶着前排座椅。我担心自己一旦有所放松，就会被甩向另一侧车门。我好像听见了孙小姐的尖叫声，但汽车和风的声音要大得多。
这一状况大概持续了七秒钟。在这样一辆打滑的车中，这几秒钟显得既痛苦又漫长，恐惧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你。我从未感到过如此无助和绝望。
因此，当汽车最后停下时，我大吃了一惊。整辆车已经侧翻过去，只是因为地上的石砂太厚才没有完全翻个底朝天。我不得不用肩膀顶开车门。外面仍是尘土飞扬，我这一侧的后胎已经脱落，我能听见它发出的嘶嘶声。
我踉踉跄跄地走开，希望离车越远越好，此时我看见付先生和方小姐正喘着粗气，还不停地咳嗽。孙小姐在发抖。付先生则显得不知所措又悲痛万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车被毁了：镀铬层剥落了，散热器护栅碎了，轮缘变形了，车门也坏了。我们现在距离公路有50码（45米），深陷于遍地砾石的沙漠中。阳光依旧灿烂，看起来真不可思议。
付先生笑了。他的笑源自一种盲目的恐惧，意思是：天啊，现在怎么办！
谁都没有说话。我们都因劫后余生而激动得无以言表。付先生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我走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指头上有血。我虽然从车里逃了出来，但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受伤——我想应该有吧。然而，我还是自我检查了一番。我的眼镜碎了，玻璃扎进了脸颊，但伤势并不严重——不论如何，伤口不深。我的前额肿起了一个包，脖子有点痛，手腕也破皮了。不过这都没事。
让我感到愤怒的是，事故竟然发生在晴空下一段干燥的路面上，而且还来得这么早。如今我们进退两难，都怪付先生没用，他之前开得太快了。但我也有错，我不该什么都不说。
付先生取出一把铲子，在汽车周围挖了起来。那样做有什么用呢？它只剩下三个轮子了，哪也不能去。看来我们没什么指望了。我犹豫过要不要抓起背包开始搭顺风车，可该朝哪个方向走呢？付先生把自己弄得一团糟，但他应该也能自己解决问题。我无法想象怎么把这辆车拖到公路上去。我环顾四周，心想：这是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之一。
我们轮流挖了一阵子，但就算把车挖出来也不过是些表面功夫而已。而且，车身暴露得越多，它看起来就越畸形。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散热器护栅被撞碎了，塑料片散落了一地，孙小姐把它们捡起来堆成小堆。她想要保留它们，好像收集这些东西能体现出她深深的关切一样。
几辆棕色卡车在公路上缓慢而费力地行驶着。几小时前，我们刚刚超过它们。
“去拦住他们吧。”我说。
“不用。”付先生说道。
这就是内地人的自尊。他摇摇头，挥手让我走开。他知道卡车司机都是藏族人。要是让那些家伙见到自己因为愚蠢的驾驶行为而弄得如此狼狈，该多丢脸啊！这就是他拒绝我的唯一理由。
“回来，”付先生说，“来帮我挖。”
但我并没有转身回去，而是对正在靠近的几辆卡车招了招手，看到他们放缓了速度，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支有三辆车的载重车队，那些藏民停好车后，便左摇右晃地慢慢穿过沙漠走了过来。此时我们的车还翻倒在砂石中，付先生仍然在双膝跪地不停地挖，孙小姐像疯子一样蹲在地上守着她那堆破塑料片，看到这一切，他们愉快地笑了。总共来了七个藏民，他们身穿破旧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油腻。然而，听到他们的笑声，看到他们头上戴的扁帽子和脚上穿的破鞋，我便放下心来：外表越是普通，就越像救苦救难的英雄。
我掏出自己的《实用藏文短语》查询起来，然后对他们说道：“tashideleg!（你们好，祝你们好运！）”
他们回敬了同样的话，然后又笑了一阵子。
我指着汽车说：“yappomindoo.（那个不太好。）”
他们点了点头，用英文回答道：“true.（果真如此。）”意思是，简直太不好了。
“ngaamayriganayray.（我是美国人。）”我说。
他们回应道：“amayriga,amayriga!”
我又看了一眼我的短语书，用手指着一个短语说道：“ngalhasaladrogiyin.（我要去拉萨。）”
这时，他们当中有个人已经接过了付先生的铲子，另一个人则在用手刨着地面。还有一个人清空后备箱——先拿出各种盒子，再取出备用轮胎。其他几个人来碰了碰我脸上的伤口，“啧啧”地向我表示同情。
“我知道你们想帮忙。现在我们先要把轮轴顶起来，再把车胎装上，然后把这辆该死的汽车推回路上。得去找些绳子来——套住它，”——他们不停地笑着点头——“把我们推到那边去，因为ngalhasaladrogiyin，如果你们不干的话，我会很生气的。你们怎么说？”
他们都表示：“ya，ya!（好的，好的！）”然后，大家都开始干活儿了。
过了不到半小时，轮胎就修好了，车也被挖了出来。我们八个人负责推车，付先生负责加大引擎油门，终于跌跌撞撞地把车推回到公路上。车轮开始转动时，每个人都沾了一身灰，我心想：我可真喜欢这些人。
付先生用汉语向他们表达了谢意，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放下了自尊。然而，那些人却毫不在意。他们又嘲笑了他一番，然后跟他挥手作别。
时间已经到了午后。刚才真是惊心动魄，不过我却因此受到了鼓舞，因为我们刚刚死里逃生。现在大家居然都还活着，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付先生什么也没说。我们又重新上路了，他看起来既茫然又慌乱。他的眼镜在车祸中摔坏了，我能看见他愤怒的眼神。此外，他身上也很脏。孙小姐在吸着鼻子轻轻地抽泣。
车身已经变形到惨不忍睹，我感到一阵凄凉。令我惊讶的是，它竟然还能重新启动，而且四个轮子仍能照常运转。我们出发几分钟后，后车轴发出了一阵响亮而刺耳的声音，让我觉得这车就要散架了。但于我看来，这才是合乎逻辑的事。
我们停车后顶起车身，卸下一个后轮近距离观察了一番。刹车盘已经变形，一些金属件插进了轮辋，导致轮子低速转动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转快一点的话，声音就变得响亮而刺耳。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修理。我们只好把后轮装回去，付先生拧紧螺母的时候，我四下观望着。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光亮——此时的天空就像一片光芒四射的海洋，在死气沉沉的沙漠中，长着硬如皮革的植物，而沙漠的边缘，则尽是些奇怪的灰色山丘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我们已经在高原上了。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空荡荡的原野，被风侵蚀的岩石，还有密集的阳光。我心想，如果非得把我困在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不错。我想象着自己被遗弃在这里，从此永远留在青藏高原的尽头，内心充满了喜悦。
“我觉得它越来越热了。”付先生沿着道路开了一百码（90米）之后说道。
他用鼻子粗声粗气地呼吸着。然后他猛地按下刹车，跑出去朝后轮的轮辋上吐了几口唾沫。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恼火，而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热。
后来他一直勾着头跪在后轮旁边。
“你还好吗，付先生？”
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朝我露出了恐怖的笑容，看上去很暴躁。他大喊道他很好，但从他说话的方式来看，他并不好。
“这地方海拔很高！”他吼道。他脸上沾了灰，头发都竖了起来。他的脸色也变了，没有一点血色。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走走停停。轮胎发出的声音吓人得很，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付先生改变了开车的方式。原本他总是开得很快——后来我明确地告诉他应该开慢些。（再没有人可以让我坐的车高速行驶了，我心想：我会抗议的。）然而，付先生后来开得过于小心，这和他之前鲁莽的驾驶方式一样，几乎让我心力交瘁。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来到了一个连接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脉的山口。中国人认为有一股细流从这附近的某个山谷流出，之后它变得越来越汹涌湍急，一路直奔上海。这便是长江的源头——只有老外才管它叫“扬子江”。能让中国人真正感到神秘的地理现象并不多，而这条河便是其中之一。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大部分人都会对大江大河着迷。
这个山口的海拔差不多有17000英尺（5千米）。付先生把车停下，我走下车去看一块石碑，石碑上注明了海拔高度以及附近的山脉名称。外面空气很稀薄，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而附近的风景也看得人头晕目眩——高原的轮廓温软柔和，长长的雪地层层叠叠，仿佛整个乡村都披着美丽的长袍，又像把印度人晾晒衣服的画面放大了无数倍。我被这个地方的壮丽风景迷住了，高海拔所带来的不适早已被抛诸脑后。
“付先生，快看看那些山。”
“我觉得不舒服，”他并没有抬头，“是高原反应。”
他揉了揉眼睛。孙小姐还在抽泣。不知一分钟之内她会不会尖叫起来呢？
我回到车里，付先生往前开了50码（45米）。他的车开得越来越糟。他挂错了档位，变速箱正在咯咯地响。与此同时，后轮那可怕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毫无征兆地，他停在了道路中间，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不能再开了！”
他没在开玩笑。他看起来像是病了，不停地揉着眼睛。
“我看不见了！我不能呼吸了！”
孙小姐哭了出来。
我心想：真他妈见鬼。
“你想怎么办？”我问。
他摇摇头。他太虚弱了，根本没力气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尤其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会开车。”
“你会开？”他眨了眨眼睛。他很瘦，像一只饿极了的仓鼠。
“是的，是的。”我答道。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回到车里。现在我坐到了孙小姐旁边，但她几乎没有注意到我。我握起方向盘，带领大家出发了。在过去几小时中，这辆令人匪夷所思的日本小轿车已经退化成为一辆老爷车。如今它遍体鳞伤，不但走在路上劈啪作响，还会排出滚滚浓烟。但最能显出它老态的，是它会向一侧倾斜——不知道是因为弹簧坏了还是轮轴裂了。它刚刚经历了致命一击，但仍然一瘸一拐地在路上颠簸。我必须紧紧握住方向盘才行。这辆浑身毛病的车总试图把自己开进道路右侧的壕沟。
付先生睡着了。这样一种疯狂和疲劳交替往复的状态我以前在中国也见过。这似乎就是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先是全神贯注或马不停蹄地拼命劳动，然后突然就停下来睡着了。在火车里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两个正手舞足蹈侃侃而谈的人会突然停下，开始像牛蛙一样打起呼噜来。
我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付先生的脸色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恐惧和不适让他面如纸色，现在他已变得满脸蜡黄。睡梦中的他显得平静了一些，他的呼噜声很大。孙小姐也睡着了。我把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卡带塞进录音机，继续向拉萨前进。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听音乐，也喜欢车里其他乘客都睡着时的自在状态。我热爱西藏风光。在刚才那段路上我险些丧命。但我却活了下来。不但活着，而且还能开车，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道路笔直得出奇——几乎没几个弯道，一个坡道也没有，连我之前预想的盘山公路和急转弯也没遇上。我必须强迫自己一直盯着路看，因为我不停地想要欣赏周围的风景。我正行驶在白雪斑斑的沙漠之上，地面既干燥又平坦，像一张巨大的桌子，而沙漠边缘的雪峰则酷似身形巨大的德鲁伊人在桌边露出的头颅和肩膀。远处是伟岸的群山，只见得黑漆漆一片，加上陡峭的悬崖和坚硬的山坡，样子相当吓人。然而，前方的道路依然平坦，看起来毫无危险。路上没有别的车辆。我突发奇想，要沿着这段西藏公路骑行应当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便开始计划一场可以骑行的西藏之旅。
我四周空无一人，但有的山坡上有牦牛在吃草——或许它们的主人正是那些以游牧为生、以帐篷为居的藏族人，据说他们就游荡在西藏的这片区域。牦牛大都是黑色和棕色的，有的身上长有白斑。它们的长毛上绑了丝带作为装饰，尾巴也很可爱，如同马尾一般浓密。在有的地方，还能看见成群的藏羚羊在路边吃草。
付先生还在睡，但孙小姐醒了，我还没来得及换卡带，她便塞进了一盘她自己的带子。那是一部印度电影的原声带，说的是印度语；但主题曲是用英文唱的。
iamadiscodancer!（我是迪斯科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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