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忘记，但他越是热情地保证，我越是觉得他在撒谎。

之后，我决定在西宁为接下来的旅程做准备。我买了一些挂面和罐装食品、水果和汤羹，还买了几个存储容器、水壶和热水瓶。此外，我又给自己买了顶帽子。我找到了一个卖鹌鹑蛋罐头的地方，于是便买了一箱。这里的食物真便宜，我根本懒得记账——总共也就花了几美元而已。在城里闲逛时，我发现西宁有一种特别的馅饼，是用塞满了大葱的面团在油锅中炸制而成的，人们一般会趁刚出锅的时候吃，热乎乎、油滋滋的，正适合青海的雪天。

西宁是那种既质朴又破落的中国城市，但我已开始喜欢上这里。它没有美丽的外表，但这没有关系。这里的食物虽然其貌不扬，但味道却很好。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总能让你大吃一惊。当地人会主动向我问好，他们彼此间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喜欢西宁，就像喜欢黑龙江的朗乡一样：因为它们都位于真正的乡野之间。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夷人”。三月中旬是旅游淡季，一般没什么人来，这也是他们愿意搭理我的另一个原因。此时此地，能在家乡看见一个远道而来的“夷人”也不失为一件新鲜事。

西宁有几家百货公司——勉强算是吧，至少有两个电影院，还有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全城大概只有二十辆汽车，而付先生的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这里的主要街道都有四条车道那么宽，让你几乎体会不到人流车流的存在。破烂的公交车上锈迹斑斑，就是在中国农村地区随处可见的那种车。

西宁有人跟我说格尔木那个地方既原始又恐怖，我不禁为此担忧起来。他们让我准备好保暖的衣服、食物、水和茶叶，叮嘱我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带上。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已经够糟糕了，却被告知将要去的另一个地方还要糟糕得多，没什么比这更奇葩的事了。然而，他们的提醒又让我深感好奇。

当地人在这里种植土豆，他们经常吃炸土豆条——那东西又细又脆，油乎乎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好吃，跟麦当劳里面卖的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

我遇上了一位姓荀的年轻小伙子，他刚刚皈依佛教，而且正在学习英语。我跟他说，我实在太喜欢这里的馅饼了，但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每当你跟中国人说起饺子、莲藕、炒面或馒头这样的农家食品时，他们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喜欢的是肉。

荀先生说：“羊筋、牦牛筋、蒙古火锅、冬虫夏草、炒骆驼蹄，这些才是我爱吃的。”

西宁的山里长着各种美味的黑苔，他们管那叫“发菜”。“发菜”经常被用来做汤，样子跟海带差不多。但事实上，在西宁西部乃至整个青海和西藏，只生长着大麦一种作物，而牦牛肉则是唯一的肉类。也许正是因为只有两种食材，这些地区的人们才学会了许多不同的烹饪方法。但这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无论怎么做，最后的味道都没什么差别——吃来吃去都是牦牛的味道。

***

皈依佛教的荀先生和我一同去了位于西宁西南约15英里（24千米）的塔尔寺。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一支，它的创立者宗喀巴约500年前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宗喀巴曾经去过拉萨，并在甘丹寺讲经布道，黄教正是由他所创。他离开几年之后，他的母亲写信叫他回家。但他拒绝了，他对母亲说：“如果您想做些有用的事，就为我修一座寺庙吧。”老太太还没来得及行动，宗喀巴当年出生的地点就长出来一棵菩提树——和当年佛祖得道之处的菩提树一样。于是，宗喀巴的母亲在树旁修了一座佛塔，还建了一座庙。再后来到1588年，整座寺院全部修建完成。1903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白马将主人背到这里之后，不久便倒地而亡。这匹马后来被做成了标本，放在某座寺庙供人朝拜。荀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但荀先生没有说的是，那座中国人最近才重新开放的寺庙，早就把标本扔了出去。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颁布了宗教改革的法令。不过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贡本噶丹贤巴林”（塔尔寺的藏语名称）又重新兴盛起来。过去几年时间，有500名僧侣来这里安顿，此外还来了一些小沙弥，都是些爱笑的男孩子，脸颊红彤彤的，他们四处奔忙，兴高采烈地干着勤杂活。

如今寺庙虽然经历了改革，却依然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寺院的建筑包括大大小小的神殿、佛塔、院落、印经院、医务处、医学院（用于教授中草药疗法）和起居处（里面住着十三位活佛和他们的母亲），这些建筑散布在山谷中一片低矮的褐色山坡上。寺庙的另一端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小镇，沿路便可以走到。

因为有荀先生相助，加上时值一个寒冷的冬日，所以我有幸在这里见到转经筒转动。于是，我们跟在了一队戴着翻沿黑帽、穿着棉袄和长靴的当地人身后。

朝圣者们将身子伏在地上，一路跪拜着进入了小金瓦寺。小金瓦寺的庭院中挂着一些以羊毛填充的“堆绣”。荀先生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祈祷丰收，但我的导游书上却不是这样写的。书上说这是一种向待宰的动物赐福的方式（“类似地，牛羊可能会被领着按顺时针方向绕寺庙行走，以此作为它们在这世上最后的活动”）。大殿里，孩子们正伸手去抓木桶一样的转经筒。一间上了锁的屋子内，有一名嗓音尖厉的男人正一边诵经一边敲鼓；香炉里塞满了柏木叶，正散发出缕缕浓烟，炉子的外壁已被朝圣者们贴满了中国硬币（旁边就摆了一罐鱼胶）。二楼左右两侧的露台上陈列着一些动物标本，包括两只蒙着纱布的大牦牛、两头山羊和一只棕熊，它们将头伸出栏杆，像审判者一样俯视着下方的朝圣者。这些标本的皮囊被填充物塞得鼓鼓的，眼珠子换成了玻璃的，每一只都仿佛在咧嘴而笑，看起来野性十足。对不信佛的人来说，这种圣地只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仅如此，这里不时还会飘来阵阵酥油的味道。

从内蒙古到西藏，所有的寺院都散发着这样的气味。酥油味道很像仲夏时节美国人家的冰箱断电很久后闷出的气味。牛奶一旦存放时间过长，就会有这种臭味。然而，酥油并非只能用作宗教仪式上的燃料。它不仅可以用来烧饭、点灯和雕刻，还能对车轴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不论是在精神还是工业层面，酥油都可以充当西藏人的润滑剂。朝圣者用酥油润滑完车轮后，还会带一罐去庙里祭拜，将一块块黄色油脂放入祭坛附近的大缸。

荀先生说这里出现过许多神迹——不仅有在宗喀巴降生处长出的菩提树，还有花寺里的大片树木。荀先生一口咬定它们都是神迹，带来过神的启示。

“那我必须去看看。”我表示。

看到我如此兴致勃勃，荀先生也很高兴。他将我介绍给了花寺里的僧人。

僧人说道：“去看看这些树的树干吧，仔细看看。”我仔细瞧了瞧，发现片状的树皮上有许多小抓痕，像是蠕虫爬过后留下的。

“那些是藏文。”僧人说。

“请念给我听听吧。”我说。

“我不会念。”

“上面说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文字不是人工刻上去的。”他并不是说那些字是蠕虫爬出来的，而是源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此时，他见到一些内地游客在抽烟。

“不要抽烟！”他用西藏口音的普通话说道，“这里都是树，要是着火了谁负责？这座大殿已经七百年了，”——实际上根本没有七百年，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让那些人好过——“但你们也注意一点！这些酥油很容易起火的！”

内地游客走了以后，僧人对我说道：“他们根本不在乎，总是吸烟，烟头扔得到处都是，连圣树下面也敢扔。”

很明显，西藏的僧人并不喜欢内地游客，但他们只能耸耸肩抱怨几句。印经院仍保留着中世纪的印刷方式：僧人先将油墨涂在印经板上，然后压上一层长条状糙面纸，再把纸张揭开晾干，一页经文就印好了。我看到有张纸上的文字形状很像一条丝带。

“把这个贴在门上，可以防小偷。”

“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是印度的文字，是梵文，我们不懂。”

他又在一块印经板上涂了油墨，印出了一张新的经文。

“如果在门上贴这个，你的客人会永远幸福快乐。”

但和上一张一样，他并不懂上面写了什么。

我去了大经堂，而且几乎克服了酥油的味道。后来我还进了厨房，那地方看起来跟皮革厂一样，到处都是直径7英尺（2米）左右的大缸。

“这厨房上次使用还是在1958年，”荀先生说道，“那些大锅一次性可以煮十三头牦牛。这里煮出的食物可以喂饱全寺的人。”

寺院里的建筑一点也不美，甚至都算不上顺眼，但它们却带有一种质朴的大山的魅力，有些雕花柱子看起来既神圣又诡异。这个地方的魅力完全源自它的生活气息：朝圣者和僧侣们往来不绝；小沙弥们要么在打水，要么在吃冰棍；忏悔者们有的正给雕像献上白色和黄色的哈达，有的在烧酥油，有的在转动经筒，还有的正怀着对宗教的满腔热情俯身跪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一年要磕十万个长头才算虔诚。他们做的并不算是严格的叩头动作，倒像是充满力量的体操训练，为了防止受伤，他们还戴着手套和护膝。

荀先生和我一起在路边走着，沿途经过了一些卖纪念品的货摊和小商店。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吃午饭，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客人。我们点了烤牦牛肉、甜瓜、南瓜、肥猪肉、包子、海带汤和炸薯条。牦牛肉包子是我选出的当日最佳，我把它记在了本子上，在它的前面还写着饺子、樟茶鸭和其他所有我爱吃的菜。

我们坐在了一个富兰克林炉旁边，炉子自带一根十英尺高的锡制烟囱。荀先生说自己前一年刚到过美国，为的是给一个贸易代表团当翻译。要获得那份工作，他必须通过一个竞争激烈的英文考试。他表示已经把美国走遍了。

“我去了旧金山。”他笑着说，还告诉我他有多讨厌唐人街。他不但认为“唐人街”这个词本身就很侮辱人，而且觉得那地方陈旧、荒唐且令人尴尬。“那里的饭菜太难吃了。”他这样说道。

“你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怎样？”

“没有温哥华漂亮。”

接着，我问他在美国都买了些什么带回来。

“一支钢笔、一本故事书，还有一本相册。”

他那时没有钱。但如果有钱的话，他会买些什么呢？冰箱、摩托车、电视和电动面条机！

毫无征兆地，荀先生突然说道：“‘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荀先生，你读简·奥斯汀？”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傲慢与偏见》。”

当你想起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名字非常有中国特色。荀先生说自己还喜欢狄更斯和萨克雷。在这样一个中亚地区的高原上，显然有许多时间来读这样一本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英国小说。他说自己也读一些宗教典籍。中学毕业后，他决定皈依佛教。“我希望自己一生好运。”他说。现在他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

在回寺院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朝圣者，他说自己靠养牦牛为生。他大概养了30头牦牛，一头可以卖60英镑左右（但克里斯·波宁顿租一头牦牛都要5英镑每天），为了带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塔尔寺朝圣，他不得不卖掉了其中两头。汉语中“牦牛”的发音和“毛牛”相同，这是一种可爱的动物，浑身长着长毛，仿佛母牛经过了盛装打扮，要去歌剧院参加表演。

塔尔寺的“酥油花”很有名，由于使用酥油作为雕刻材料，所以这些艺术品都带有刺鼻的气味。在一间长40码的大殿内，陈列着五彩缤纷的雕像和饰带，它们的造型多种多样，花朵、天使、树木、庙宇、小动物和各路仙人应有尽有。观音像是其中最大的雕像之一，她是慈悲之神。但黄教认为，这位神仙有三十六种化身，而这尊雕像展现的是一个小胡子男人的形象。

塔尔寺外的市场生意有些惨淡。因为是冬天，这里一个外国游客也没有，连内地游客都很少。商店里卖的东西有佛珠、铜器、狼皮、拐杖、佛像、饰品，以及藏族的披肩、帽子和角制品。此外，还有一家店在卖桶装食用油。罐子的标签上写着：

挪威sandarit牌食用油5磅装

世界粮食计划署供应

挪威赠送

挪威桑讷菲尤尔jahresfabrikkera/s公司制造

“这个怎么卖？”我问。

“十五元一桶。”

“你有多少桶？”

“有很多。”

店里堆了许多箱子。它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也许是从印度或阿富汗过来的吧。不管怎样，这些承载着挪威人民善意的赠品，如今正在遥远的青海为一家生意兴隆的小店创造收入。

同一市场内，有的藏族人在为灰色水獭皮讨价还价，有的在买佛珠，有的则在用银子交换大块的琥珀。漂亮的饰品特别受欢迎，有人在试戴内地制造的牛仔帽，这些在藏族人当中很流行。

此时我想起了付先生那台小车里的录音机，加之我们即将开车前往拉萨，于是去一家音乐商店买了几盒卡带。回到西宁市区以后，我继续采购录音带，但音乐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我只好鼓起勇气请店员帮我找找其中哪些收录了红歌。

“哪种歌曲？”售货员小姐问，“您知道歌名吗？”

“《东方红》，”我回答，“还有一首的开头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另外还有《浏阳河》和《白毛女》。”

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曲，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曾被广为传唱。

“我们不卖那些。”荀先生说，“我们已经听腻了那些歌。”

不过，店里倒是有许多别的音乐，不仅有流行歌曲和香港摇滚乐，还有音乐剧《俄克拉荷马》的录音带。此外，还可以找到施特劳斯、门德尔松、巴赫以及全套的贝多芬交响乐，于是我买了一套贝多芬，准备在去西藏的路上听。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西宁的大街上瞎转，天突然就阴了下来。然后雪花开始飘落，先是轻轻地、柔柔地，后来变得狂暴而激烈，但大家似乎都毫不在意。当然，路上也没什么行人和车辆。覆盖了几英寸的积雪之后，这个地方倒是好看了些。一位盲人男孩被困在风雪中，他不停地用拐杖敲着地面，如果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或回音，他就会大声叫唤——但没过几分钟他便迷了路，因为风雪已经湮没了他的拐杖声。他扬起头，让雪花打在脸上，伸出舌头舔了舔。此时一队身穿黑袍的穆斯林从旁经过，将他救了出来。那些人中有满脸胡须、目光严肃的长者，也有相互嬉闹的淘气的小男孩。我跟随他们去了清真寺，那是我在中国见过最大的一座，但它也同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宗教建筑一样，一看就是重新修葺的。

我在西宁待的时间比原计划要久，因为我不但喜欢上了这里的馅饼和漫天飞雪，也喜欢上了那些双颊通红的汉族人，还有那些在街上边走边笑的藏族人。我把附近的山都爬了个遍——我还去了北山的土楼观，那里的僧侣都住窑洞，大小殿堂也都建在悬崖之上，整个道观看来就像一架大型木制消防梯。在不同的山顶都可以俯瞰西宁全貌，我发现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要大——但除了这些山头，西宁就只剩下一堆鞋盒般的棕色建筑，就算爬上去也没有任何风景可看。积雪融化后，凛冽的风从山间吹来，卷起阵阵沙尘。这城市真的不大好看，但当地人却很友好。我喜欢在这里做一个绝无仅有的野蛮“洋鬼子”。

克里斯·波宁顿（chrisbonington，1934—），英国著名登山运动员，曾十九次出征喜马拉雅山，四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雪人（yeti），直译作“夜帝”，英文中又叫meti或abominablesnowman，即喜马拉雅雪人，据说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生物，但关于它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无定论。

夏尔巴人（sherpa），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两侧，主要在尼泊尔，少数散居于中国（属未识别民族之一）、印度和不丹，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充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

约克郡布丁（yorkshirepudding），英国的一种食品，以蛋、面粉加牛奶或水调和后经油炸制成，样子很像面包，味道略咸，易于吸收肉汁，常与烤肉一起食用。

张辛欣（1953—），女作家、导演，代表作品有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车打干酪（cheddarcheese）是英美常见的干酪，原产自英国西南部的车打（cheddar）村。

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