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的洞悉了我的想法，答道：“我们就是廓尔喀人！”这个梦是在警示我非法购买小玩意儿的后果，而不是说走在中国宽敞的道路上遇见陌生人会有多危险——据我在中国走南闯北的经历来看，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事了。

厦门市场上的东西极好，骑楼下还开着许多布料店，这一切都让我想到，在各种纪念品商店或友谊商店绝对买不到中国顶好的商品，玉器、木雕、象牙拆信刀、熊猫玩偶、绿松石首饰、景泰蓝瓷器、黄铜制品、塑料筷子、漆器、骨制手串或那些实在无聊得很的卷轴画复制品都不能算顶好。若是要我推荐一些便宜又特别的中国物件——要质量好、要独一无二、还要值得带回去——我会介绍这些东西给你：套筒扳手、螺丝刀、水彩颜料和画笔、铅笔、书法、牛皮纸信封、挂锁、管道工的工具、柳条篮、草鞋、t恤、羊绒衫、盆栽、真丝地毯和真丝靠垫套、桌布、陶罐、热水瓶、图文并茂的艺术书籍、药草、香辛料以及按磅计价的茶叶。竹编鸟笼也很讨人喜欢，但把鸟关在里面的想法太令人沮丧。中国也许还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买到蟋蟀笼的国家——有的是用劈开的竹筒做的，有的则是陶瓷材质的。

这些东西中有许多都是在厦门本地的湖里工业区制造的。在改革更为激进的年代，这片区域曾是一个土地开垦计划的改造对象。“红卫兵”们和各工作队决定修筑一座堤坝来连接厦门市区和海湾的西部，然后再把堤坝后方的地填起来种水稻。但是那片土地非常贫瘠，含盐量又高，水稻无法生长。时光飞逝，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营利企业的大本营，除了银行、轻工业和工厂，新的市政大楼也坐落于此。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公社，那时候厦门到处都是农业公社。我在别处见过一些公社，而且对此感兴趣，很想知道它们最后怎样变成了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于是为了一探究竟，我去了厦门西北方向的郊外，也就是以前“蔡塘公社”的所在地。

我穿行在蔡塘的乡野间，路上遇到了一座古墓，墓穴入口摆了一男一女两尊八英尺高的卫士俑。这个地方位于山后的一块胡萝卜地旁边，附近有只像霸鹟的鸟在飞来飞去。此外，还有一些深埋地下、只剩头部裸露在外的动物石雕，包括一匹马、一只公羊、几头狮子和一些已被破坏的兽像。这里还有个祭坛，坛前放着一张雕花桌子。这座古墓不曾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也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要是在以前，外国旅行者肯定会把这些东西拿走，装箱，然后运到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魏先生告诉我，墓碑上说这是清代一个胡姓家族的墓地，因为位置实在太偏僻，所以无人前来打扰。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对农民夫妇正在劳动。他们在胡萝卜地里忙前忙后，每人身上都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稳稳当当地挂着一只水桶。田地远端的广播里正在放中国戏曲。

“这里以前属于‘蔡塘公社’，”男人说，“那时候我们种的是水稻，因为不让种别的。”

我得跟着他在胡萝卜地里走来走去，因为他不会为了跟我说话而停止浇水，但他表示不介意我提问题。

“这是我家的地。我从来都不喜欢搞人民公社，我宁愿在自己家的地里劳动。”

“你想要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前会命令你‘种水稻’，不管这个主意是好是坏。知道以前的问题在哪吗？命令太多了。”

他咯吱咯吱地穿过泥地，走到储水管跟前，先是把自己的水桶灌满，接着又把他妻子的灌满，然后再次开始在羽毛状的胡萝卜叶子间穿梭。

“你们的胡萝卜长得真好。”我说。

“这些是拿来喂猪的，”他说，“现在市场上胡萝卜很便宜，与其赚那几分钱，还不如拿去给我的猪吃。这样反倒更有意义。我可以把十头猪养得肥肥的，等它们长到100公斤就拿去卖，每头能卖100元。胡萝卜价格上涨的时候，我再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卖。”

他还在地里浇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样的安排好多了！”他回头朝我大声说道。

我从那出发去了厦门的东部，也就是所谓的“前线”，因为属于台湾省的金门就在对岸。由于两岸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东海岸的道路已经关闭了35年，直到最近才重新开放。这里虽然遍布着战壕、碉堡和各种防御工事，海边的风光却很美，白色沙滩上种了许多棕榈树，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朝岸边涌来——而且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我大步跳过一个散兵坑，信步穿行在一排排棕榈树下。

“保罗先生，别这样！您会中弹的！”

魏先生在路的一端颤抖着，他叫我回去。

“谁会开枪打我？”

“部队的人！”

“哪边的部队？”

“可能是我们的——也可能是他们的。”

他试图宽慰我，说可能有一天中国会同它最东部的台湾省和解，到时候我就能在这游泳了。由于环境危险且不对外开放，这个海滩保存得非常完好，景色秀丽宜人。

***

工人文化宫是厦门最大的建筑之一。中国别的城市也有这样的社区活动中心，都是1950年代在苏联的影响下修建的，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我想去里面看看，可魏先生表示很不解，还说我们可能很难获得许可。鉴于已经对此种情况有了充分了解，我意识到，参观文化宫最迅速的方式就是直接走进去，完全不必为了获得许可而费心。中国有的行政部门办起事来既拖沓又爱推卸责任，所以特殊请求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他们拒绝，而明目张胆地闯进去却很少遭到阻拦。

曾几何时，这个工人文化宫里全是叫人讨厌的电影和政治说教会，如今电影剧场正在播放一部关于敦煌石窟的纪录片，阅览室挤满了看报纸杂志（其中有电影杂志，也有健身月刊）的人，排练厅里还开了一个健美操班，一堂舞蹈课刚刚结束。

我问一位跳健美操的女士，为什么决定来报名。

“为了健康和美丽，”她回答，“我有头痛的毛病。”

就是在这栋楼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这本书是1985年在广州出版的。董先生以前跟我说这本书是“内参”，只在沉稳可靠的知识分子间传阅。但他显然错了，厦门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图书馆借走这本书——我还特意向图书管理员求证了这件事。

“这本书很好看吗？”她问。

“特别好看，你会喜欢的。”

“那我今晚就带回去！”

另一个房间里并排放着许多电子游戏机，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人用过它们。魏先生告诉我的确有人玩过，但是没人有闲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此时我见到七八个孩子在附近转悠，于是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些机器怎么用，他们给了我肯定回答。我又问他们能不能教我，他们也答应了。随后，我往几个装有“太空侵略者”游戏的机器里投了一些硬币，孩子们立马行动起来，手指尽情地在机器上飞舞。他们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精通游戏，将青春浪费在了电子游戏上。

我搭讪了一位年轻女士，当时她刚上完舞蹈课，正要回家。她叫万丽，是经济部的一名干部。她从前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上学（可惜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cherryblossom），但从小在福建中部的三明市长大。在中国人眼中，那座小城有点乌托邦的意味，它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起开发建设起来的。万小姐声称，关于三明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那里没有困难，没有污染，大家相处融洽，是一座模范城市。

“三明市的人民都非常文明有礼，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像美国一样！”

她大约25岁，虽然笑容略显紧张，态度却十分坦诚。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来文化宫，因为她爱结交这里的朋友——她喜欢同陌生人说话。

魏先生只是在一旁瞧着我们，但我能看出来，这位年轻女士的大胆让他感到很惊讶。

我问她：“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吗？”

“你是厦门第二个这样问的美国人！”她说，“我们单位有300人，其中只有20个党员。”

“怎么会这样少？”

“因为入党很难，不是自愿就可以的，要组织批准才行。你首先必须表现好，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你得勤奋工作——要加班，要学习。”

“要向模范战士雷锋学习。”我说。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雷锋会用整个晚上的时间来擦地板。

万小姐给了我一个中国式的回复：“不是学雷锋，你需要被注意到。”

雷锋是在1962年车祸去世之后才被人注意到的，那时候人们找到他的日记，发现里面全是感叹句，比如：“我又擦了一层地板，又洗了许多盘子！对毛主席的爱，照耀着我的心房！”

万小姐说：“你得被选中才能入党。党要的是最优秀的人，不是任何人想入就能入的。如果党的工作做得好，国家也会跟着好。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我能肯定，你就是个高素质人才。”

“我不知道。”

“你拥有健全的马列主义思想吗？”

“我在努力，”她说完就笑了起来，“我也很喜欢跳舞！”

她离开后，魏先生对我说：“她给我留了张名片，您看见了吗？”

“你高兴吗？”

“高兴呀，我希望还能见到她，在中国认识个姑娘太难了。”

他说自己可能五年之内都不会结婚，但26岁是个不错的结婚年龄。

我使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机智的办法，旁敲侧击地问他有没有和女人睡过觉。他骄傲地表示，从来没有。

“这在中国似乎是个问题，年轻人都没有性生活。”

“的确是个问题。即便你要跟哪个姑娘约会，也找不到地方带她去，但我并不在意这个。”

“你是说，你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吗？”

他有点厌恶地说道：“那是违法的，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魏先生似乎无视了中国文化中与性相关的典故：轩辕黄帝曾经夜御千女而羽化登仙；即便是像玉这样的普通物件也与性不无关联——传说它是神龙的精液石化而成；龙是阳物的象征，而莲花则是阴户的某种化身，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如果跟女人上床被发现了，是不是会被抓起来？”

“可能会被抓，会被批评，会被告发。”

“但是如果你有对象的话，完全可以小心行事。”

“还是有人会知道的，”魏先生说，“而且就算你没有被抓，别人也会看不起你。”

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当我问及万小姐，魏先生却开始闪烁其词。

“我会留着她的名片。”他说这话时，呼吸有些急促。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魏先生，不过我在厦门照顾自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春节就要到了，这是中国最喜庆的节日，因此大家心情都很好，他们会买各种贺卡和书画，还有写满了新年祝福的红色对联。

就在离开厦门之前，我遇到了一个名叫吉姆·科克的美国人，他是柯达公司的员工，负责监督镀膜机的安装。镀膜机听起来似乎是台相当无关紧要的机器，但却花了中国人7000万美元，而整个项目的开销则达到了三亿美元。有了这台机器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生产相机胶卷，再也不用依赖日本人的摄影产品了。

吉姆·科克最近才和妻子吉尔结婚，他一直期盼着这份工作。但来厦门三个月后，他承认自己开始感到疑虑重重。他并不悲观，但显然变得谨慎起来。最让他惊讶的是中国人的愚笨。

“他们习惯了手工操作，”他说，“这没有问题。他们光靠一段电线和一根棍子就能进行装配，但他们从来没接触过复杂机器或高科技。我每个细节都要向他们演示一百遍。”

“可是，中国年轻人学习能力一定不错。”

“稍微年长的工人最好，就是那些五十多岁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总喜欢怨天尤人，好像他们天生就应该干更好的工作似的。”

“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受到了欺骗。”

“也许吧。我本来以为这是很简单的项目，可能八个月就能完成。中国人说要一年。但实际上，需要更多时间。”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问。

“清洁问题，”吉米回答，“他们认为地面看起来干净就算清洁到位了。他们把细枝和稻草捆起来用作扫地的工具。然而，这是不够的。这种设备需要绝对无尘的环境，要是有灰尘颗粒进入胶片，它就报废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封闭工厂，安装空调系统。”

“你后悔来中国吗？”

“不后悔，但这里同我以前想的不一样。你知道的，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但厦门的许多此类项目都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里那么多厂子都是空的。”他放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得长期作战才行。”

然而，我并不认为厦门的工厂没有全力运作就是个悲剧。这座城市养育的儿女中许多都在国外获得了成功，他们会源源不断地把钱送回来。而厦门之所以如此美丽，正是因为它没有发展重工业，而且由于面临来自浪漫主义者和退休者的压力，这里的老建筑和精致的庭院都没有遭到破坏。

***

中国的农历新年到了。全国上下都忙碌起来，街上有人放鞭炮。每年这个时候，车上都挤满了赶着回家的乘客，在这种情况下出行几乎不大可能。由于买不到火车票，我只好在这里待到了春节结束，之后我又重新上路，向西出发了。

1773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目的是反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北美茶叶进口贸易的垄断，殖民地的民间反抗组织“自由之子”先是发起抗议，在抗议无效后其成员在夜间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将全数茶叶倾入海水。此次事件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出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的华人及其后裔。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英国作家，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

廓尔喀人（gurkha）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印度大吉岭等地区的民族，以骁勇善战著称。

霸鹟（flycatcher）：雀形目霸鹟科（tyrannidae）的鸟类，主要生活在北美洲及南美洲的热带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