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出发，我又踏上了这条熟悉的路。铁路干线穿过遍地卷心菜的浙江，经过花枝招展的杭州，路边的游客熙来攘往，其中不乏娇小可爱的日本人。好不容易等到了群山出现，但太阳却一溜烟地躲到了它们身后，夜幕随之降临。我拉起毯子蒙住头开始呼呼大睡，当时隔间里有三个中国人，但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就只剩下了一个。这位先生姓倪，他解释说其他两人都在鹰潭下了车，火车在那之后就转向了左边的支线行驶，这条铁路将穿过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省份——福建。倪先生也要去厦门，为了我着想，他说话时使用的甚至还是这座城市的英文旧称“amoy”。

他即将参与一项海上疏浚作业。他解释说自己是一名测量员，他不喜欢中国南方。他觉得被派来此地工作两年是非常悲惨的遭遇。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身上有着那座城市典型的傲气——耿直、随意、蛮横且口齿伶俐。他自认为很有教养，而南方人都是乡巴佬，并且贪婪无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中那么多人都离开了中国。（勤劳勇敢的福建人遍布世界各地，这也是事实。）我们路过了漳州，橘子的故乡。

“我们上海人都求知若渴，”倪先生说，“但厦门人只对赚钱有兴趣，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受教育，只知道做生意。”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要不要换钱——用我的外汇券换他的人民币。又问我在厦门需不需要翻译，并表示他可以一路相陪。他是自学的英语，想找机会练习。然后，他又问了一遍——要不要换钱？

对我来说，那天与倪先生的相遇弥足珍贵，因为他跟我讲了《人民日报》上一些报道。第一则报道就很有意思——“党对知识分子充满信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受过高中教育、干白领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戴眼镜的呆子，他们整天只知道一边坐着品茶一边大谈孔孟之道。中国社会其实更容易从反面定义，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会读书写字，工作时不用弄脏双手的人。

倪先生带我一字一句地读着报纸上的文章，后来我问他，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说着他举起双手做出了投降的姿势：中国人想到未来时总是这般恐惧。过去发生的种种冲击和倒退已经让中国人震惊不已。

那么中国人喜欢赌博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不也是一种预测和投机行为吗？我认为的确如此，但用中国人的话说，赌博是不理智的行为。它并不能对可能的结果做出明智的判断。它只是一时的兴起，是鲁莽之举，带着点歇斯底里的意味。你可以在两只斗殴的蟋蟀身上投注（过去在中国很流行），也可以把钱押在掷骰子的结果上，因为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运气的好坏——这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倪先生有些谨慎，但后来加入我们的邓女士则非常健谈。她也要到海边去。她今年30岁，有一个孩子，丈夫正在学习工程学，自己则供职于一家政府机构。她顶着一头时尚的卷发，上身穿一件织有罂粟花图案的亮黄色毛衣，下身搭配一条短裙。“但是那里很冷！”她边说边拍打着自己的膝盖，“我应该把裤子穿上。”

我在去厦门的车上还遇到一个人，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熟悉的请求。我能帮他取个英文名字吗？他名叫李国庆，因为出生在10月1日国庆节这样的好日子。我老觉得中国人给自己取英文名这件事怪怪的，比如叫“罗尼”（ronny）或“朱利安”（julian）之类，但国庆坚持要一个英文名字，于是我说道：“乔治（george）怎么样？”

他笑了起来，然后小声念了念。

我问他从上海到厦门的火车票花了多少钱，他回答说40元。可是，我买票却花了148元（大概26英镑）。如果坐飞机的话，他买机票要花83元（14.5英镑），而我则要出173元（30英镑）。外国人在中国买东西总是要花更多的钱，政策就是如此。当然他们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体而言是这样——但在火车上却是例外。我听说过，为了给外国人腾地方，会有中国人被赶出软卧车厢，但我从没亲眼见过。

“外国人更有钱，”国庆说道，“为什么就不能多付点呢？”

“如果来美国的话，你觉得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应该少付钱吗？”我问。

但他根本没听见我说话。“请叫我乔治。”他说。

***

厦门位于山石遍布的海边，一直以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著称，这里有最漂亮的房子，也有最幸福的居民。此外，厦门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比例也是全国最高。据说在厦门的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人，他都会告诉你自己有个叔叔在马尼拉，或者有个堂兄在新加坡，又或者他的大家族中有一整个支系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定居。而且，他们同这些海外亲戚都还有联系。一般来说，当人们想离开中国去外面寻找一番新天地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贫穷的福建出发（十九世纪时这里还很穷），其中大多数会从厦门启航。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而那些都是以航海为生的人。当时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成百上千万之多。

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祖国。他们会回来成家，也会往家里寄钱。很多人会回来盖大房子，在这里安享晚年。毫无疑问，厦门有最豪华的住宅、最庄严的别墅、最精美的围墙和花园，以及最具善心的企业。这些都得益于那些成功的侨民，他们在海外致富以后，又出于对家乡的浓情厚意而把钱都送了回来。

参与“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船只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茶的英文名称“tea”其实源自厦门方言。厦门风格的建筑在广州、新加坡老城区和马来西亚的乡村也都能见到——就是那种高高的带骑楼的商住楼房，第二层之下临街的空间被用作了过道。它通常会让人联想到海峡华人——那些在东南亚开店经商的人。这种建筑在中国别的地方不常见到，它既实用又美观，而且我无法想象它空荡荡的样子，因为总有男子穿着松垮睡衣晃荡其间，有妇女从麻袋中舀着米，还有年轻的中国姑娘从楼上的百叶窗边深情地向外凝望。

这里的别墅宏伟而坚固——屋顶盖得很高，四周都有阳台，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老房子很像。但为了腾出地方来建银行和酒店，那些地方的老房子都被拆除了。厦门的这些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没人有钱拆除它们或者建造新楼。现在因为审美和历史方面的价值，政府对它们下达了文物保护令。厦门的新楼都建在了海堤以外的郊区，可谓适得其所。

我发现几乎不大可能挑出厦门的毛病。由于地处南方，这里的水果质优价廉，各种品类应有尽有：山楂、橙子、橘子、苹果、梨、柿子、葡萄。又因为在海边，这里也有许多五花八门的鱼类，比如各种各样的鳗鱼、巨大的石斑和大虾。其中质量最好也最贵的是和美国大龙虾一般大小的淡水龙虾，它们都被养在餐馆的水缸里——这是中国南方的习惯，由于缺少冷藏设备，他们会让食材活到最后一刻。其他水缸里不仅有鳗鱼和其他鱼类，还有青蛙和鸭子——甚至还有雏鸭。你会被请到水缸跟前挑选想要的菜，选好之后他们便会一刀割向那动物的喉咙。

我走进厦门的一条小巷，在一家脏兮兮的小餐馆里看见两个笼子：一个装了只小猫头鹰，另一个则关了只愁眉不展的老鹰。它们当中任何一只的肉拿来包饺子都不够。因为受限于狭小的空间，它们在笼内都无法稳稳当当地站立，焦虑得瑟瑟发抖。我停下脚步观察它们时，身边围过来一群人。我问餐馆老板要把它们做成菜得花多少钱。他说猫头鹰20元，老鹰15元。

“为什么不放它们走？”

“因为我是花钱买来的。”他说。

“可是它们不开心。”

他笑了，意思是：你这个傻瓜。

他说：“它们很好吃的。”

“可是它们那么小，”我说，“一口就可以吃掉。”

“这种鸟的肉吃了对眼睛好。”他说。

“那不是真的，”我说，“只有野蛮人才会信。”

他觉得受到了冒犯，显出很愤怒的样子，嘴巴都气歪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对他说：“这是迷信，是旧思想，就跟你们认为吃犀牛角可以壮阳一样。听着……”但他此时正在转身离开，“这种鸟会吃老鼠，是益鸟，你应该把它放掉。”

这人开始嘘我，看样子是准备报复我。我没有钱，于是回到住处从房间取了35元，但当我走回这家餐馆时，笼子里已经空空如也。我想象过举行一个小型放生仪式，这样我便可以把那两只鸟放出笼子了。可事到如今，一切都为时过晚。猫头鹰和老鹰都进了别人的肚子。

为了寻求安慰，我去厦门市场花1.25英镑买了两只哀伤的鸽子，把它们给放了。它们拍打着翅膀翱翔在海湾上空，经过鸣声阵阵的渔船，朝鼓浪屿附近飞去。我以为这是一种暗示，所以第二天便跟随它们去了那座小岛。

***

鼓浪屿岛上有一片风景优美的住宅区，里面不允许使用任何带轮子的车辆——汽车、自行车、手推车都不行。它离厦门码头只有五分钟轮渡的路程，从岛上最高处的日光岩往下看，风景很像佛罗伦萨或某个西班牙城市：高低起伏的红色陶瓦屋顶，碧绿的树木，还有教堂里高耸的尖塔。住宅区的中心地带有三所基督教教堂：这座小岛上曾经只有外国人居住，包括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它后来为日军所占领，直至“二战”结束。国民党同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几场艰苦的战争，最后国民党占领了金门——从这里向东北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地方。

然而，我喜欢中国古老的海边风光。这里有当年贸易者和侵占者留下的痕迹，而且因为常有人从这里出海，它充满了开放的氛围。大亨们虽然在海外赚了成百上千万资产，却不改忠厚虔诚的本性，他们恪守着儒家传统思想，在家乡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岛上虽然矗立着带有大公教会标志的罗马风格教堂和据传由约瑟夫·康拉德设计的德国旧领事馆，但他们回乡修建的房屋和学校在其中却显得非常和谐。慈善家们还在岛上“观海园”一带盖了别墅，与外国买办、茶商和领事馆的小官员为邻，每栋别墅都有带有独立柱廊，掩映在丛丛棕榈树间。

鼓浪屿上的建筑规定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按规定，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三层，材料必须使用红砖或雕花石，所有设计方案都要经过建筑委员会批准。这里的房屋颇具古韵，即便像菜市场和博物馆这样最新的建筑也是如此，都是精心修建的。当地正在修缮那些别墅，希望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同时将它们改造成酒店和宾馆。中国人一向务实又节俭，如今为了让某样东西看起来妥帖一些，他们竟然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这倒是件奇事。北京的周围曾经环绕着一圈宏伟的城墙，墙上共有四十四座敌台和十六扇大门，但都被夷为了平地，他们一边铲一边高唱着：“破四旧！立四新！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新……”本着同样的精神，1970到1974年间，古北口的一个部队推倒了一段两英里（3.2千米）的长城，把古城墙的石砖都拿去建营房了。

然而，中国近年来的这种破坏之风并没有蔓延到鼓浪屿，这里只是受到了一些小的影响，比如墙面被涂上了大字（有栋别墅的墙上还清楚地留着用两英寸（5厘米）见方的汉字写下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问魏先生，为何要如此精心地修复鼓浪屿。“因为政府想把这里打造成一座旅游岛。”他说。他还说，政府在别处拆了许多建筑，但却决定保留这片区域，这让他松了口气。

我们正朝日光岩走去，途中在一条小道上遇到了一个收废品的人。那是个胖胖的男孩子，肩上用扁担挑着许多废纸。我拦下了他，但因为听不懂他的方言，只好让魏先生代我提问。

男孩说如果废纸品质不错，比如干净整齐的旧报纸，他会出五毛钱一公斤的价格回收——大概是四便士每磅。我觉得这样的价格非常合理。但如果是其他废纸，每磅的收购价格还不到一便士。

他的生意怎样呢？

“不好，”他说，“工作很辛苦，赚钱却很少。”

他离开了，扁担随着一捆捆废纸的重量上下弹动着。

“您为何对‘文化大革命’如此感兴趣？”魏先生问我。

“因为它那时影响到了我——20年前在非洲的时候，”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一名革命者。”

魏先生笑了。他今年21岁，他父亲与我同岁。

我问：“你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他就待在家里。”

“待了多久？”

“六七年吧。”

我们登上了日光岩的最高处。1982年时，78岁的邓小平先生也曾成功登顶。当时他身后的随从还带了个氧气瓶，但他根本用不上。

我朝海湾对岸的厦门市区望去，可以看出轻工业和银行区域向西扩张的轨迹。据说厦门是中国最繁忙的新兴城市之一。曾几何时，这里生产的是用于出口的纸伞、爆竹和筷子，但如今他们制造的却是自行车、玩具、“骆驼牌”香烟和微芯片。而且，柯达公司正花巨资在此地建造一家胶片工厂。

港口停满了货船和渔船。稍远一些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摊位，卖着炒面、水果、甜品、蔬菜、鱼汤和各种吃的东西。对于中国的南方人来说，最开心的消遣方式就是下馆子——去那些油乎乎的馆子或灯笼下的小摊吃东西。我无法原谅他们把珍奇的鸟类往嘴里塞，但其实他们当中极少人有钱享受这样的美味。他们经常吃面条，而且因为此地气候宜人，他们喜欢在城里四处乱转，心情好的时候就吃点东西，这种习惯还被他们带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只有在厦门才会不停地被漂亮女孩搭讪。她们总是悄悄地跟着我，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道：“shanshmarnie?”这时她们会高兴地捏我一下，然后继续拉着我不松手。她们想要的就是这些吗？

厦门人脾气都很好，但总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中国人住的是层层叠加的楼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口角。让人惊讶的是，那样的争执竟然没有发生得更加频繁。他们很少拳脚相向，一旦有人动手，被揍的往往是小孩，而且揍得很凶。冲突发生时，最常听见的就是无法控制的喊叫——两个人面对着面，朝对方尖叫。他们吵得很响，而且会持续很久，往往能吸引一大群人过来围观。为了顾全面子，这样的争吵只能由第三方出面调停，而直到中间人开始介入，双方依然会喊叫个不停。

有一天我在厦门目睹了吵架的盛况。中国的旅游地区都有所谓的“景点”，中国人旅游时一定会去那些地方，否则就觉得自己白走了一趟。这可以说是一项仪式般的安排，大家都会严格遵守。在厦门，不但有“大八景”和“小八景”，还有“外八景”。通常人们都会在景点拍照留念，但由于中国没什么人能买得起相机，所以这些景点周围都会站着许多专业摄影师，以一元一张的价格提供拍照服务。这场争吵就发生在其中一个摄影师以及对他不满的顾客之间。

魏先生给我翻译了他们叫骂的内容。起初都是因为钱——一对夫妇声称之前已经和摄影师讲好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但他随后又坐地起价。然而，为了面子，他们争吵的内容越来越宽泛，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这并不能算是普普通通的争论，而是肆意的咆哮，随即每个人都加入进来——先是这对夫妇和摄影师，然后是围观的众人。争吵原本发生在景点内，后来沿着小径一直蔓延至岩石后方，最后竟然吵到了一间小屋里。大家的声音都极其洪亮，而且中途没有片刻停顿，连珠炮似的辱骂和惊叫声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一开始他跟我们说一块钱一张，后来这个贼又变卦了，说要两块！”

“领导来之前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快去把单位领导找来！”

“不可理喻！所有人都是骗子！”

“我们被骗了！”

“贼……”

魏先生说，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对夫妇是外地游客。他能辨认出他们的北方口音，他觉得他们来自山西。他低声向我通报着情况：“那女的说他们是贼，男的说他们是骗子。屋里还有个小孩。摄影师正用拳头敲着桌子……”

接着出现了一阵更大的骚动，屋里的孩子开始惊声尖叫。有人在对着孩子咆哮，跟着每个人都开始咆哮了。

“发生什么了，魏先生？”

“那个孩子骂了摄影师。”

“怎么骂的？”

“他骂他是王八，也就是乌龟。”魏先生有点不情愿地说道。

“这很恶劣吗？”

“是的，非常恶劣。如果一个男人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了，人家就会叫他王八。”

“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吗？”

“不是，主要是北方人这样说。北方人非常强悍。他们生活在长江以北，说话时嗓门很大，肌肉也很发达。可我们南方人却又瘦又小，柔声细气的。我们不会那样说话，不会因为别人多收了你的钱就骂他‘王八’。”

这场争吵已经持续了十五分钟，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感到有些无聊，于是就走开了。魏先生说，他很反感把那些粗话翻译给我听，但我告诉他，我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更了解中国。我还向他解释说，英文中的“王八”是“cuckold”，它源自“cuckoo（傻子）”一词，显得更有逻辑。我跟他说，母王八可不是好的交配对象。只要交配一次，它们就能下好几年的蛋！

“您不但对吵架感兴趣，对生物也挺感兴趣。”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魏先生。”

“在中国，我们会专攻某个领域的知识，比如有人学农，有人学工。”

他顺着这个话题说了下去，但不一会儿，我们便看到一个小院里有位母亲在打孩子。我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那孩子大概七岁，因为被打得太狠了，所以情绪有些失控，根本无法平静。他走来走去，不停地打他母亲，边哭边叫。很快魏先生和其他旁观者就开始把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当作了取乐的对象。

***

我在厦门做了许多逼真的梦，但梦里并没有出现厦门或者游荡在此处的幽灵，比如马可·波罗、外国商人、摩尼教徒、传教士、海盗或者旧时厦门的买办。我梦到了自己的家乡，梦见了塔吉克人（塔吉克族是中国唯一的印欧人种民族，是不是很巧？），还再次见到了罗纳德·里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又过了几夜，我梦见了那个星期在福建看到的山，自己则在山上的峡谷中行走。几个蒙古族长相的人将我捉住，领头的是一个凶悍的小个子女人。他们身上都佩有弯刀，还不停地拿刀戳我，好像迫不及待要把我杀死。

“把你包里的东西都交出来！”那女人尖声吼道。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带了包，里面装了几尊在某个中国市场上买的古董小像。

“证明文件拿出来！”

“给。”我说着在包里找到了一张纸。那文件有问题，但我心想：廓尔喀人会救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