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位于江苏省一个偏僻的角落，我本打算在那里下车，然后去位于它东南方向100英里（160千米）左右的小镇淮安。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沿岸，1898年周恩来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想去看看他的故居。很多人私底下都说周恩来是中国解放的幕后英雄。诚然，他很少写东西，也绝不是理论家，但他温文尔雅，富有同情心。他是一名君子，就是孔子描述和称赞过的那种：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心胸宽广，优点不一而足。

然而，徐州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列车要在凌晨三点才到站。那时整个中国都睡着了。我将在一个冬夜，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时刻，从火车上走下来，而且要在打发掉六个小时后，才会知道能否找到一辆公交或汽车带我去周恩来的旧居。

于是我决定继续留在床上。

阿兰和李先生凌晨五点时在蚌埠下了车，要从那里转车去合肥。前一天晚上入睡前，他们把自己的盒子和行李箱都堆在了外边的走廊上。列车长对阿兰的大箱子怨声载道，但李先生解释说那都是“外国专家”从比利时带来的财物。

“按规定，按规定，”列车长说道，“这些东西必须登记。”

他们并没有理会列车长。夜里也有别的人来敲门抱怨那个大箱子，但他们五点起床时我还在沉睡。后来其中一个人坐在了我的脚上，我醒了过来，但那时他们已经走了。在火车上就是这样，人们来来往往，如做梦一般。早上八点，我发现阿兰的铺位上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正在看一本漫画书，为了隔离灰尘，她在脸上紧紧裹了一层面罩。

“长江。”她说道。我决定往长江里撒尿，所以我去了厕所。厕所门口有一行长长的中文，总共七个字：“停车时请勿使用。”但当时并没有停车，列车正在穿越横跨在长江之上的铁路桥。我走进厕所，往地上的洞里看了看，然后便开始发射。

在到过新疆、东北和辽阔的内蒙古之后，我如今已经知道，眼前是华东地区最典型的风光，应当也是最无趣的。窗外尽是些褐色工厂，黑乎乎的河水在平坦的白菜地间穿流。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翻耙、施肥和栽种，所以如今任何植物都可以在此生长也不足为奇。而这背后的秘密你每天早上都能发现，因为那时人们会用长柄勺把深色木桶中的大粪舀出来肥田。这里是中国地势最平坦、风景最难看、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大粪却不断赋予它生产能力。上海居民每天排出的粪便总量达到了7500吨，而且全都派上了用场。农田的产量虽高，但它也是当地人苦闷生活的缩影。这里的每个人都因农事而筋疲力尽，而且每一寸土地都已被开发利用。既然可以种菠菜，为什么要种花呢？既然阳光可以照耀庄稼生长，为什么要种树将它挡住呢？至于那些无法耕种的土地，则是建工厂的好地方。大家都对无锡的太湖赞叹不已，但那不过是一潭死水。无锡本身看起来也很糟糕，尽管它与外滩相距75英里（120千米）之远，但也只能算作上海地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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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种旅行而言，都有充分的理由回过头去验证一番你此前的印象。或许你对那个地方的判断有点草率呢？又或许你去的时候正值一个不错的月份呢？或许是天气因素让你的回忆更加美好了？无论如何，旅行往往就是要抓住某个瞬间，而且它是一种个人体验。即使你我一同上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于旅行经历的描述会不一样。你也许会注意到我如何用问题对别人狂轰滥炸，我如何在市场上闲荡，还有我对于中国的水恐惧到几乎要患上恐水症。我可能会提到你有多么焦躁，你喜欢吃饺子，或者高温中的你如何无精打采。你可能会记下各种各样的中国食物，而我可能会写一写他们狼吞虎咽的吃相。

第二次上海之行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拥挤的人群和交通——人们与车辆争夺着先行权；因为恐怖和美丽的强烈反差；也因为它神经质般的活力，这是一种上海所独有的狂乱。上海人对于这座城市有种归属感，就像纽约人强烈认同着自己的城市。那既不是沙文主义，也不是什么市民自豪感。那是一种共同的体验，是相同的烦恼和抱怨，是一种“它很糟，但我还是爱它”的态度。那也是一种为当地所占有的感觉，深陷于它的怀抱，内心却又矛盾重重。从外地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上海和纽约都很可怕，光是听到那些噪音就会觉得它们不适合居住。我在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长大，但当人们谈起纽约（或上海）如何有活力时，我的脑海里只会出现一堆疯狂的行人。我总觉得那些喜欢歌颂城市的作家很可笑，因为每一个城市居民为了不丧失理智并在其中生存下去，都会设想出一幅自己的城市图景。你的纽约并不是我的纽约。但换句话说，我的上海或许正是你的上海。它简单而拥挤，不断朝周围扩张，很少有引人注目的地标。纽约则一直在建高楼大厦，它注重室内空间——并且充满了秘密。上海最重要的地方是街道，它的室内空间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大家都在街头工作、聊天、做饭、玩耍和做生意。这座城市人口过剩，但找不到其他方法应对。它的问题在所有城市中最普遍也最明显，但对于称赞它的人来说，也许这正是魅力所在：随便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上海的市井生活带有强烈的旧中国气息，而这些画面似乎又让这座城市更具“氛围”。然而，我宁愿换个地方生活，因为我不想随时跟人相撞，不想无时无刻都在躲避车流，我希望听见自己思考的声音。

一位姓洪的年轻人问我，“你知道‘詹与狄恩’演唱会的事吗？”

“詹与狄恩”？就是那个唱《儿语》《冲浪城市》和《狂野冲浪骑士》的？就是那个曾在1960年代初流行于南加州，酷到不行的二人组合？是那个“詹与狄恩”吗？在我的印象中，1966年时詹开车撞到了一棵树上，导致瘫痪和脑损伤，自那以后这个团体就不再活动了。

然而，我错了。这个从“海滩男孩”音乐风格中衍生出来的美国组合（这两个团体有时会合作），已经再度活跃起来并一路高歌猛进，在第一张唱片发行29年之后，竟然来到了上海演唱《冲浪城市》。也许我不应该感到惊讶，毕竟仅仅一个月前，谭先生还在朗乡的荒野中给我唱过一首尼尔·萨达卡的歌。

小洪说，“我们很喜欢‘詹与狄恩’，同学们都很兴奋。詹和迪恩还邀请了一些学生去台上跳舞。他们一起跳舞，开心极了。”

我去拜访了美国总领事布鲁克斯先生，几个月前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人会继续做生意的，”他说，“只有斯大林主义复辟才会令外国投资者担忧。”

有许多人的表现都称得上是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商人。他们经营家族企业。他们自己开店做生意。我还乘坐了一辆私营出租车。“这辆车是我自己的，”司机对我说。那车虽然破旧，但完全归他所有。人们开始不停地换工作，他们可以做女装，也能自己卖东西，又或者推着自家的手推车去卖菜。如果有人管这叫资本主义，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你必须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同样，把这和“新自由主义”扯上关系也不对。有时候，虚伪一下也必要的。政府不喜欢以软弱形象示人。

这是中国人不喜欢闲聊的又一个例子。他们如清教徒一般厌恶着懒散和愚蠢的行为。中国人的态度向来是“埋头苦干，不说废话，不问东问西”。是否靠卖自家白菜赚了大钱，是否将西方戏剧搬上舞台，又或者是否认为使用刀叉会更加卫生，都不会有很大关系。但要是对这些事品头论足，就是在犯错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矛盾。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向一位朋友抱怨方先生像个保姆似的跟着我，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先是看着我，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在用这个动作告诉我：一个字也不要多说了。

与此同时，只要你不表现出洋洋自得的样子，你就可以尽情去做喜欢的事。这些日子再也没人从背后偷窥我了。他们已经忘了我还在中国四处游荡。有天在上海，我遇到了一群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大概有二十人——正要去美国访问。他们是一个剧团，要去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和其他十来个城市演出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骆驼祥子》。这些学生友好而热情，他们对此次海外之行感到非常兴奋。这出戏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30年代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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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在上海待了一阵子，不仅在古董店买到了一个旧金鱼缸，还看了一场特别糟糕的中国电影：里面全是暴力和庸俗不堪的市井小民。天下起了雨。雨水开始渗进我的心灵。我穿行在教堂附近那些迷宫般的小巷中，在绵绵细雨里瞥见一幅又一幅古代中国的画面。那些夜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独自跋涉在雨中，扫视着各家的窗户，看人们熨衣服、做面条、贴大红春联，看他们在蒸汽腾腾的廉价馆子里喝酒狂欢，看厨子们杀鸡。在上海黑暗的夜色中，这种默默无闻的感觉很是美妙，没人能看清我的脸，但我却能清楚地听见一位母亲在斥责自己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

此句中“traduce”和“roy”分别为法文“traduire（翻译）”和“roi（国王）”的谐音，而“formation”则是英法同形不同音，意为“职业培训”“教育”等。

作者注：引自《中国日报》1987年7月7日的一篇报道。

詹与狄恩（jananddean），由威廉·詹·贝里（williamjanberry，1941—2004）和狄恩·托伦斯（deanormsbytorrence，1940—）两名成员组成的美国著名摇滚音乐团体。

这三首歌的英文名称分别是“babytalk”“surfcity”和“ridethewildsu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