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卫生考虑，我决定用纸来包饺子——而且要用我自己带的纸。筷子在炉火上烤一烤就安全了，只要把它们在火焰里放上一小会儿，就可以杀灭细菌。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出门时都会自己带筷子。

我在昆明最喜欢的地方是翠湖公园。这个公园不怎么起眼，里面有一条卡丁车赛道，一个儿童足球场，还有一个可怜巴巴的马戏团住在两个棕色的帐篷里（马戏团最受欢迎的明星是一只熊，它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看起来十分痛苦）。翠湖本身早就消失了，湖水已经干涸，如今湖里杂草丛生，一滴水都没有。

但是这片区域现在成了人们聚会的好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唱歌、表演话剧或戏曲，或是弹奏音乐，以此来打发时间。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团体——公园里起码散布着二三十个，他们凑在一起，不是在演话剧，就是在听某个人唱歌。其中有二人组合也有三人组合，还有许多人拉小提琴来伴奏。二人组合通常是一位老先生搭档一位老太太。

“他们在唱一首爱情歌曲。”一位旁观者这样告诉我。这位先生姓辛，他和我一样，认为这些人的表演非常感人。

他说：“在那十年里，我们都在相互憎恨，所有人都疑心重重。我们从来不跟别人说话，太可怕了。那段历史对许多人来说就像做梦一样。年长一些的人几乎都无法相信它真的发生过，所以他们到这里来相互聊天，回忆往事。他们不想忘记那些老歌，这是他们缅怀过去的方式。”

这里尤其特别的地方，在于群众的热情奔放。中国人生性腼腆，自尊心又相当强，所以一旦有人把他们单独拉出来还盯着他们看，他们就会感到苦恼不已。实际上，独自表演就是考验他们的活力与自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感到高兴的话，一个人站在那里歌唱要容易得多。

有的表演者在用对话的形式讲故事，还有的人在演唱传统歌曲。至少有一半的老年人团体都在唱云南的地方戏，也就是“滇戏”。

我见到最热闹的场面，是四五个人站在树下唱“花灯戏”，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浙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在中国很有名。”辛先生说完，接着给我讲了讲剧情梗概。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梁山伯的年轻人和他的爱人祝英台，情节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差不多。这对爱人各自的家庭都非常反对他们来往，因此他们不得不编造理由出来相会。梁山伯想到一条妙计，他把自己乔装成了女的（在公园饰演梁山伯的人用了一把扇子来表现这个情节），这样就可以接近心爱的祝小姐了。爱情的花朵绽放了，但双方的家庭却都不同意这桩婚姻。经历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后（辛先生说“情节很曲折”），他们意识到二人无法成婚，于是祝英台自杀了。梁山伯在祝英台坟前唱了一首悲伤的情歌，之后便随她而去。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公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团体，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出戏。很多人会在竹林间演唱它，戴着帽子、穿着褪色蓝夹克的老人们还会在一旁拉着小提琴伴奏。但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

中国面临着人口泛滥的问题。然而，除了偶尔发生的地震和沙尘暴，我几乎见不到有例子可以表明人类在更具力量的大自然面前有多么微不足道。他们移过山，开过河，消灭过动物，铲平过旷野，他们征服自然。如果人足够多，把整块大陆都开垦出来种卷心菜也是很容易的事。他们造了一堵墙，据说是唯一能够在月球上看到的人造工程。他们所有的省份几乎都变成了菜园，山也没了山的样子，倒是成了垂直种植水稻的地方。有些破坏并不是有意为之，毕竟繁荣往往意味着破坏。

在到达云南之前，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后来我在这里见到了比较熟悉的情景——而且是一个我认为更奇妙和激动人心的情景——人类在自然界里显得相形见绌，他们被丛林包围，为大自然的力量所限，困扰和受迫于天地万物的喜怒无常。

我在去越南的途中也见过类似的风景，而昆明距离越南边境只有200英里（320千米）。某天我在地图上发现了一条往南延伸的铁路，于是我找来了方先生安排这条铁路上的行程。难道他不是一直在跟着我，要向我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吗？难道他没有催促着我给他找点事干吗？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啊！当他被那些游手好闲的小孩捉弄，我同情地说出“真该怪他们的父母”时，他又是多么地感动啊！

然而，当我请求他帮我获得许可，好让我搭乘这条通往边境的窄轨铁路时，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

“这是不允许的。”他说道。

“这条铁路最远可以开到宝秀。”我说道。我已经查过了铁路时刻表，一天有两班车。

“但您是外国人。”

“方先生，你说过会帮我的，如果不帮我的话，你跟着我有什么意义呢？”

“我试试吧。”我知道他会去试一下，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慌张：他要鼓起勇气去见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

当天夜里方先生找到我，跟我说许可已经下来，我可以坐火车往南走了。但是通往越南的那段铁路在1979年就切断了，所以我只能经历这条铁路大概三分之一的路段，到了宜良之后，就得直接返回。对此我应当感到满意了，所以我对他表示没问题。

“魏先生会陪您一起去。”

“魏先生是谁？”

“明天您就知道了。”

火车在第二天早晨七点开出。魏先生提前到了车站等我。他已经买好车票，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开始为这趟车道歉了——他说这是一列小火车，车厢很小，还是蒸汽火车头，座位不太舒服，也没有餐车。魏先生三十来岁，身材矮小，看起来跟营养不良似的。但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沉闷，只是有些紧张而已。他说他讨厌这些小火车，还有这些丛林密布的地方。

我想告诉他，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因为可以感受到人类在更具力量的大自然面前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在昆明的市集上买了一磅花生，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吃花生，直到魏先生放松下来。

这条铁路是法国人修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强化了对于中南半岛的控制，于是他们决定开发中国内陆。他们不但想通过在中国西南各省售卖法国产品来赚钱，也想买中国的许多东西，比如丝绸、矿产、皮草、皮革制品和宝石。当时他们有个模糊的想法，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至中国。铁路于1910年完工后，从上海运东西来昆明方便多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穿越整个内陆，而是经河内周转便可到达，直到最近都是如此。

魏先生并不喜欢这趟列车，但对我而言它却无可挑剔——能够坐在懒洋洋的支线列车上嘎吱嘎吱地穿越郊野，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这种窄轨列车在欧美都已被淘汰，却还在中国的大地上闲庭信步。乘客们下着象棋，吸着又长又大、像排水管一样的竹烟枪。他们都是农民，所以不戴墨镜，也不穿松糕鞋，没有人穿广州产的胸罩，也没人放录音机。

列车开出十英里（16千米）后，魏先生放松了许多，他开始指着窗外的风景向我介绍：那边是跑马山，山上那一片建筑是火葬场。

“人们会把死者的尸体送去火葬场，”魏先生说，“那些人就会给尸体浇上汽油，然后烧掉。等到都烧成了灰，他们就把骨灰放进一个小盒子。人们会把盒子带回家，供奉在桌子上。”

“每个人都这样做吗？”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少数人会把骨灰带到山里去，放在佛寺里面。但我自己是带回去的，我家里供着我姨娘的骨灰盒。”

1970年代，一些美国企业家试图向中国出口棺材，但中国的这些丧葬习俗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本着同样的追逐财富的精神，十九世纪时谢菲尔德银器公司往中国运送了大量刀叉，企图吸引中国人，让他们放弃使用筷子。

铁路旁有一些蜂箱似的小屋，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坟墓。魏先生说三四十年前死者都是这样下葬的，但现在再也没有了。

我看见有人在浅黄色的林间穿行，赶集途中的农民在铁路附近停了下来，用沟里的死水洗着他们的蔬菜——那水真的很脏。某个阴凉处，有个男人在宰杀一头水牛，他正不紧不慢地撕开它的喉咙。水牛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被割开的脖子颜色鲜红，一团肉向下吊着，鲜血直流进铁轨旁的壕沟。

列车一路要经过许多小车站，在其中一站有位老太太上了车。和她同行的还有个小女孩，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妇女，背上背着个婴儿。

我开始跟她们聊天，她们说的是乡土味浓重的云南方言，魏先生负责翻译给我听。好像这名年轻妇女之前生了个小女孩，但她和丈夫都很失望，于是他们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又要了一个孩子。她一怀孕就被罚款了一千块，但她心甘情愿地交了钱，希望这次能生个儿子。后来她的确生了个儿子。

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这名妇女为了生二胎所付出的钱，相当于大多数城市居民一年的工资。

“城里人不会超生，”魏先生说，“他们有一个孩子就很高兴了。但是乡下人觉得孩子越多越好，因为可以帮忙干农活儿，老了以后还可以照顾他们。”

中国自1976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看起来不错，但他们的人口却仍在继续以超乎意料的速度增长。目前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到二十世纪末将出现大量老龄人口——这有点像蘑菇效应，而且独生子女家庭将会培养出一代被宠坏的小孩。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出现在中国：不少孩子既肥胖又自私，满嘴烂牙，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哭闹着要再吃一个冰激凌。

列车正行驶在一个狭窄的槽道中，稍往上看就是俊秀的山峰。山上建了很多挡土墙来防止山体滑坡，但并没有起到作用。人类在这里是如此渺小，大自然让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但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在其他地方，中国人早就把动人的风景变成了卷心菜地。

魏先生说他设法在长沙的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了几年。他在昆明的一家工厂修过货车。他说自己很讨厌那份工作，而且也不擅长。他总想上大学，所以那些年他虽然手握电焊枪，心里却在不停地骂骂咧咧。

我说我打算自己去长沙，而且很想去毛主席的出生地韶山看看，那儿离长沙不远。他去过吗？

“我十年前去过，1976年。”他做了个鬼脸。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喜欢那里。”他说。

“但毛主席是在那里出生的呀。”

“我知道。”他的语气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你们最尊敬的中国领导人是哪位？”

“周恩来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你喜欢他吗？”

“是的，很喜欢。”

“他出生在哪？”

“江苏淮安。”那地方离这里很远，在中国东部，上海的北边。

“你觉得周恩来的出生地怎么样？”

“打心底里喜欢，我想去那看看。”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尊敬周总理？”

“因为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

正午时分，太阳慢慢爬上了头顶。越往前走，路边的植物就越繁茂：片片竹林，声声鸟鸣，俨然一片热带风光。眼前出现了一些房屋，但那并不是中式风格的房屋，而是像越南法式小镇里的房子——抹满灰泥的墙面，绿色的百叶窗，巨大的凉台。无论是在顺化和岘港，还是在西贡的小街道上，我都见过类似的房子，那都是法国政府为殖民地官员修建的。而在此处，房子的主人则变成了铁路工作人员。奇怪的是，在经历了快一个世纪之后，藏在云南深山之中的这一抹法式风情，竟然保存得完好如初，而且还有人居住。

那就是宜良了。火车站内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人民铁路为人民”。

“我饿了。”我说。

“您不能在这吃东西。”魏先生说道。

他说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抱怨，他就迅速把我拉出车厢，把我带到月台上。在踏上返回昆明的列车之前，我的双脚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地面——回程的火车已经开动，我却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宜良是什么样我基本没看清。我本想在法式小镇附近转转，看看那些房子里面的状况，还想和当地人聊聊天，去市集上逛逛。

魏先生说他只是在照命令行事。后来方先生对我解释了一通。我坚持要乘坐这趟火车，但这趟车是不准外国人上来的，因为中国不允许他们深入云南的南部——中越两国正在边境交战，这太危险了。但方先生向他们解释说，我感兴趣的只是火车本身，而不是沿途的城镇。铁路局这才表示，只要我不在任何城镇停留，不去乱逛或吃东西，就让我上车，但是到了旅程中的某个路段，我就得停下来，他们要负责让我调头，直接将我送回昆明，不给我任何左顾右盼的机会。如此安排下，我既搭上了火车，又没有违反规定。这样的解决方法非常有中国特色。

中国佛教五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贵州梵净山。

法语，意为“中国”。

维也纳炸肉排（wienerschnitzel），奥地利名菜，做法是将小牛肉排裹上面包屑后炸酥。

沙马拉达乡，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

花灯戏是贵州云南一带的传统戏剧，其特征是手不离扇帕，载歌载舞，唱做紧密结合。2006年，花灯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编者注：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是祝英台女扮男装，疑为作者记忆有误。

宝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下的一个镇。

宜良，昆明市下属的一个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

编者注：1982年12月，计划生育政策写入宪法。

西贡（saigon），越南胡志明市旧称。顺化和岘港也是越南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