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挤弄着一只眼睛，头顶上一撮头发像大钉子似的翘着，见他朝我露出一副憧憬的神情，我不禁难过起来。他竟然能如此沉默。他只是跟在我身后，或许还希望我能出点儿差错。当我请他帮忙时，他总是表现得那样感恩。现在我们坐进了西安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靠翻阅杂志来打发时间。他在看一本叫作“chinaproductsmonthly”（《中国产品月刊》）的英文杂志，试图借助字典来搞懂其中的某一页，我因此感到更难过了。我手里拿着同样的杂志，那一页是给“江苏陶瓷厂”做的广告——都是些又小又丑的塑像，比如天使、圣诞老人、白雪覆盖的教堂、米老鼠和手握竖琴的少年歌者。在方先生正尝试阅读的宣传内容里，这些陶瓷产品被描述为：“设计精巧！造型逼真！颜色鲜艳！乐趣无穷！”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这让我感到更加难过了，因为我怀疑他心情也不大好。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一点都不难过。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却还要故作坚强。没错，万里长城是他们的杰作，唐朝也曾经灿烂辉煌过，他们还成功击退了日本人，毒气、厕纸和小数点都是他们发明的；但他们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的侵略、义和团运动、1912年清朝灭亡、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要去想这个比较好。而且，表现得难过是一件丢面子的事，这也是中国人从来不当着送礼者的面拆礼物的又一个原因（不论礼物大小，他们也不会当面评论），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受到惊吓时总要做出大笑的反应。

方先生学的是俄语专业，曾经教授过关于普希金的课，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同志的时候，他曾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当过口译员，但在1960年代，他却因为教资产阶级外语而被人怒斥，并且被迫和一帮囚犯拴在一起搬运石头。现在，他整天跟着一个毫不领情的美国人，要走遍整个四川中部。他没有尖声冲我喊“接下来去哪”，而是抬起头，羞怯地朝我笑了笑。

他假装没看见我上火车，但我大声朝他喊道：“成都见。”

傍晚时分的天色依旧很亮，列车在五点半左右发出，将一片片麦田和田里的收割者抛在身后。途中我们还经过了许多坟堆、陵寝和墓塚，也许它们全都被洗劫过（但没人把宝贝拿到政府的古董交易所去卖，因为他们在那里只能换得少量津贴）。我在旅馆听说刚刚在西安附近又发掘出了一个坑，里面的兵马俑数量更多。我询问了一些相关情况，但是没人了解，或者他们决定要保守秘密吧。

夕阳西下，蒸汽火车擦着侧轨：“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哧——”此时，有个满身大汗的黝黑男人一把摔开了列车隔间的门，拖着四个大包闯了进来。

“我是从九龙来的。”他说道。

这人看起来病恹恹的。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笨手笨脚地摆弄着行李上的带子和拉链。他的腰间系了条厚皮带，皮带的链子上挂着一串钥匙，他一动起来，钥匙就叮当作响。他的田径鞋里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不停地用普通话和英文对我说着“对不起”。他的眼睛小得就像两道狭窄的伤口。

“昨晚喝太多酒了。”随后他猛地丢下包裹，跑出了隔间。回来时，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刚去厕所吐了。”

后来隔间里又进来一个男人，这样的来来往往很平常。旅行者们在车内徘徊，看有没有空的床铺和座位。如果找到的话，他们会在票价之上再多付一点钱来获得那个位置。一个空的隔间并不会空很久，而且整夜都会有人出出进进。

这个新来的人颇为年轻，外表看来相当强硬，他脸上的肉很结实，肚子和脚都很大。

“我想睡在这里。”他说着拍了拍我坐的床铺。

“这是我的床，”我说道，“我要睡这里的。”

我的话让他不高兴了。他穿的有点像制服——下身一条军裤，上身一件卡其色外套，而且有着红卫兵那种爱出风头、爱欺负人的神气。我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一名十足的恶棍。

我没有理他，继续写我的日记，西安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这名“红卫兵”对着那个九龙男人嘟囔了半天。

“他说他必须睡在那里。”九龙男人对我说道。

“不好意思。”我答道。

因为是我先进来的隔间，而且这是我的床，桌子和这个角落里的座位都是归我用的。我知道他觊觎这个位置，此时九龙男人对我说：“他要写报告。”

“我也要写报告。”我回答。

“他的报告非常重要。”

“我的也是。”

这两个人掏出香烟来抽，弄得整个隔间都是烟味。我叫他们把烟灭掉——中国铁路最近出了一项规定，乘客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抽烟。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很热，这个小小的隔间几乎让人窒息。

“这是违反规定的。”我说。

他们把烟扔掉了，然后开始聊天——声音非常大，实际上就是在吼，因为这个九龙男人跟所有香港人一样说不好普通话，而“红卫兵”则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普通话说得也相当糟糕。然而语言上的障碍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喋喋不休，反倒意味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得相互打断，不停地让对方重复。因为太热，我打开了车窗。从引擎排出的烟被风吹了进来，又让我感到一阵窒息，而那“哧——哧——哧”的声音，让我不禁打起了牙颤。

“他说他得写报告。”

“得让我先写完才行。”我说道。

“他想抽烟。”

“除非大家都同意，否则车厢内是不允许抽烟的，”我说道，“我不同意。”

“他想知道为什么墙上会有一个烟灰盒。”九龙男人敲了敲墙上的烟灰缸说。

“为什么不去问服务员或者列车员？”我说道，因为列车员正从我们的门口走过。

“每个隔间都有烟灰盒，”“红卫兵”用一种恐吓口气对我说，“它们是拿来做什么的？”

“为了熄灭烟头用的。”我说着，试着瞪了他一眼，想灭一灭他的威风。

“我们必须合作。”他说。他的意思是：别再招人烦了。

“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接着说。

最后说出这句话时，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

“我在专心做我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的事呢？”我说道，“你这个死鱼脸。”

我又回去写日记，可是他们的喊叫声仍然不绝于耳，让我无法集中精力，于是我走去了餐车。中国人的晚饭时间通常在六点半或七点之前，当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晚，但他们却照常向我报了菜单，于是我点了些吃的。然而食物却一直没有送来，我问他们为什么。

“车上有一些外宾要过来。”服务员说。

“我就是外宾。”

“但你是一个人，”他说，“我们等的是一个外宾团。”

列车停靠在了宝鸡，一周之前我们曾经过这个铁路枢纽站，但这次我们要转而向南开去四川。已经八点半了，还是没有食物送来。服务员对我说道：“再等等那个外宾……团……”

我对他说我饿死了，叫他快点把吃的拿来。“饿死了”的中文发音有点像英文“ursula”（厄休拉，女子名）。可是，等了半天还是什么吃的也没有。

最后那个外宾团终于出现了：十四个矮矮胖胖的瑞典人，他们的胳膊已经被晒黑，头发是白色的。其中一个人有一台摄影机，当他把它取出来弄得呼呼作响时，其他人都把手撑在了餐车黏兮兮的桌子上。他们的导游把所有的啤酒都买了下来，所以我一点也没买到。食物终于上来了——先给他们上，最后才给我。这时候已经九点多了。这些瑞典人吃东西慢悠悠的，不停地尝试用筷子去夹那滑溜溜的面条。列车猛地停在了一个车站，盛面条的碗都滑到了这些瑞典人的膝盖上。

“我还是很饿，”我对服务员说，“还有什么吃的吗？”

“还有一些香肠。”

“猪肉做的？”

“不，马肉。”

我吃了四根香肠，味道还不赖。马肉黑黑硬硬的，有一股很浓的烟熏味。

我回到隔间，发现里面坐满了人——除了九龙男人和“红卫兵”外，又进来了三个人。走廊里挤满了穿睡衣的男人，大喊大叫的孩子，还有一些打牌的人。风扇吱吱嗡嗡地响着，火车也是。

“他是新疆来的，”九龙男人说道，“他是个学生，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保罗，他坐在了我的床上，我想睡觉。”

我这样不配合的口气很快就把人都赶走了。我们关了灯，但隔间里其余的三个人——后来又新来了一个——却在黑暗中继续相互喊话。

窗外迷蒙一片，看不清黎明是什么模样。随着浓雾逐渐变淡变薄，我们早早地从陕西进入了幅员辽阔的四川省，枝干多节的小树和轮廓模糊的远山都变得清晰可见，眼前的风景仿佛一幅质朴的中国水墨画，而人们就像画中细小的黑色笔触。

雾气缭绕在山头，在阳光的照射下逐渐化开，显露出盎然的绿意，山下是郁郁葱葱的稻田。就像透过毛玻璃看到的景色一样，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时不时能清楚地瞥见群山秀美的轮廓，看见田地和峡谷。线条最鲜明的是山坡上那条被人踏出的小径，狭窄的道路蜿蜒而上，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在这样一个朦胧的世界里，有人锄地，有人骑车，有人赶着一群毛绒绒的猪去市集。

雾中的风景显得十分柔和，但当所有迷雾散去，原本质朴宜人的风光却露出了老态。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夏日早晨，农民们正同往常一样辛勤地劳作。中国的耕作方式能把人的腰累断，但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农民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比教师和工人要富裕得多。自由市场帮助了他们，保证了他们的东西能够卖上好价钱，他们再也不用按固定价格把东西卖给国家。列车从陕西进入了四川，虽然只前进了几百英里，却从小麦种植区来到了水稻种植区。这里更具南方特色，更加温暖湿润。

这是在中国坐火车的又一个好处。沿途的变化可以让你形成直观的视觉印象，这样到了某个地方就不会突然感到满是震惊和困惑，其他任何一种旅行方式都会让这个国家显得令人费解。而且，即便是坐在火车上看，它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总会对你有所帮助。乡村的外观并非一成不变：风景可以千变万化，作物有成百上千种。有时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一切都变了样。

现在外面全是玉米地，收割者们正把摘下的玉米穗扔进麻袋，水牛在吃草，一只橙嘴褐毛的鹅立在一洼水田中央，妇女们担着水桶；一个小男孩挥舞着绑着蓝色飘带的长棍，想要吓走周围的鸟雀，活脱脱像个稻草人；岸边有个男人在钓鱼，一手拿着一根鱼竿，这完全是中国式的钓法。

我听不懂“红卫兵”说的汉语，于是我问九龙男人愿不愿意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他听。

他说：“我自己也对他很感兴趣！”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红卫兵”此时正在床上生气。

“他在一所高校工作——农业学院。哦不，语言学院。在乌鲁木齐。”

“我去过乌鲁木齐。”

“他说，去乌鲁木齐的人很多。”

我问：“他在学校教什么语言？”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他会说外语吗？”

“他说他在那工作……”

“红卫兵”在床上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他不是老师。”

“那他是做什么的？”

“当干部的。”

原来他是一名官员。为什么他们要用“干部”这个词？也许因为他们讨厌“官员”这个词吧——它有点封建主义和阶级制度的意味。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吗？”

“是的。”

“问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

“八岁的时候就入了。”

“不可能。”

又是一阵咕咕哝哝。

“他说是十六岁，他那个时候入的党。”

“再问问他有没有当过红卫兵。”

“是的，他当过红卫兵。”

我很高兴，因为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一副红卫兵的派头呢？

“问问他是不是‘造反派’。”他把我的问题翻译过去，但“红卫兵”小声嘀咕了一句“问得够多了”，说完他便溜下床铺，匆匆去了过道，塑料拖鞋在脚底下噼啪作响。

我们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九龙男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内地。他姓张，跟我同龄——他给我看了护照，所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我们都生在蛇年。”我说。

他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在九龙当出租车司机。跟许多海外华人一样，他来中国内地也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当然，他也有一些实际的考虑，比如打折、送东西、兄弟般的友好往来、作为海外同胞安排各项事务时的便利，还有统统可以归结为民族亲缘关系的各种理由。他在西安遇到了一些内地出租车司机，那些人买了很多啤酒给他喝，足以将他灌醉。

“十年以后，你就可以把出租车从九龙开到内地了。”

“是的，”他说，“但我并不想这样。”

“内地出租车司机很赚钱的——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因为中国百姓几乎没人能坐得起出租车，所以他们的顾客经常是老外。在我看来，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娴熟。

张先生说：“他们每天最少得赚70块钱，计价器上显示赚够了这些之后，多出来的部分才会按比例抽成。但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时，在香港我们要工作十二小时。生活非常艰难，吃得贵，住得贵，什么都很贵。”

“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奇怪的是，”我说道，“香港其实真正讲英文的人很少。”

“我们说广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