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车上的条件有时真是差得可以。在长达12个月的旅程中，我搭乘了近40趟列车，还从来没见过哪趟车上的厕所不脏的。车上的喇叭砰砰作响，一天要烦你18个小时——在宣传毛泽东语录的时代，这东西无处不在，至今仍没有销声匿迹。列车员的脾气可能很暴躁，而在餐车内总是要跟人抢饭吃，还不如不吃。但有时你也能得到些许宽慰，比如遇见好脾气的列车员，偶尔吃到可口的饭菜，睡到舒服的床铺，这都要看运气；而且即便这些都没有，还是经常会有一个胖乎乎的暖瓶在等着你，里面装满了供你泡茶的热水。

然而，不论我能想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坐火车，相比在中国坐飞机所带来的恐惧，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在从乌鲁木齐去兰州的航班上，我感受到了一点点这样的恐惧——之所以选择飞行，是因为我觉得回去再坐一遍“铁公鸡”显得毫无意义。我被告知要提前三小时到机场——也就是早晨七点。然而飞机延误了五小时，直到下午三点才起飞。我坐的是一架老旧的苏联喷气式飞机，机身的金属包皮都已经开始发皱开裂，就像旧烟盒里的锡箔纸。飞机上的座位挤得很紧，不但抵得我膝盖疼，还导致我双脚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每一个座位上都坐了人，每个人随身都带着许多沉重的行李——这些个大捆的东西要是从头顶的置物架上掉出来，能把你的脑袋砸开花。飞机还没起飞，就有弱不禁风的人开始轻轻地呕吐，他们低着头，双手交叉捂在嘴巴上，好像在虔诚祷告一样，这是中国人呕吐时的惯用姿势。两小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三颗焦糖糖果、几个口香糖以及三粒已经化得粘兮兮的硬糖，还有一条用玻璃纸包的黑乎乎的牛肉干，这东西看起来像麻絮，吃起来像烂绳子。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里面放了根牙签（中国人真乐观，觉得只要一根就够了）。又过了两小时，有位穿着老邮差制服的女孩开始端着个托盘走来走去。我以为她那里会有好吃一点的食物，于是就伸手去抓了一小包——结果发现是个钥匙环。机舱内起先很热，后来又变得很冷，我甚至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飞机嘎吱嘎吱地响，好像在海面航行的帆船。又过了两小时，我自言自语道：真是要发疯了。此时传来一阵广播，乘务人员用含糊不清的口齿宣布，我们不久即将降落。这时候，除了呕吐者，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开始拉拽置物架上的一捆捆行李，然后这些人就一直站着，推推搡搡，摇摇晃晃，咕咕哝哝地抱怨着——乘务员要求他们坐下并系好安全带，但他们充耳不闻。我们在颠簸了一阵后终于着陆，飞机在滑道上通过轮子完成减速，最后缓缓地停靠在兰州机场航站楼前。我再也不要坐中国的飞机了。

“whatdoyouthinkofchineseairplane？（您觉得中国的飞机怎么样？）”方先生难得冒出了句英文。

“lamentable（太糟糕了）。”

“谢谢！”他竟然这样说道，“也许我们还可以坐飞机去西安？”

“你去坐飞机，我要坐火车。”

“明天出发吗？”他满怀期待地问道。

“今晚就走。”

方先生好像很疲惫。如果我把他折腾得累一点，也许他就会让我单独行动了。他并不会主动冒犯我，但我每次见他跟在身后心里就不舒服，他总是同我保持十步的距离，默默地看着我，手里还攥着他那本字典，现在他可能在查“lamentable”的意思吧。

兰州火车站出现了一个侏儒——是个超级矮小的侏儒，身高不足三英尺（0.9米）。起初我以为他是个小孩，但后来发现他满脸皱纹，双眉紧锁，神情有点焦虑，他的帽子和拖鞋都很袖珍。他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光凭这点就可以知道真相——孩子的步伐从来不会如此坚定。后来人们都开始盯着他看，我跟着他进了车站。

人们对他指指点点，有人惊声尖叫，有人大声叫唤。一个中国男人笨手笨脚地操作着相机，但动作不够迅速，没有拍到照片。有个小孩看见他以后，对着妈妈大喊起来。然后最离奇的是，他被一群聋哑人发现了。这些人大概有十五个，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们却仍然表现得很兴奋，而且还做出了野蛮无礼的举动——对这个不苟言笑的袖珍男人指手画脚。他们用手比划出内心的激动之情，试图将他围住，既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这场哑剧般的嘲弄中显得多么可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侏儒只是一个在归家途中的普通人。后来人群中传出一阵笑声，因为有人觉得这些聋哑人很滑稽，而那个侏儒也很喜感。侏儒匆匆逃离，于是人们只能盯着这些残疾人，他们在用手语相互交流，好像暹罗的舞者。中国人要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似乎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他们会大大方方地看你——我要是翻开钱包，他们会往里面瞟；我要是打开旅行包的拉链，会有一群人围过来看我有什么衣服。他们很少单独行动，经常挤在围观的人群中，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放心大胆地看。奇奇怪怪和可怜巴巴的人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就在兰州火车站前的出站口，约有30名年轻人排成了一列长队。除了印有金色大字的红旗外，他们还带来了长布条、标语牌和各种小旗子。他们一言不发，耐心地站着，仿佛在送葬一样。我心想可能他们真的是来给谁送葬的，就等着灵柩从104次列车上下来。已经是夜里11点了，而且这里是兰州，阴冷潮湿得很。

“方先生，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欢迎代表们归来。”他没有丝毫迟疑地答道。

“什么代表？”

“会议代表。”

“哪个会议？”

“有好多会议。”他回答。

我觉得方先生随便找了个解释来搪塞我，于是我继续追问，给他施压。

“也许是个农业会议。”他说道。

“方先生，那些标语说的是什么？”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

“那么请戴上眼镜吧，”我说道，“我非常好奇。”

“哈哈哈！”他大声笑道，然后推了推眼镜，将身子探向前去，“哈哈哈！”

他的笑声低沉而勉强，这是在告诉你：我刚才犯傻了。

然后他摘下眼镜，神情变得很严肃。中国人的笑声总有醒神的效果，它不仅能解释状况，同时也能宣泄情感。

“他们在给旅馆做广告。”

“哪家旅馆？”

“很多家。”

“有多少家？”

“很多很多，”他沮丧地说道，“乘客出站后，一抬头就能看见那些牌子。这家东西好吃，那家房间条件好，另外一家位置又比较近。他们在相互竞争，那样做是为了招揽生意。”

偏远的甘肃竟然存在如此先进的商业意识，方先生觉得很惊讶。我心想，兰州有这么多餐厅、旅馆和酒店，对他来说也是闻所未闻吧。这不仅体现出了自由市场的氛围，也暗含着资本主义思想和竞争的本能。

我说道：“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方先生冷冷地回复道：“我们再也不用那个说法了。”

每当我向他炫耀地提及“阶级敌人”和“走狗”之类的说法，他总是表现得局促不安。

我们经过一帮吵吵嚷嚷的人群，他们大概有200来人，争先恐后地想挤进通往硬卧车厢的旋转入口，我们则敲响了软卧候车室的门。候车室接待员让我们进了房间，将我们领向又软又厚的座椅。我有一张清单专门记录中国产的老物件（比如搓衣板、羽毛笔、塑身内衣、痒痒挠、鱼胶、痰盂和蒸汽火车头），此时我默默地想，一定要把座椅盖布加上去。然后，我找方先生借来了字典。

我在“道路”的词条下发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后来又查到了“走狗”这个词，字典里的释义是“马屁精、谄媚者、帮凶”。接着我又找了找“自由”，发现有很多条解释，而且每一条后面都提供了例句。我把字典里一些最有意思的抄在了本子上。

中国公民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游行及罢工自由。

任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是不成的。

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

这件事我们不能自作主张，我们必须请示领导。

这是一本官方汉语词典，由国家出版社于1985年再版，这本字典显然已经过时了，和许多还在被人提起的东西一样，如今它已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虽然这种情绪已经泯灭，但他们却不会真正销声匿迹。

列车在午夜时分驶进了站。车站外乱哄哄的，各家旅馆的推销人员和代理人都在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我去了卧铺车厢，方先生消失了。我找到自己的铺位，发现要去西安的再没有别人。卧铺车厢空空如也，在中国的火车上此种情形极其罕见，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这样的环境几近奢侈，真是太惬意了。长颈台灯、塑料花、暖水瓶、枕头、毛毯和被子都是我一个人的。靠窗的小桌上铺着桌布，座椅靠背上铺着一块五英寸（12厘米）见方的钩织盖布。

唯一让人烦心的是车厢里还响着音乐。就算缠上橡皮筋我也无法扭动喇叭开关，于是我掏出瑞士军刀拧开固定它的螺丝，将它从天花板上卸下来，切断它的线路，然后又装了回去，我终于能安静地看书了。我正在读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有位中国女士跟我说过，这篇小说揭露了中国的国民性。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读到的都是阿q如何傲慢、愚蠢、虚伪和怯懦，而且他跟普特尔先生一样对周遭事物充满了误解，让人忍俊不禁。这些是重点吗？

我继续往下读着。列车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行进，汽笛发出阵阵哀鸣，这些都让我内心感到平静。

***

厕所间旁边有一桶死鳗鱼，我半夜的时候瞥见过一眼。这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是件好事，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去餐车询问当天有什么菜色时，厨师回答道：“鳗鱼！”

他说这趟列车是由青岛铁路局运营的，刚从海边过来。它在中国绕了一大圈，带来了很多山东特产——海鲜、牛皮糖以及中国最好的啤酒。

列车还在甘肃境内，正驶向东南方向的陕西（不是偏东北的山西），刚刚经过天水市。此处的风景和我在新疆看到的一点都不一样，甚至同甘肃的其他地方也不像。窗外又是精心营造的中国式风景：土山上嵌满层层梯田，田里疯长着一片片成熟的稻谷。只有在下方的山谷底部，才能见到一些平坦的土地。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充满了人工的痕迹，整个郊外都是用双手打造而成的——山坡上用来固定梯田的石墙，随处可见的小径和台阶，水闸、排水道，还有挖出来的犁沟。这里的小麦比水稻多，一捆捆地堆在一起，等着人来收去脱粒——也许要靠那头埋身泥洼、只露出鼻子的大黑水牛来负责搬运。

所有的景观都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加工和塑造，看起来并不美观，但却匀称有序。在这里你没法跟谁说“快看那山坡”之类的话，因为山上全是梯田——泥巴围出的水沟和田地，泥巴修筑的房屋和道路。中国人能在微小的桃核上刻出复杂的纹样，又将同样的手法运用到这些庞大的蜜色山丘上。如果有岩石裸露在外，他们就会种上一块稻田来遮挡，台阶和梯田沿陡坡排列，宛如玛雅人的金字塔。这样的景致在中国西部并不常见。它规模庞大，就像昆虫用泥土建造的复杂王国，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出自人类之手，让人既印象深刻，又感到惊愕。你当然会说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一座城市——它原本只是渭河之上的一片群山，如今看上去却像是人工建成的。

渭河本就浅而泥泞，水流平缓，每年这个时节还会形成许多沙洲。

正午时分，列车停在了处于铁路枢纽位置的宝鸡市。一位先生告诉我：“渭河里没有鱼。”然后，他大声清了清喉咙，往站台上吐了一口痰，随即习惯性地出于礼貌，用鞋底把痰擦了擦。

每个人都会像这样清嗓子、吐痰，他们的痰有时会成滴快速落下，有时则会拉成细条缓缓下流，就像顺着痰盂边缘而下的烛蜡。一般他们都会吐在垃圾篓里或者树干旁边，但就算政府专门发起倡议，也无法阻止一部分人随地乱吐，我见过有人把痰吐在地毯上，并且还记得要礼貌地用鞋底去抹两下。

在宝鸡的站台上，我注意到有人在拖着脚走路，姿势有点像溜冰，双臂前摇后摆，窄窄的肩膀忽高忽低；也有人四肢猛然开动，像小狗一样往前冲去。他们时而惺惺作态地迈着碎步，时而拖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前行，时而你推我搡，一直将手放在外面——因为要伸直双臂来护住自己的道路——头却始终低着。他们的样子粗俗无礼——想不到中国有人会是这样的。

他们讲话非常大声，就当别人是聋子一样，唠唠叨叨的，很是烦人，好像没人在听，必须吼出来才能让人听见似的。广播和电视的声音也极响，往往都调到了最高音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国人民听力都不好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可悲的习惯而已？

他们常常不关门——全国人民都这样，而且他们还喜欢坐火车时不穿外套，脱得只剩下贴身衣裤。他们天生不喜欢约束，即便是最短的旅程，也能被他们变成一场睡衣派对。他们衣着干净整洁，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却热衷于乱扔垃圾，把厕所弄得跟地狱一样。他们自己穿戴整齐地下车，身后的列车里却被搞得一片狼藉，这现象真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