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乘着“铁公鸡”离开了吐鲁番，方先生坐我旁边，列车穿过沙漠向西边的乌鲁木齐开去。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只有大概100英里（160千米），但整个旅途却显得很漫长，因为我们要经过一段蜿蜒的路才能穿越天山山脉——天上的山。在沿途交错的山谷中，藏着一些中国最美的风景，有峭壁，有山涧，有大石散布的冲沟，也有幽深的峡谷。一路上共有十二段隧道，列车费劲地穿过每一段后，便闯入了一个这样的山谷，新疆的阳光格外炫目，白杨河湍急的水流声淹没了车头的喘息声。

在某个时刻，一只黑白羽毛、五英尺（1.5米）高的鹤紧了紧身子，从泛着泡沫的急流中飞身而出，它收起自己的双腿和脖颈，一次又一次轻轻地撞击着周围的悬崖峭壁。连续几个小时，窗外都是明媚的山谷和飘浮的云朵，然后我们进入直道，穿越褐色的沙漠，驶向乌鲁木齐那座烟雾弥漫的大城，它是这趟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从乌鲁木齐往西走，下一个大型城镇是阿拉木图，位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习惯了骑马和游牧的人，通常难以辨认国家间的边界。因此，乌鲁木齐市内有许多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和蒙古族。但这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都是维吾尔族人，火车站也颇具维吾尔族特色，连站牌名都是用维吾尔文标示的。

几乎不可能有旅行者对乌鲁木齐说什么好话。这地方起初只是汉人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的一处哨站，唐代时它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后来又先后被匈奴人和蒙古人占领。它虽然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却带有浓厚的俄罗斯风情。对大多数早期旅行者而言，这里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而且会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从来没有人后悔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它没有任何文化氛围。宝藏、墓穴、古城遗址——所有偷盗东西的好去处——都在更远的东边。乌鲁木齐仅仅是个政治中心。无论是在二十世纪初还是在俄国革命时情况都是如此，到今天也没什么变化。

这座城市共有150万人口，其中汉族人极少，它虽然丑陋不堪，却也不失一种特别的魅力。城市四周环抱着棕褐色的大山，城区内街道宽阔，有很多卖烤羊肉串的店。许多商店门外都挂着珍稀动物的皮毛或骸骨。这里白天非常热，在树下打桌球是一项很流行的消遣活动——乌鲁木齐的户外到处是台球桌。

我们到达旅馆后方先生不见了，但有位杨先生过来接替他，我询问了他一些关于苏联人的事，他告诉我这里有个大型苏联社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刚好错过了他们复活节的庆祝活动——这是自解放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他们庆祝这个节日。

他问我想在乌鲁木齐看点什么，看来我甩不掉他了。

“我想看点令人难忘的东西。”我回答。

我们开车去了南山景区，也就是南山牧场。虽然离乌鲁木齐市区只有二十分钟车程，但这个地方却有着乌干达西部的风光：在广袤的绿色平原上，“月亮山脉”拔地而起，有几座山峰上还覆盖着积雪。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山坡上种满了高挑的云杉，一片片墨绿色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草地上不时可以看见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山羊和绵羊都有，还有以泥墙小屋和木头房子为家的哈萨克族人。也有人住圆顶帐篷，帐篷的主人就在附近活动：男人们头戴有护耳的皮帽，穿着长靴和马裤；妇女们则裹着头巾，穿着长裙和厚袜子。她们长鼻梁、圆腰身，同一般的中国妇女不大一样，看起来很像俄罗斯农妇。居民们照料着离自己小屋不远的菜地，身边围绕着温驯的毛驴、暴躁的小狗，还有淌着鼻涕、双颊被冻得通红的孩童。

我不想和杨先生说话，为了寻得片刻清净，我快步走上山坡，然后发现了一处瀑布。瀑布之下的溪流已经结冰——有泛黄的大冰壳，也有又厚又硬、冻在岩石间的冰架。此时在相距仅仅二十分钟车程的乌鲁木齐，市民们正汗流浃背地在树下打着台球，而这里却冻得人瑟瑟发抖。

后来我遇到一个叫做朱玛訇的维吾尔族人——“訇”是“先生”的意思，而“朱玛”则是穆斯林名字“juma”（星期五，即安息日的意思）的汉译。他好像声称自己当过中国驻叙利亚大使，但也许他的意思是他曾经在那家使馆工作过。他的汉语水平和我一样有限，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却说得和母语维吾尔语一样流利。

他说自己来自苏联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交界处的塔城，离乌鲁木齐大概500英里（800千米）。那几乎是中国境内最远的地方，它的居民仍然可以被视为中国人，但要是再远一点就不行了。这让我突发奇想。

“你不算中国人，对吧？”

“当然算！我是中国人！”

他人高马大，态度友好，脸肥肥的。我想他也许来自土耳其，可能是一名从士麦那来的商人，或者大腹便便的帕夏。他说他曾经去过麦加朝圣。

我们一起沿山路溜达着，途中经过一个公厕——中国人总喜欢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厕所——虽然我们在40英尺（12米）开外，但仍然难以招架它发出的那股恶臭。我在中国见过的每一个公厕条件都很恶劣，根本无法使用。所有来过中国的老外都会提到它们；但中国人自己从来不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洁癖，而是因为对此感到羞愧和漠然，宁愿默默地忍受。

“美国应该没有这么多公厕吧。”朱玛訇说道。

“对啊。”我回答。原本我以为他指的是砖砌的厕所，但我看见他指向一个圆顶帐篷，一个老牧民——可能是个塔吉克族人——正在那里费力地拖着一桶水。

“你们那有帐篷吗？”他问。

“没你们这么多。”我说。

中国人提起外带午餐，总是会想到干巴的松糕和走味的饼干之类的东西。在车里时杨先生给了我一盒，我上山爬了好一阵子后才发现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把那些东西都拿去喂牛了。

那天下午我一直饿着，后来我去了乌鲁木齐的市场，想找点东西吃。我最爱的街边小吃是一种塞了馅料的薄饼，中国人称为“饺子”或“煎饺”。然而，这里只有羊肉串和一种叫做“馕”的烤饼，也许“馕”和乌尔都语中的“nan”是一种东西吧，在印度餐馆吃过饭的人都应该对它很熟悉。

在乌鲁木齐基本见不到西方旅行者，一旦见到他们，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就会变得激动万分。他们会盯着你看，会跟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还会给你递上水果干和新鲜葡萄串。有个男的试图吸引我来买他的药：全身铺展的干蜥蜴（可治疗高血压）、鹿角（可壮阳）、蛇、青蛙、鸟喙，还有一小捆很难看的细细的东西，他说是毛驴的脐带。

当我问起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他含糊其辞地答道：“对你很有好处的。”

市场里的商贩不是头戴无边便帽的大胡子男人，就是穿棕色长袍的胖女人，商品中既有乌鲁木齐本地织的地毯，也有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的衣物。他们把货品高高举起，招呼我过去，可是每次走得近一点，他们都会贴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送来一句维吾尔式的问候：

“shanshmarnie!”

在乌鲁木齐市场之外的其他地方，还能见到更多死动物。这说明四周的乡间仍有许多野生动物存在，可见乌鲁木齐处于多深的内陆之中。我在一家商店不仅看到了本地常见的蛇、干蜥蜴和脐带，还见到了狼皮、狐皮、六七张熊皮和一具雕的尸体——那是一只白肩雕（我的鸟类书籍上是这么说的），双翅张开可达六英尺（1.8米）左右。这么漂亮的一只大鸟，块头远远超过了正在为它寻找买主的维吾尔族妇女。

“你要买吗？”她问。

“我能拿它来做什么？”

“你可以把羽毛拔下来在皮肤上擦，这是很好的药。”

“那这个呢？”我指向一个羚羊头盖骨，它有两只可爱的犄角。

“入药，碾成粉末，可以强身健体。”

有好些西方科学家都发声肯定了传统中药的效用，但这名妇女所说的话，还有市场上那个卖毛驴脐带的男人的话，应该全是无稽之谈吧。

我愿意相信中草药能够治疗高血压，并且针灸也能发挥实际作用，可是如果他们把一只死猫头鹰碾得粉碎，跟我说“妙啊，妙啊——这个对你眼睛有好处”，我会回敬他们一个词：“bullshit（屁话）！”我要是没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

在中国生存着为数不多的老虎，有的在湖南，有的在遥远的东北。不用说，老虎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极度饥饿时，这些老虎甚至会吃昆虫和青蛙。我在《今日中国》杂志上看到有人这样写：

（中国）虎浑身是宝。虎皮可以做成名贵的大衣，老虎的骨头、肾脏、胃和阴茎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用虎骨制药，可以有效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捕杀现已所剩无几的动物原本已经够糟糕了，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是愚蠢至极。有人说“美味可口”是写给灭绝物种的最好墓志铭，也许他们是对的。

我试图找让方先生教我“thatismerelyasuperstitiousbeliefwithnoscientificbasistosupportit（那只是迷信，完全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它）”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说，但我们都白忙活了一场。他问我为什么要学说这个，我说到中国人习惯把斑头鸺鹠这样可爱的小鸟拿来煮汤。他表示，这么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它们真的很美味，二是对视力有帮助。

他很困惑，像我这样理智的一个人，竟然会在乎鸟类或野兽的生命。我没有同他争辩。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焦先生想见您。”方先生的话又吓了我一跳。

“焦先生是谁？”

“中国铁路局乌鲁木齐分局局长。”

“他怎么知道我来了？”

“我告诉他的，”他像海狮一样哭丧着脸答道，“他想跟您吃饭。”

焦喜库（音译）是一个皮肤黝黑、外表强硬的人，他的家乡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离这里很远。他脸宽、脖子短，夜色渐沉，随着越来越多新疆白葡萄酒下肚，他黝黑的脸胀得通红，他的眼睛眯得更小而且变红了，像两颗煮过的莓子。

他的助手揭先生后来加入了我们——因为是下属，所以他没有说太多话。客套寒暄（“您的大驾光临让我们感到万分荣幸”）过后，我发现这将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桌上已经摆了一些冷盘，但大家都没动——这意味着接下来还有十多道菜。

我问了焦先生一些关于铁路的事。铁路修建和养护时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有时候刮沙尘暴，风力可以达到九级或十级。当冷热风在戈壁滩相遇，就会带来极端天气。所以后来他们修了天山隧道，花了好多年时间才修好。

“你看，全是我们自己干的，没人帮忙。”

“我以为苏联帮过你们。”我说道。

“他们设计了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而且还做了测量——但只是航空测量，所有的困难他们都没有预见。当然，1960年的时候我们的友谊破裂了。”

“所以后来你们就一直靠自己了？”

“是的。当时事情变得相当困难，因为他们带走了所有的材料。轨道、设备、木材，统统都带走了。他们把东西装上车，运过了边境。连设计方案也带走了！他们把方案卷起来，带回家去了。根本没有人来帮我们！”

“但你们还是维持了原来的方案吗？”

“我们别无选择，所以保留了同样的路线，在1963年完成了修建。”

我说道：“这条路线一直通往苏联边境。”

“就是这么想的，”焦先生说，“现在我们还在修。”

“你们是不是打算让它跟苏联境内的铁路接轨？”

“是的。在阿拉山口（准噶尔山口）。我们已经修到乌苏去了。关于铁路连接线由谁来修，目前还有一些争论，但我们希望到1990年能够完工。”

此时揭先生提高了声调：“以前我们还打出了一条标语：‘今年到乌鲁木齐，明年到边境！’”

“那是什么时候？”

“1958年。”我们说话时，各种菜肴陆续上了桌，等大家品尝完，又会接着换别的菜。我们的菜有新疆椒麻鸡、羔羊肉、红辣椒炒黄瓜、蘑菇炒银耳，还有一道辣鸭，是我在中国吃过最好吃的菜。辣鸭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鸭子需要先用茉莉花茶熏制，再抹上米酒，等到风干后撒上葱花，先蒸熟，最后用油炸透。我记下了这道菜的名字：樟茶鸭。

“看来您很喜欢这个鸭子。”揭先生说道，他注意到了我的贪婪，又往我的盘子里添了一些。

我对他说：“我要是遇见哪个姑娘会做这道菜，我会娶她的。”

这两个男人盯着我，然后点了点头，既然我说出了这么糊涂的话，可能就活该获得这样的反馈。

为了转换话题，我问道：“汉族和维吾尔族能通婚吗？”

“很少。”

焦先生说自己在乌鲁木齐生活了28年——最初他是响了应毛主席的号召，志愿来这里拓荒的。我问他会不会说维吾尔语。

“只会一点点。”他表示。

“这是一门非常难的语言。”揭先生说道。他在这个地区待了31年——他老家在渤海湾旁的港口城市大连，也在新疆以东。

菜还没有上完，我们一直吃个不停。他们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当地特色菜。就在最后一道菜上来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给了我最高的礼遇：今天既没有米饭，也没有面条或烤饼。那种一吃就饱的东西，通常都是在没什么菜时拿来充数的。但今晚这顿饭，全是美味佳肴。

“你退休以后会回老家吗？”

“不，我会待在这里，”焦先生说，“孩子们都在这，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在这里终老。”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有哪些好的铁路旅行路线。他们说喜欢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西安，因为沿途都是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再没有比这氛围更好的路线了。

“你们是说‘丝绸之路’吧，”我说道，“古代的历史。”

焦生答道：“是的，近代历史不是很有意思。”

“毛主席来乌鲁木齐视察过吗？”

“没有，我想他太忙了，”他瞥了一眼揭先生，“不过周恩来有来过，到处走了个遍。”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一提到周恩来就饱含深情：“最近邓小平也来视察过，他很高兴，对这里印象很深。”

现在所有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么可以来聊聊战争和友谊了。我谈到了日本人，说我觉得他们企图通过主导全球经济来统治世界，因为他们虽然尝试过军事手段，但最终失败了。我问他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曾把日本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要是现在再次被他们占领，中国人会是什么感受？

“我们有句老话，”焦先生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桌上最后几盘菜也被撤下了。焦先生有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们相互道谢。后来再也没人说客套话了，也没有人在一起闲聊，更没有人徘徊逗留。中国的宴席总是这样戛然而止，没有比这更唐突的了。

***

接下来几天，我发现新疆的这个地区正在开放石油开采。这里已经产出了巨量的石油，其中有一部分还出口到了美国。

中国大部分矿产都出自新疆，从遍布山头的雷达天线来看，这里应当是个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区域。我去了一些当地的工厂参观，但是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看到妇女们在辛苦地织着一些纹样非常普通的丝绸地毯：一个月只能织一平方码，为了织出一块不是很漂亮的地毯，要花一整年时间。在乌鲁木齐，有些玉器雕刻师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们要花好几个礼拜才能雕出一尊笑嘻嘻的玉佛，但最后只能卖得50美元，或者要用半年时间来切割打磨，才能做出一个玉盘。在我印象中，这些东西甚至卖得不是特别好。然而，似乎大家对此毫不介意。乌鲁木齐仿佛处于一个小小的时间隧道中，所有的事都要慢半拍。早餐要到九点半才吃，晚饭则要等到夜里九点。每天晚上十点半，太阳依旧能够钻出云层，灿烂的阳光要到十一点以后才有所收敛。到了半夜，整个地方又忽然变得冷嗖嗖的。

我走进沙漠去看骆驼，然后又去了东北方向的博格达山，它的山峰很像岩石筑成的尖塔，后来我又去了天池——“天上的池塘”，这个位于半山腰的湖泊，海拔大约有2000英尺（600米）。天池之上，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的最高处覆盖着白雪，将它与周围的其他山峰连起来看，很像一匹狼的下颌，又长又尖的颌骨上，嵌着黑色和白色的獠牙。路的尽头有几家面摊，我还见到了一些少先队员和中国游客，可是再往前走50英尺（15米）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松涛鸟鸣。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美丽的风景，这样一处松树林立的野外一点也不像中国，但也不像欧洲：路边和树林里有人居住的地方，要么是一些蒙古帐篷和木屋，要么就是规模很小的村落，居民里有长着罗圈腿、穿着长靴的骑马人，也有裹着头巾的妇女和双颊通红的孩童，处处都是如此。我对一个人讲汉语，但他可能是哈萨克族人，只是对我笑了笑。

我在湖边遇到了一位姓程的中国先生。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后，他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汤姆”（tom），看到他这样做，他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也都决定效仿他。他在阿勒泰的农业银行上班，阿勒泰地处遥远的北疆，仅仅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小角落，一面与俄罗斯接壤，另一面紧挨外蒙古。

“在我们单位，”汤姆·程说道，“还有迈克（mike）、朱利安（julian）、简（jan）、韦恩（wayne）和鲍勃（bob）。”

大通山脉是祁连山脉东段支脉，位于青海湖与大通河之间。

巴扎（bazaar），源于波斯语，意为市集、交易市场。

高昌城为古代西域的交通枢纽，新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于十三世纪末毁于战火。其遗址位于现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

中国清代自康熙36年（1697年）开始册封哈密地方维吾尔族的封建领主为“哈密回王”，该爵位共世袭九代，至民国19年（1930年）废止。

巴勒莫（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

埃里温（yerevan），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

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即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ii，前1303—前1213），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他在位时埃及国势到达顶峰，去世后国家即由盛转衰。

指那些因为经济、环境等因素而被弃住的城镇，在美国西部居多。

德西乌斯（decius，201—251），于249年至251年间统治罗马帝国。

亦都护（idikut），中国古代高昌回鹘等突厥语诸部首领的称号。

景教（nestorianism），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称为东方亚述教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唐朝时传入中国。

编者注：此处为作者的个人理解。事实上，正是因为景教主张耶稣有“二性二位”，所以他们认为玛利亚只生了耶稣的肉身，因此她只能为“耶稣之母”，而不能为“天主之母”。

以弗所会议（councilofephesus），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位于现土耳其境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基督教会议，主要讨论聂斯脱利派（即景教）关于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之争，并最终将“二性二位”说判定为异端。

阿斯塔那，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

士麦那（smyrna），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

土耳其古代对大官的尊称。

编者注：天山天池湖面海拔约1900米，此处疑为作者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