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奥莉加对我说，“我朋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必须先和她通话。”
到目前为止，我还在想象在这个地方会遭到威胁或抢劫。说不定门打开以后，出现的是三个高大的莫斯科人，他们会把我抓住，掏空我的口袋，然后蒙住我的双眼，把我扔在莫斯科的某个角落。她们不会真的要绑架我吧。我问自己是否担忧，然后自问自答：还真有点儿。
看到开门的女子满脸惊讶，样子邋里邋遢的，我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她的头发乱糟糟地盘在一起，穿了件浴袍。时间已经是下午很晚了，她才刚刚睡醒。她跟奥莉加窃窃私语了一会儿，然后让我们进屋。
这个女子名叫塔季扬娜，我们的打扰使她怏怏不快，因为此前她一直在床上看电视。我对她们说想借用洗手间，这样可以顺便快速打量一下屋子。这套公寓很大，有四间卧房和一个中央大厅，厅里面还摆放着书架。所有的窗帘都是合上的。空气中混杂着蔬菜和发胶的味道，还有床褥味、体味和脚丫子味交织在一起——晚起者家里都是这种气味，谁也不会搞错。
“要喝茶吗？”我答应了，于是我们在狭小的厨房里坐下来。塔季扬娜趁烧水沏茶的工夫梳好了头发，还化完了妆。
桌上有一些杂志：两本旧的《服饰与美容》，上个月的《尚流》和《时尚芭莎》。看见它们被放在那里，我深深地确信，那种杂志永远都会让我心生厌恶。
“这些都是我的意大利朋友带来的。”塔季扬娜说道。
“她有很多外国朋友，”奥莉加说道，“这就是我带你来见她的原因，因为你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你要换卢布吗？”
我说不用，我没有东西要买。
“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让你买，”奥莉加表示，“你可以给我们美金。”
“你们要给我找什么？”
“你喜欢娜塔莎，她也喜欢你。要不你跟她睡一觉吧？”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屋里的三个女人都盯着我看，我把目光投向娜塔莎，她故作矜持地对着我微笑，眼睛眨呀眨的。身旁是她的购物篮，里面有一盒清洁剂、一把用报纸包装的新鲜菠菜、几瓶罐头、一包塑料衣夹，还有一盒尿不湿。
“在这里？”我问，“就现在？”
她们全都对着我笑。窗外，人们忙着打扫街道，扒拢地上的落叶，铲起成堆的垃圾——为了庆祝列宁生日，在这件小事上，他们都慷慨地展示出了作为公民的自豪感。
“跟娜塔莎睡一觉要多少钱？”
“170美金。”
“这么具体的数字，”我说，“你们是怎么定价的？”
“那是小白桦商店里一台录音机的价钱。”
“我要考虑考虑。”
“你现在就得做决定，”奥莉加坚定地说，“你有信用卡吗？”
“你们这还可以刷信用卡？”
“不能，但是小白桦商店可以。”
“那真的是一大笔钱呢，奥莉加。”
“啊哈！”塔季扬娜嘲笑道，“我的男人们给我买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还有衣服，算起来要好几千美金呢。就一百多美金你还磨磨唧唧的。”
“听我说，我没有夸夸其谈，相信我。但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不会为了和她上床而给她买东西。在美国，我们做爱是为了得到快乐。”
奥莉加说：“如果我们没有美金，就不能去小白桦买收音机。商店六点钟就关门。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喜欢操之过急。”
“讲了这么久！本来你们俩现在都搞完啦！”
我讨厌这样的局面，强烈地希望能摆脱她们的喋喋不休。厨房里很热，茶很苦，那些在十六层楼之下扒落叶的人也让我感到沮丧。
我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小白桦？”
塔季扬娜换好衣服，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开车去那里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到的时候可能就快六点了。但对我来说，这个办法既能挽回面子又能省钱。回想起刚才在公寓里的自己，我真是感到深恶痛绝。
进商店之前，三个女人又开始吵吵嚷嚷。奥莉加责备说都怪我，没有在适当的时候跟娜塔莎行乐。塔季扬娜一会儿就要去学校接女儿，娜塔莎着急回家，明天她要同丈夫和孩子去黑海，而此刻她还指望着要买个录音机；奥莉加自己得赶回去做晚饭。“vremya（时间），”娜塔莎用俄语叨念着，“vremya.”快点啊，快点。
我从没见过那么昂贵的小电器，收音机和磁带机的价格高得离谱，一个索尼随身听要300美金。
“娜塔莎想要个这种的。”
奥莉加指着一个200美金的卡带机说。
“这价格太荒唐了。”
“这是好货，日本产的。”
我望着娜塔莎，思考着这些人怎么可以如此彻底地摆脱市场规律的控制。
“抓紧时间。”娜塔莎催促道。
“这些很漂亮。”我开始试戴各种皮帽，“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呢？”
奥莉加对我说：“你现在必须买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去把事儿办了。”
我又开始想象：我们付好钱，用小白桦的购物袋拎着卡带机，朝塔季扬娜家奔去，上楼后我在她身上胡乱摸索，娜塔莎气喘吁吁地喊着“快点啊，快点”，草草了事之后我就离开。
我说道：“塔季扬娜，你女儿还在学校等你呢。奥莉加，你老公晚上还要准时开饭哦。娜塔莎，你非常漂亮，但是如果还不回去收拾行李的话，就赶不上和老公去黑海啦。”
“你在做什么？”
“我还有约。”我说着便离开了，此时小白桦商店也打烊了。
我去了苏联大剧院，注意到寄存处、小卖部和吧台的苏联女人通通都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这既不是勾引，也不是爱情，仅仅是因为发现了一个可能携带坚挺货币的男人而表现出来的好奇。女人们通常不这样看别人。那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恋恋不舍的凝视，眼神中总带着一丝笑意，仿佛在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来到莫斯科后，我们的旅行团就死气沉沉的。大家都变得非常安静和机警，实际上他们好像在害怕什么，我完全没想到会这样。是因为士兵和警察凶巴巴的眼神吗？还是因为进入酒店大堂之前，要经过一遍遍的安检，并且还要出示房卡？或者是因为那些空荡荡的大楼和宽阔的街道？阿什利说在莫斯科他觉得自己很渺小。
基克眨眨眼，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这三天他连酒店都没有出。他说怕被人抓走，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回答，“在苏联，他们会因为这种理由杀掉你的。我说，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天下着雨，我们从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雅罗斯拉夫尔站出发了。团里的人又紧张又啰嗦，他们为再次出发感到高兴，却又为接下来的旅程担忧。有的人从来没有在火车上过夜的经历。到达伊尔库茨克前需要在火车上度过四个夜晚，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美国人住一个隔间，英国人住一个，澳大利亚人住另一个，那四个不知名的法国人也独自待在一起。自从第一眼看见他们分给我的隔间，我就知道接下来的旅途将美妙无比：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有在波兰买的食物，有在莫斯科买的巧克力和香槟，还有书和短波收音机和我做伴。我期待着未来四天的狂欢。
这种感受在苏联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里的个人总是被视而不见——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注意到还有单独上路的旅行者。如果你独自走进某家苏联餐馆，那么要过很久很久才会有人过来招待；但要是三十五个芬兰醉汉唱着“suomi!suomi！（芬兰！芬兰！）”一起进去，服务员立马就会体贴备至地伺候他们吃饭，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回到游览车上。苏联人更喜欢款待一大群人用餐。他们像赶牲口似的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向他们发号施令，清点人数，最后送他们离开。个人往往被视为又危险又惹人厌烦的存在。既然欺负一整群游客要容易得多，为什么要为一个落单的人煞费苦心呢？他们对于独行者既蔑视又害怕。如果有人好不容易冲破了这种官僚氛围的重重阻碍，他会发现自己的花销要比跟团旅行贵上一倍。苏联社会并不认同“个人”的概念。我的办法很简单：跟旅行团走，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离开他们。
我要是独自旅行，绝对不会有一个专属于我的隔间。但我们的旅行团整整包下了两节车厢，而一节半就足够容纳所有人了，因此有些幸运儿就可以自己住。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天，车轮滚滚驶向基洛夫的途中，我过得非常开心——阅读，饮酒，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录与奥莉加和娜塔莎之间的那段奇葩故事。这对我来说就像一种放松疗法：无所事事地待着，欣赏怡人的风景，还有人叫你起床吃饭。由于我们是集体行动，所以能够比别人更优先地享受服务。
搭乘西伯利亚快车的经历既单调乏味，又有种苦行僧般的凄美：火车整个白天都在疾行，发出巨大的声响，窗外只有桦树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漆黑过后看见的是更多桦树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下来整个白天又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会觉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风景，而更像墙纸——那种极其简单的一张连着一张的墙纸，让人宁愿去观察拼接处的痕迹，也不愿去欣赏它本身的设计。
一座座小山丘被白雪覆盖着，山与山之间嵌着一片片桦树林，自然界中再没有比这更古朴的风景了。乌鸦和它们的小窝让这幅黑白画作更显质朴：那些胖乎乎的黑鸟，要么安静地栖在枝头，要么就在苍白的天空下凌乱地扑腾着翅膀。
我们经过彼尔姆，在1100英里（1770千米）处跨越东西界标，然后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路上民居越来越小，外观也不停地变化，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大厦，到郊区的砖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简陋，直到出现用半圆木做成的屋舍，再偏远一点，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来的小屋，墙体的缝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了解苏联建筑的全部历史。
吃午饭时我和瞎子鲍勃、威尔玛和莫托尔坐在一起。莫托尔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最新收藏，其中有一颗柏林暴动者扔出来的石头，有一块来自华沙的大石块，还有一颗在苏联捡的鹅卵石。他正盘算着利用在鄂木斯克停留的12分钟，去地上搜罗点有意思的东西上车。
“这些房子太可怕了。”威尔玛说道。她戴了一顶羊毛毡帽，遮住光秃秃的脑袋。
莫托尔连胡子都没刮，到处找着威士忌。在这样的旅途中，我要是看见有男人开始不刮胡子，就老觉得有什么倒霉事要发生。
我注意到，这里的房子好像很多都没有上漆，有的话通常也只是些装饰而已。在更穷一些的村庄，他们根本就不刷漆。日晒雨淋让那些小木屋和棚户的颜色越变越深，车窗外那一大片矮胖的小黑屋就是例证。
威尔玛说：“我想读点关于它的东西。”
瞎子鲍勃问：“保罗·索鲁写过一本关于西伯利亚快车的书，你看过吗？”
“没有，”威尔玛回答，然后她问我，“你看过吗？”
我把脸贴着窗户，说道：“看那些桦树！从来都没有见过一棵粗壮的，是不是很神奇？它们全都是高高瘦瘦的，你们说是为什么……”
“我看过，”桌对面的莫托尔说道，“格尼夫妇有一本他的书，不过我不知道是哪本。我见过马尔科姆在隔间里看。”
我提醒自己要避开格尼夫妇，但尽管如此，我坐在这里仍然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但我要怎么做呢？我讨厌别人关注我。我花了钱买票，所以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我没欺骗任何人，仅仅是吝于说出真相而已。如果我选择坦白，将会惹来许多麻烦，不光是有人不停地过来跟你聊写书的事情，告诉你“应该去买一台文字处理机”，而且我还担心成为他们的免费向导。就因为我以前坐过这趟车，所以就应该知道窗外那个热水瓶形状的东西是不是某座教堂的尖顶，那条河叫什么名字，以及在伊尔库茨克能否买到胶卷。
要保守秘密其实很简单。我自己单独住一个隔间，这里有充足的空间和大量的食物，葡萄、饼干、巧克力和茶叶，这一切都让西伯利亚快车上的生活更像是奢侈的疗养。我的小收音机在车内还能正常工作，这使我感到惊讶。白天有时我可以收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有时也能收到澳大利亚广播和美国之音。我听到了“流行金曲二十首”，关于中国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报道，以及利比亚爆炸事件的后续情况。卧铺车厢末尾有个俄式茶壶，里面有热水可以供我泡茶。我把每天的时间分成三部分，给自己安排阅读和写作任务。
那天晚上，一轮满月照耀着万里无云的夜空，地上的积雪已经融化，桦树林里汪洋一片。午夜时分，空中的圆月和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辉，整个地面明亮得如同一面镜子。桦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干在月色中轻摇，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西伯利亚快车上的生活每天都一个样，但这也是它让人放心的一面。就其本身而言，这样的日子并不有趣，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乘客时我感到很开心，可是真要想记录点什么时就会非常恼火。这趟列车只能成为写作的背景，而不能把它当作描述的对象。同我了解的其他列车相比，它更像一艘远洋邮轮，带领我们四平八稳地行进，路边都是千篇一律的风景。十三年前我曾坐过这趟车，如今它有了许多变化，而且大部分都是进步的。我假想，这背后应该与戈尔巴乔夫倡导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改造苏联社会有关。他曾经公开批评苏联工人做事心不在焉：现在卧铺车厢里再也见不到头发花白的老列车员，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待在一个小隔间里，轮流出来工作。戈尔巴乔夫还谴责说这个国家的人普遍酗酒，如今的变化从西伯利亚快车上也能看出来，因为车上再也没有人饮酒狂欢。虽然偶尔还能见到几个醉鬼，但他们没人敢走进餐车，车上再无酒水售卖。车厢更干净了，列车员态度非常和蔼，车上的乘客也都比从前更加体面。尽管如此，在逗留时间稍长一些的车站，我要是下车去月台上走走，还是会有苏联人硬拉着我问：“你的鞋子卖不卖？牛仔裤卖不卖？t恤卖不卖？”对我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跑过来，连你身上的内衣都要买，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在根源上出了问题，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每天都把手表调快一小时，因为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比莫斯科快五小时。这样每天损失一小时并没有给我造成时差困扰。第三天睡醒时我朝窗外望去，看见南边有一个巨大的湖，那就是钱尼湖。很快我们就在巴拉宾斯克停下，这个地方非常寒冷，气温在零度以下。列车员泽尼亚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天空，他把自己抱得紧紧的，用俄语嘟囔着：“sneg（要下雪了）。”莫托尔提醒我注意，巴拉宾斯克草原上有些桦树粗壮得像啤酒桶一样，比我见过的任何桦树都茂密。这些树都比较老，躯干上的树皮已经变黑而且裂开了。
我们来到了鄂毕河边的新西伯利亚市。奇怪的是，这座西伯利亚城市竟然如此之大，但想想芝加哥的情况也就无需大惊小怪了。它和芝加哥一样，都是因铁路修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更奇怪的是这里有许多海鸥，在距海洋1000多英里（1600多千米）的河面上，居然有无数黑头鸥和红嘴鸥在浮冰之间俯冲穿梭。鄂毕河绵延3461英里（5570千米），是世界第四长河，比长江还要长。
有一次，马尔科姆·格尼深有同感地和大家讲保罗·索鲁笔下的经历，那个号称无所不知的旅行者，在很多年前就搭乘过这趟列车。桌上的每个人都饶有兴致地听着，明显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看来似乎只剩我一个人还没表态附和他的夸夸其谈了，因此我找了个借口起身走开。
但我真想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这趟列车比1973年时好多了。它现在更有序、更干净，似乎也更包容了。我记得那时上车才几天，餐车里就没有了像样的食物，我们只能吃些鸡蛋、清汤寡水和不新鲜的面包；列车在弯弯绕绕的长铁轨上颠簸，钢碗里的清汤就跟着晃荡，那场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刚要入睡，天上的云越积越厚，正飘向空中那轮耀眼的明月。天变冷了。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里，在一片片雪地和尖耸的树木之间，想必有狼和野狗出没。再往下想，我仿佛看见它们的皮囊挂在架子上。用狼皮做帽子，在我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事。月亮最终完全被云层遮住，黑暗湮没了眼前的一切。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已经到了泰舍特，窗外风雪大作。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下得很大，积雪很深。到处是白茫茫的，地上只露出几条泥泞的小溪，溪里并没有水流，就像一丝丝巧克力冰激凌曲折地嵌在白雪之中。下雪的地方总是寂静得有些诡异，此刻在西伯利亚则更是如此——确切地说应该是东西伯利亚，乌克车站指示牌上就是这么写的，那是个很小的车站，建筑全都是用木头搭建而成。雪没日没夜地下着，有时道路两旁积雪太深，当列车在风雪中穿行，我们只觉得被白色包围。天空是白色的，大地是白色的，没有别的，除了隐约有些树木的痕迹，只有一片苍白。
用里克·韦斯特贝特尔的话说，木制建筑很容易让人想到192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小镇：房屋都是一层结构，上面有陡峭的斜屋顶；郊外都有几家脏兮兮的工厂，排出的烟和天上的云一样呈灰褐色，而且四周都是辽阔的草原——我们眼前的这个，像极了爱德华·里尔笔下的广宝莲大平原。从济马小镇往前走了几小时，经过的都是些偏僻的新兴城镇，看起来都跟《大街》里的戈弗草原镇差不多。此时我刚好在读《大街》，面对着书里书外如此相似的情景，我惊奇不已。
到了下午，大雪有所减弱，随后在我们靠近安加尔斯克时，大风将积雪从地面卷起，好像暴风雪一般，但那时雪已经停了。被风横扫过的地面，泥土干干的，呈浅棕色，这样的冻土硬得用脚尖也踢不破。直到看见一只猎鹰停栖在光秃秃的枝头，我才意识到这里并没有多少生命的迹象，铁灰色的天空下，只有寸草不生的土地和随风而舞的白雪。列车继续前行，我期待着能见到更多生命。我想我后来看见了喜鹊和乌鸦，但那也许只是光影造成的错觉。
西伯利亚快车行驶了四天半时间，我们已经穿越广袤的平原，就快到达伊尔库茨克了。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趟旅程耗时如此之长，而是对于每个选择继续搭车前往海参崴的人来说，还有四天在等着他们，并且接下来的旅途和此前的并不会有什么两样，如同要穿越海洋一般。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我们并没有在市内停留，而是直接被送上一辆巴士，行驶几十英里后来到了位于贝加尔湖畔的酒店。维特里克夫妇叫它“白考尔”湖，他们直接用了女星白考尔的名字。
***
湖水已经结冰，由于挤压的关系，大量冰块堆积在了岸边。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它藏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淡水，苏联人认为湖中不仅有水怪，而且有肥硕的海豹和数不清的各种鱼类。他们号称湖里的冰有6英尺（1.8米）厚，完全可以从上面走路去对岸——这个湖的长度可有400英里（640千米）。或者也可以坐雪橇穿过湖面去巴布什金，这在冬天确实能节省不少时间。贝加尔湖有的是新奇事物。那些都是自然奇观！巴沙亚里什卡那边有毛皮动物养殖场，他们饲养白鼬、猞猁和水貂，用它们的皮毛做帽子。他们还诱捕黑貂，因为这些小东西在笼子里不会交配，但养殖场附近却有很多野生的，一张皮可以卖一千美元。他们还炫耀说湖底下有珊瑚。就在岸边的利斯特维扬卡，坐落着一个教堂。教堂里有个神父——货真价实的神父。
他们倒是从不吹嘘自己的酒店。莫斯科的酒店很宽敞，但却落满了灰尘，床垫是用稻草做的，地板已经变形，地毯破破烂烂，毛毯上满是烟头烧出来的破洞，漏水的管道和发裂的马桶水箱让浴室里发出阵阵恶臭。“这里的厕所太惨烈了。”理查德·卡思卡特说道。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在贝加尔湖住的酒店是用大理石建的，像陵墓一样，但是很干净。不过，我换了三间房才终于找到一间有热水的，但又发现没有马桶座圈，而且所有的房间都没挂窗帘。这里有老太太负责除尘和拖地，但除此之外，酒店没有任何维护工作，不仅给排水这样的大问题没人管，细节之处也是问题不断：抽屉的把手消失得无影无踪；窗户的插销也不翼而飞——尽管他们的窗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闭的；门锁卡住了；灯不是不亮，就是缠满了裸露的电线。东西坏了的话，要么用胶带随便粘粘，要么就用绳子胡乱绑绑。尽管每个旅行者都应料想到要忍受旅途中的种种不适，但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不适，而是彻彻底底的危险所在。
旅行团里的人们来到这里后都不大高兴：天气冻得人瑟瑟发抖，酒店狼藉不堪，食物糟糕透顶，而且，为什么西伯利亚人都不会笑的？
度蜜月的人也来这个酒店，他们有的会住下来，有的只站在门口拍拍照，有的则在这里狂欢痛饮。我入住的第二天夜里，隔壁住进来一对新婚夫妇，他们一直用卡带机播放苏联摇滚，直到凌晨两点，我跑去敲门叫他们把音乐关掉。过来开门的是新郎，他喝得醉醺醺的，口水不停地往外淌，个头比我高了一英尺（30厘米），但当他看见我是个外国人，就决定不对我动粗。他身后的房间里，一名年轻女子正怂恿他给我点颜色看看。为了报复我，他们把声音开得更大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才关掉。
当地新婚夫妇有个习惯，他们会开车前往贝加尔湖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处——那里放眼望去全是绒鸭和浮冰，把车泊在岸边，然后开一瓶香槟举杯对饮，此时司机会为他们拍照留念。新娘经常穿一身租来的白色蕾丝长裙，新郎则身着深色套装，腰间还系着一条红色宽丝带。有一次我朝这个方向走，路上见到了四对这样的夫妻，他们举杯庆祝，摆好姿势拍照。湖岸上到处都是香槟酒瓶。
我觉得这样的情景让人感到非常压抑。是因为仪式感太强烈吗？还是因为苏联的离婚率实在太高，以至于这里与结婚有关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在装腔作势？或许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天太冷了：贝加尔湖冷冰冰的，整个湖面就像是一片南极的冰雪平原。唉，这毕竟是西伯利亚的冬天。
***
有好些人都热衷于解释为什么伊尔库茨克会成为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城市，它是教育中心，是亚洲的交通枢纽；但我认为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的八九不离十：“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急流城也曾和这里一样。看看，那些户外的茅厕。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这个了。”我告诉他我在看辛克莱·刘易斯的书，这些西伯利亚城市就像是我们所熟悉的泽尼斯和戈佛草原镇，除了带门廊的小木屋，主干道、老旧的汽车和手推车，还有门庭开阔的百货商场也都很像。那些百货商场，让人恍惚觉得应该叫它们邦顿百货公司。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西伯利亚的阶级制度更为严格，这里如果也有乔治·f·巴比特，那么他应该是名政客，而不是地产商人。
有个叫“雷达”的爱沙尼亚摇滚乐队正在伊尔库茨克演出，刺骨的寒风从河面吹来，我房间的马桶座圈是从一块扁平残破的胶合板上切割下来的。我很好奇，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怎么把火箭送上火星的？
年轻的男人和满脸狡黠的女人潜伏在散步道周围，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外国人纠缠不休。
“想不想卖……”他们什么都想买，蓝色牛仔裤、t恤、跑鞋、球鞋、手表、毛衣、汗衫、打火机，统统来者不拒。他们用卢布付账，不然的话恐怕我就得去跟安奴什卡待上一小时了。我有收音机吗？有没有钢笔呢？
那天夜里，我打开我的小短波收音机，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的新闻。还是平常那位女主播的声音，但新闻内容让我隐约感到不祥：
瑞典官员称他们在大气环境中检测到了较高的放射性水平，此前有报道称芬兰、丹麦和挪威也检测出远高于平常数值的放射性浓度，他们认为这些报道与此事存在关联。起初，有人认为这些放射性物质泄漏于斯德哥尔摩北部乌普萨拉附近的一家瑞典工厂。但瑞典不同地区的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核泄漏来自东部，也就是说来自苏联的一家核电站。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刮了好几天东风。一则报道称，芬兰的放射性水平已高达正常值的六倍，挪威的放射性水平则比正常值多了一半。
这是表明位于基辅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第一条迹象。核泄漏发生在两天前，那时我还在苏联境内——在贝加尔湖畔埋怨苏联人从没想过要去修理漏水的管道。
***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伊尔库茨克，向蒙古出发。团里的人抱怨说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但这似乎并不算太糟，毕竟它从差不多4000英里（6400千米）之外的莫斯科开过来。这是一趟从莫斯科直达蒙古的列车，它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出发，到乌兰乌德后转向南行驶，改称“蒙古快车”。列车要经过贝加尔湖南部的山区布里亚特，这是西伯利亚最崎岖却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方，游牧的布里亚特人就聚居在这里。火车绕湖而行，经过在斯柳江卡冰钓的渔人，沿着湖岸一路向前，去往巴布什金和更远的地方。在布里亚特西南方向，有一条名叫哈马尔达坂的大型山脉，和落基山脉一样，那里终年积雪，雄伟的山峰层峦叠嶂，海拔高度在15000到16000英尺（4.5到4.8千米）之间。这些高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需要绕开它们，通过平坦的色楞格河谷，才能到达蒙古境内。
上次来这里时我什么也没看到。当时我要去西边，而往西的列车要到深夜才绕过贝加尔湖。因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雪山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风景。卧铺车厢像是被蹂躏过的样子，到处落满了灰。车内一侧用西里尔字母写着“蒙古快车”，旁边还有个蒙古国徽，图案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人正策马飞驰。我们在中途停靠时，看见许多身着蓝色运动套装、五官扁平的蒙古人跳下车，随后立即在月台上奔跑起来。这是一支获奖的蒙古摔跤队，他们在莫斯科参加完一系列比赛之后凯旋。其中一名摔跤手告诉我，国徽上骑马的人是苏赫巴托，他是这个国家的解放者。“苏赫巴托”的意思就是“苏赫大英雄”。
苏联火车的所有车厢都装了喇叭，有时放音乐，有时放新闻或时评。但那背后总有杂音嗡嗡作响，而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装置比较实用，它可以告诉我们下一站是哪里，还有多久可以到。过去，因为开关被拆除，导致扩音器声音无法调节，它们就一天到晚嗡嗡地响个不停。现在苏联火车已有改善，所有的喇叭重新装上了开关。然而，蒙古火车里的喇叭依然找不到开关，所以旅客要时刻忍受广播里喋喋不休的蒙语。
“他们就不能采取点措施么？”威尔基小姐祈求地问道。
“我想用斧头砍掉它。”基克说。
他们去找列车员控诉，但那个表情凶悍的女人只是挥挥手叫他们走开，一副别来烦我的样子。
“可能她也没有开关，”我说，“这样想想，你们还算走运。因为如果关掉它，我们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此时广播中传来一个鸭子似的声音。
“我们快疯啦。”韦斯特贝特尔夫妇说道。
由于向他们演示了如何才能关掉声音，我在团友中变得大受欢迎。我在开关拆除后留下的金属头上缠了一根橡皮筋，它提供的摩擦力足以让我旋动按钮把声音关掉。这个办法的妙处在于我还可以拿走皮筋，好让它一直保持安静。
我们越过色楞格河，看到的还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仿佛永远也走不完。山涧流水从森林中蜿蜒而出，大如汽车的冰块漂浮在河面上。褐色的土地上布满了灰尘，虽然很冷，但枝头已经微微长出嫩芽。苏联城市乌兰乌德就建在这个辽阔平坦的河谷上，之后它向四周扩张开来，现在随处可见低矮的小木屋和高耸的电线杆，调车场里停满了装载木材的货车。这个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伐木工人和捕猎者，但我并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上火车。实际上，我看到火车上搭载了许多年轻的苏联士兵。
我们告别西伯利亚大铁路向南开去，列车爬上了光秃秃的褐色山丘，可以望见下方褐色的山谷中，河流被充满泥沙的冰块阻断，岸边的城市狰狞地倾吐着滚滚浓烟。从乌兰乌德往南才几英里，土地就变得寸草不生，如同沙漠一般。在到达中国之前，戈壁滩上几乎都将是这样一成不变的风景：那里没有树，只有大型灌木，草地被风沙侵蚀得坑洼不平，偶尔有几处聚落，但环境也不怎么样。在一处空旷的地方，只有一个头戴棕色皮帽、身穿棉夹克的男人，边抽烟边看着火车经过。他一动不动，身旁也没有人，像个路标一样。他究竟是怎么去到那里的？
沙堆一样的大山丘上覆盖着尘土和发黄的枯草，一棵树也见不到。黑山羊在几间孤立的小屋附近吃草，马匹被拴了起来。当地的人并没有露面。在我看来，世人对这些聚落应该所知甚少，因为那里既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也从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就那样一直沉默不语。这里的人们过着最简单质朴的生活，他们在地上凿洞取水，用堆在小屋旁的木柴生火取暖。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带仍然属于苏联，但我们却以为已经进入蒙古。大一点的聚落外面会有墓地，每一座坟墓都用长方形的栅栏围起来了，他们在提防些什么呢？也许是为了防止狼群进去挖尸体吧。
午夜时分，我们到达蒙古边境，但出境和入境都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搞定各种手续。蒙古人和苏联人一样粗暴无礼。他们搜查行李，拆开床铺，连卧铺车厢的地板都掀起来看了一遍。
“有没有英文书？或者英文杂志？”
我把所有家当都拿出来，但他们并不感兴趣。
也许因为习惯了外来者不通他们的语言，蒙古人执行工作时都不大说话，也很少做手势，只是偶尔低语，但此时他们讲的是俄语。
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当凶悍的列车员冲我咆哮时，我吓得魂都差点飞出去。入睡前我给隔间上了锁，可是她有一把万能钥匙。她象征性地敲了两下门，然后立马将它推开，走的时候还“嗷——嗷——嗷”地叫着。我明白了，她是在用蒙语说“起床了”，因为她想收拾寝具。但我们凌晨两点才睡觉，入境手续折腾完已经是那么晚了。现在才早上七点，我们要九点半才到乌兰巴托（蒙语中是“红色英雄”的意思），于是我翻了个身，继续睡觉。
但这名蒙古列车员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那是老练的成年人在孩子们的聚会中才会耍的伎俩。她又进来我的隔间，温柔地朝我吼了两声，同时双手抓紧我的铺盖边缘。然后，她用敏捷的动作（又“嗷”了一声）抽出了我的床具，床单和毛毯都没有了，只剩下瑟瑟发抖的我，看着她迈着两条罗圈腿风风火火地离开。蒙古人无论男女，都长着一张男孩般的脸。
我们沿着长直的铁轨行驶在广袤的草原上，穿行于山丘和缓坡之间。一些荫蔽的地方还留有新月状的残雪。偶尔能见到几个骑马的人，他们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空旷的原野中逆风前行。四周没有道路，也没有铁轨，有的只是被大家称作蒙古包的圆顶帐篷（蒙古人自己管它们叫做“格儿”）。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下，一片淡淡的黄，这样的风景着实与众不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里并不是沙漠，而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辽阔的牧场：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群马，时不时又能看见一匹骆驼，或者人，或者帐篷。这里是有人居住的，但地广人稀得厉害，让人印象深刻。
历史上蒙古人不仅骑马远征阿富汗，入侵波兰，还曾洗劫莫斯科、华沙和维也纳。他们使用马镫，并把它们带到欧洲（这使马上比武成为可能，也许骑士时代正是因此而开启）。蒙古人年复一年地在马背上征战，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如此。当苏联人离开战场回去过冬，蒙古人却还在风雪中策马奔驰，为军队招募新兵。为了在冬季突袭对手，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等到河水结冰以后再骑马过河。这样他们就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然后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人的性格坚忍不拔，到1280年时他们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
但他们并非无所畏惧，看看那些开阔的空地，就差不多可以想象到他们害怕什么了。他们对雷电充满恐惧。在这里太容易被闪电击中了！雷暴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躲进自己的帐篷，用一层又一层的黑毛毡把自己盖住。他们觉得陌生人不吉利，所以会赶他们出去。他们绝不吃被闪电击毙的动物，连靠近它都不行。他们对一切可能导致闪电的事物都避而远之，甚至不敢在风暴的间隙出门。除了征战掠夺外，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闪电平息。
我正注视着这片原野中的低矮山丘，远方的乌兰巴托城逐渐映入眼帘，我看见一条马路，还有灰扑扑的巴士和卡车。第一眼见到这个城市时，我觉得它就像个军营，这印象后来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每栋公寓楼都像一处营房，每个停车场都像一个军用车辆调度中心，城里的每一条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为行军设计的。大部分车辆其实都是苏联的军用车。建筑四周都有围墙，特别重要的地方还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刻薄的人肯定会说这城市好像一座监狱，但如果这样的话，蒙古人就成了非常愉快活泼的囚犯，这群人朝气蓬勃、营养充足并且衣着体面。他们有着红色的脸颊，戴着连指手套，蹬着长筒靴。在这个暗沉沉的国度，人们都偏爱鲜艳的色彩，经常可以看见老人头戴红帽，身穿紫袍，蓝裤子扎进彩色的靴子里。但如此着装则让苏联人更加显眼，即便他们不是军人。我说这个城市像军营，但显然不是蒙古军营而是苏联军营，相比我在中亚地区见到的任何其他军营，它并没有什么不同。从伊尔库茨克开始，我们一路经过的都是这种大而乏味的地方，到处都是营房、雷达站、无法翻越的围墙、炮台、弹药堆，还有像坟包一样的土堆，那一定是导弹发射井吧。
酒店空荡荡的，有一股肥羊肉的味道。乌兰巴托闻起来就是那样，空气中都是羊膻味儿。在这里，只要有菜单，上面就一定会有羊肉。人们每顿都离不开羊肉：羊肉配土豆——带着脆骨的羊肉和冰冷的土豆。蒙古人总有办法把食物做得无法下咽或令人作呕，他们喜欢吃冷东西，有时还配些黑胡萝卜，或者用一片山羊耳朵来装饰一番，好好的饭菜弄得如同残羹冷炙一般。我认为有必要去逛逛食品店，看看那里究竟在卖些什么。于是我看到了黑色的腊肠、皱巴巴的土豆和大头菜、黑胡萝卜，一盘盘碎卷心菜，一盆盆黄山羊耳朵，一块块腐臭的羊肉，还有一大堆鸡爪。最能勾起我食欲的，竟然是一大箱没有包装的洗衣皂。
商店里有卖越南的“铱星”牌钢笔、朝鲜的泰迪熊和其他玩具，还有苏联的收音机。有台苏联电视机大得像个衣柜，屏幕有18英寸（45厘米），售价是4400图格里克（按官方汇率计算，相当于1500美元或900英镑左右，这几乎是一个蒙古人一整年的收入）。他们的鞋都是自己做的，那些漂亮的马鞍也是。他们还会做手枪皮套。他们卖狼皮，卖貂皮大衣，也卖整张的白鼬皮、松鼠皮、黑貂皮和兔皮。他们的羔羊皮外套卖得很便宜。我买了件羊皮背心来御寒，只要十美元，皮上还印着“蒙古制造”。
“你是猎人吗？”街上有个蒙古人这么问我。
这问题似乎有点奇怪，但实际上大多数在蒙古长住的外国人（而不是过客）都是猎人。他们会坐小飞机去这个国家西部的阿尔泰山脉打猎，在那里伏击狗熊，把狼的脑袋砸开花，将英俊的雄鹿送上死亡之途。
我跟他聊了聊这里的食物——那些山羊耳朵和羊肉。他说他最喜欢吃的是糖果。后来我发现乌兰巴托到处是糖果店，但并没有什么花哨的糖果，而是一些高温熬制而成硬糖，人们喜欢把它们放进嘴里吮吸，兴许是因为空气太干燥的缘故吧。
可以说乌兰巴托根本不下雨，整个蒙古一年的降雨量也只有几英寸。天空永远是蓝色的，地面上则是又干又硬，尘土飞扬。这些人穿着长靴和马裤，一副沙漠中的装扮，看上去不像是住在这个所谓“军营”里的。蒙古有半数人口住在乌兰巴托，但几乎不能把他们视作城市人群，因为城中百分之三十五的人仍然住在帐篷里。
团里的人已经感到了旅途劳顿，他们变得疲惫不堪、暴躁易怒，看谁都不顺眼。他们没有大声抱怨，而是小声咕哝着心中的不快。美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可以买的东西那么少；澳大利亚人讨厌这里的食物，格尼夫妇说那“简直是牢饭”；那几个法国人彼此争吵着；英国人则说“千万不能抱怨”；但威尔基小姐还是表示，“我觉得我要得精神病了”。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听起来就像奥森·威尔斯的广播剧《世界大战》。自从报道芬兰和丹麦检测到高放射性之后，关于德国和瑞士放射性的报道也多了起来。一天之后，有消息称基辅附近的一个核反应堆着火了。这场灾难发生在周五。周六的时候情况还不明朗。到了周日，报道一片混乱，到处是危言耸听的消息。后来我听到了一则消息汇总，内容来自多家英国的《星期日报》，但那已经是周一了。他们称已经有4000人丧生，人们正在大规模撤离基辅，总伤亡人数已经过万，而且火势失去了控制。后来几天这些猜测陆续得到纠正，但显然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段时间，一直有游客从伊尔库茨克过来。我问苏联人他们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了解多少。他们当时都表示什么也不知道，并且说我听到的只是不实的宣传，但一周之后西方的每个人都听说了这场灾难，一个刚到蒙古的苏联人说，苏联电视台的报道称基辅的一座核电站正在被拆除。
我很沮丧，因为所有的蒙古人都对切尔诺贝利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建有同样类型的核电站。这种家长模式执行得如此彻底，他们被当作小孩子，什么事都蒙在鼓里。而且，他们的观念相当过时，大街上那个30英尺（9米）高的约瑟夫·斯大林铜像足以说明这点。
我和大家一起去了蒙古国家博物馆，见到的恐龙化石和我以往看过的都不一样，它们有喙、犄角和爪子，显然是巨兽的骨架，这从一块8英尺（2.4米）长的骨头就可以看出来——那只是盆骨而已。
在一间摆满弦乐器的房间，蒙古导游说：“我们叫它莫林胡尔。”它的名字源自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一匹骏马，他非常喜爱它，骑着它走遍了整个蒙古。他对这匹马的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他对它很好，就像对爱人或亲人一样。但最后这匹马死了。马的主人非常非常难过，于是他将死去的马肢解后取出骨头，刻成类似小提琴的形状。他把马尾做成琴弦，还用马骨和鬃毛做了一把琴弓。他一边演奏这把琴，一边思念着他的马儿，就这样度过了余生。所以“莫林胡尔”在蒙语中的意思就是“马头琴”。
***
整个蒙古笼罩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孤独感当中。全国有半数人口居住在乌兰巴托，这比较易于管理，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几乎是空的，那里只有荒地、狼群、狗熊、恐龙骸骨，以及四处游荡的牧人。在乌兰巴托以外，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住在帐篷里，他们的土地是如此贫瘠，像极了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地貌，因此东欧国家常来蒙古拍摄牛仔片。南斯拉夫人最近在这里完成了《阿帕契》的拍摄，这是一部颇具意味的牛仔片，讲的是剥削的事情。
五一节这天，乌兰巴托的所有人都出来游行——不是旁观，而是真的加入游行队伍。每个人都要参加游行，这是蒙古的风俗。旁观者只有游客，包括一些芬兰人，还有我们：基克、巴德、莫里斯、威尔基、莫托尔、阿什利、格尼夫妇以及所有其他人。我站在瞎子鲍勃身后。
“拿旗子的是些什么人？”
他们就是前几天下火车的那群膀粗腰圆的摔跤手，不过这次胸前挂着奖牌。他们的姿势和走路的方式都有点像猿猴。真是悲哀，这个世界留给瞎子鲍勃最后的印象，居然是脏兮兮的波兰雪地、寂静凄凉的苏联荒野、满是狼藉的西伯利亚酒店，还有眼前这群蒙古摔跤手。他走出人行道想近距离看看，结果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我没事儿！”他边喊边揉着膝盖，“不关别人的事！是我自己该死！”
行进的队伍中一排有三十人，每两秒就有一排人从我面前经过。游行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也就是说总共有67500个蒙古人参加游行。他们举着旗子和横幅，在经过一个酷似列宁墓的陵墓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拿低一些，那是1920年代蒙古人民的领袖——红色英雄苏赫巴托的长眠之处。
队伍中根本没有士兵，没有人穿制服，也没有人拿武器——蒙古人要是有军队的话，苏联人得多头疼啊。他们的横幅上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苏赫巴托和戈尔巴乔夫的面孔，有的大横幅上是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人民大会主席巴特睦合的肖像（这是听别人说的）。
一个人透过喇叭高呼：“蒙古人民革命党万岁！”
游行的人们欢呼起来，一起跟着他喊口号。
孩子带着皮帽从我面前经过，一边敲着鼓一边歌唱：
愿天空阳光常在，
愿天空蔚蓝永恒；
愿母亲万寿无疆，
愿和平地久天长。
一幅巨型横幅经过我面前，上面画的是1921年列宁同苏赫巴托会面的场景。苏赫有着硕大的头颅和瘦削的脸庞，身穿长裙样式的传统礼袍，而列宁头上则戴着和列车长一样的帽子。横幅的标题是“难忘的会面”。
还有一张画像是蒙古宇航员古尔拉格查，他在1981年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对蒙古地形进行了详细研究。
有一条横幅上写着“维护和平，支持华沙条约”；另一条上写着“我们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
“那条横幅写的是什么？”
于是导游把上面的内容翻译给我们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表示祝贺。”
“那就是我们呀。”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
游行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蒙古唯一还允许参拜的寺院，当听到角楼里的喇嘛吹着海螺，召唤同伴诵经祈祷时，我陷入了对这个国家的沉思。蒙古曾经有两千座寺院，里面都是佛教格鲁派教徒，现在只剩下这些残破的木房，隐匿在一栋栋公寓楼之后。蒙古军队曾经征服过全世界，如今这里却没有一兵一卒。这些人曾经生活在平原和高山之上，如今在这死气沉沉的城市，他们却只能蜗居在狭小的两房公寓里。从各种意义上说，这个民族都已经臣服于他人，在这个地球上最大但也最空旷的城市之一，他们肩并肩地生活着。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愤怒，反而在很多方面保持着纯真。蒙古人性格中有非常可爱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蒙古最大的特点：他们在苏联的启蒙下开展革命，将宗教、传统经济、军队和社会秩序等一切旧事物破坏并扫除干净，国家因此变得面目全非，没有苏联的帮助就无法运作。蒙古人退化到了婴儿阶段，所有的旧习俗和旧体制都荡然无存。苏联人抓住了这样的空档，带来了苏联的建筑和城市结构，他们在此修建苏联铁路和公路，创办苏联学校，用苏联意识形态取代了原本的佛教。他们废除传统蒙古字母，改而推行俄文的西里尔字母。他们令蒙古人欣然接受了堡垒、驻军和苏联导弹装备。在蒙古几乎找不到一个纯粹的城镇，大大小小的住区都变成了军事基地，驻守的苏联士兵不停地骂骂咧咧，抱怨自己太倒霉被派来了这种地方。
苏联的所有这些威权、干预、建议和经济援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蒙古人变成了孩子。难以想象还有哪个民族会比他们更依赖别人，更孤独无助。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近乎疯狂，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仰仗。他们在这世界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这个国家最可怕的特征之一，就是苏联对他们施加的影响永远无法消弭，而正是苏联使他们沦为孤儿，然后收养他们，但又不让他们长大。
我们搭车从乌兰巴托去蒙古边境，火车上挂载了一节中国的卧铺车厢，车刚离站不久，站在铁轨旁的一个蒙古人就激动地用石头砸破了车窗。那些爱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挂在嘴边的中国人叫停了火车，吵吵嚷嚷地要求立即赔偿。除非蒙古人发誓他们会拿来一块新窗户，否则他们就停在那不走了。蒙古人最后只好答应。
我下车去看被打破的窗户时，莫托尔已经在外面了，但他并没有在观察那扇车窗。
“我想找到那块石头来收藏。”他说。
他找到了一块石头，但有个警察叫他放回地上。
随后我们离开死气沉沉的蒙古中心，开始往南行进。列车爬上了城外那些褐色山丘，沿着一系列迂回曲折的弯道前行，然后我们驶入草原地带。微风吹拂，阳光照耀，草地的纹理不时变换着，时而微微泛白，时而金光闪闪，整片土地仿佛一张精心修剪过的羊皮。这个表面看来贫瘠的戈壁滩，实际上住满了生物，我见到了灰鹤、成群的野骆驼、飞雕、猎鹰、秃鹫，还有一种类似地鼠、体型修长的棕色动物，那可能是土拨鼠，但是这里没有牦牛。每当我望向窗外，都能看见点什么，不是个野生动物，就是个蒙古人——他迎着风，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策马飞奔。
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最近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而戈壁滩上的每次日落都蔚为壮观——阳光渐渐柔和起来，在一片红晕中缓缓落下，最后沉入地面；而这里的每个夜晚却也是寒冷刺骨的。
那天晚上，列车给我们安排了中国菜做晚餐。
“明天我们就到中国了。”威尔基小姐说。
“到那之后，恐怕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她补充道。
“鬼知道你是谁，”阿什利说道，“那几个法国佬叫你‘神秘先生’。”
“说得不错。”
我在餐车里环顾四周，每一桌的人都很安静。经过三周平稳的旅行，团里的氛围有所改变，多了一丝烦躁，少了一点喧闹。人们现在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避开谁，聊天时哪些话题不受欢迎，以及谁比较神经质，谁比较安全可靠。但他们大致还是和自己的同胞待在一起：法国人一伙，美国人一伙，澳大利亚人一伙，英国人一伙。也有人被大家遗忘：威尔玛因为秃顶被人歧视，瞎子鲍勃因为视力差被人嫌弃，莫托尔因为痴迷石头被人排挤，威尔基小姐则因为毒舌被人孤立，不过他们四个倒也结成了一伙。
我听了会儿短波收音机，了解到之前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很多耸人听闻的报道并不属实。但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危险尚未解除，大火至今都还没有扑灭。
因为天冷，我睡得断断续续，刚刚进入梦乡就有人过来敲门，是蒙古列车员来找我要铺盖。我还在犹豫，结果她故技重施，一把抽走了我床上的所有东西，又只留我在那里。
此时，我们就在扎门乌德的蒙古边防站外。这里有最为典型的边境风光：砾石荒漠、尘土飞扬、寸草不生，小城孤寂的身影，一看就知道地处边陲。火车站有点像德国小城的市政厅，但却是用石膏建成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办任何过境手续。我边看鸟边等待，四个小时过去了，太阳已经爬上头顶。旅行中总是有这么多等待和延误。沙漠中出现了个蓝色的小东西，是一个中国火车头。它咔嚓咔嚓地沿着铁路驶过来，同我们的列车完成对接后，拉着我们越过边界。在耀眼的阳光下，我们从蒙古进入了中国。
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英国诗人。
伊尔库茨克（irkutsk），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首府，东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乌兰巴托（ulaanbaatar），蒙古国首都，位于蒙古高原中部。
《埃尔默·甘特利》（citeelmergantry/cite），又译《孽海痴魂》，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1885—1951）于1926年创作的小说。
布拉茨克水库（bratskhydroelectricdam），俄罗斯安加拉河上一座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人工湖。
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太平洋东部岛群，隶属厄瓜多尔。
莫宁赛德（morningside），爱丁堡的富人区之一。
珀斯（perth），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位于澳洲大陆西岸。
卡尔古利（kalgoorlie），位于珀斯以东，西澳大利亚州第五大城市。
福克斯顿（folkestone），英格兰港口城市。
布洛涅（boulogne），法国北部城市。
皮卡第（picardy），原法国北部的一个大区，2014年法国大区重划，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将其与北—加来（nord-pas-de-calais）大区合并。
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
郭宏安译：《恶之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第226页。
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cite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ite）。
颜之推（531—约595），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著有《颜氏家训》。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1906—1989），法国作家，代表作有《等待戈多》（citewaitingforgodot/cite）等。
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depaume），巴黎的一所现代美术馆，位于卢浮宫附近的杜伊勒丽花园（jardindestuileries）内。
西斯莱（alfredsisley，1839—1899），法国印象画派创始人之一。
亨利·卢梭（henrirousseau，1844—1910），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作品带有质朴、天真而富于幻想的情调。
克利夫兰（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城市，位列该国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
那慕尔（namur），比利时中南部城市。
列日（liege），比利时东部城市。
乔治·西默农（georgessimenon，1903—1989），比利时法语作家，以侦探小说闻名于世。
亚琛（aachen）战役：1944年10月2日至21日期间美军与德军在亚琛交战，最终德军落败，但双方均伤亡惨重。
伍珀塔尔（wuppertal），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下文翁纳（unna）、哈姆（hamm）和居特斯洛（gütersloh）均为该州的县城。
黑尔姆斯特（helmstedt），德国西北部县城。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通称东德，1990年10月30日正式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实现统一。作者旅行时，东西德尚处于分裂状态。
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west，1903—1940），美国作家、编剧。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
选帝侯大街（kurfurstendamm），柏林最著名的大街之一，有“柏林的香榭丽舍”之称。
指的是1979年伊朗暴发伊斯兰革命后，激进分子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持美国外交官和平民作为人质而导致的一次危机。
俾斯麦大街（bismarckstrasse），得名于首相俾斯麦的一条主干道。
《唐·乔望尼》（citedongiovanni/cite），著名意大利歌剧。
《老水手行》（citeancientmariner/cite）,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的一首音乐叙事诗。
卡托维兹（katowice），波兰南部城市。
兹邦申（zbąszyń），波兰西部城镇。
波兹南（poznań），波兰中西部城市。
科宁（konin），波兰中部城市，下文索哈契夫（sochaczew）和茨曼（syzmann）均为波兰中部小镇。
法蒂玛（fátima），位于葡萄牙中部，天主教著名朝圣地。
哈洛德（harrods），伦敦一家著名的奢侈百货公司。
吉特巴舞（jitterbug），又名水兵舞，起源于美国西部的一种牛仔舞。
兹罗提（zloty），波兰货币单位。
团结工会，波兰的工会联盟，是华沙条约签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
大洋城（oceancity），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城镇，濒临大西洋。
克拉科夫（kraków），波兰旧都，为该国第二大城市。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即今天的布列斯特，白俄罗斯邻近波兰边境的一座城市。
明斯克（minsk），白俄罗斯首都。
斯摩棱斯克（smolensk），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首府。
全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洛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stanislavskyandnemi-rovich-danchenkomoscowmusictheatre）。
瓦西里升天教堂（st.basil’scathedral），莫斯科最著名的一座教堂，位于克里姆林宫旁。
古姆国立百货商店（gum），位于莫斯科红场东侧，世界闻名的百货商店。
玲玲马戏团，全名“玲玲兄弟与巴纳姆贝理马戏团”（ringlingbrothersandbarnumandbaileycircus），世界三大马戏团之一，建于1886年的美国马戏团，演员从世界各地挑选和邀请。因动物保护组织的持续抗议，于2017年举行谢幕演出。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1905—1994），保加利亚作家、评论家和社会学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冯文光、刘敏、张毅译：《群众与权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270页。
东桑威奇（eastsandwich），美国马萨诸塞州小城。
布朗克斯（bronx），纽约的五个行政区之一。
小白桦商店是前苏联政府设立的特供商店，只可使用外汇。
雅罗斯拉夫尔站（yaroslavl）是莫斯科的一个铁路总站，位于共青团广场。
基洛夫（kirov），俄罗斯西部城市，基洛夫州首府。
彼尔姆（perm），俄罗斯西部城市，彼尔姆边疆区首府。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鄂木斯克（omsk）,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
钱尼湖（lakechany），俄罗斯最大的湖泊之一，位于新西伯利亚州，是水位随季节和年份改变的淡水湖。
巴拉宾斯克（barabinsk），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中西部的一座城市。
鄂毕河（obriver），世界著名长河，位于西伯利亚西部。
编者注：作者此说法有误，鄂毕河实为俄罗斯第四长河，比长江短。
泰舍特（taishet），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城市。
爱德华·里尔（edwardlear，1812—1888），英国诗人、画家，广宝莲大平原（thegreatgromboolianplain）是其作品中常出现的虚构地名。
《大街》（citemainstreet/cite）,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作品以虚构的美国中西部小镇“戈弗草原镇（gopherprairie）”为背景，对现实社会加以嘲讽。
安加尔斯克（angarsk），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城市。
白考尔（laurenbacall，1924—2014），美国演员、模特和作家。
巴布什金（babushkin）,贝加尔湖南岸城市。
大急流城（grandrapids），又译格兰德拉匹兹，美国密歇根州的第二大城市。
泽尼斯（zenith），《埃尔默·甘特利》中虚构的城市。
邦顿百货公司（thebon-tonstore），美国最大的区域型百货公司之一。
乔治·f·巴比特（georgef.babbitt），辛克莱·刘易斯小说《巴比特》（citebabbitt/cite）中的主人公。
安奴什卡（annushka），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bulgakov，1891—1940）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人物，因在百货公司使用美钞而被逮捕。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基辅市以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污染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事故导致32人当场死亡（一说为56人），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而患上致命疾病。
乌兰乌德（ulan-ude），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是东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
斯柳江卡（slyudyanka），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南部城市。
色楞格（selenga），一条发源于蒙古境内的河流，流经蒙古和俄罗斯中东部。
苏赫巴托（sukhebator，1893—1923），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蒙古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领袖人物。
蒙语为“ger”。
骑士时代（ageofchivalry），始于公元800年前后，持续至中世纪的1500年左右，期间骑士文化精神对整个欧洲影响深远。
阿尔泰山脉（altaymountains），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和蒙古西部，西北延伸至俄罗斯境内。
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
星期日报（sundaynewspapers），英国特有的报纸种类，只在星期日出版，常见的有《观察家报》《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
莫林胡尔，蒙语为“morinhuur”。
古尔拉格查（gurragchaa），蒙古首位进入太空的人。
指甘丹寺（gandanmonastery），它是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930年起，革命者开展灭佛运动，蒙古的佛教体系几近摧毁。1945—1990年期间，只有这一座寺院可以做法事。
格鲁派（gelugsect），也叫称为黄教（yellowsect），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
扎门乌德（dzamïnÜüde），蒙古南部与中国交界处的一座城镇，是中蒙铁路自中国进入蒙古后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