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得令人称奇，几乎自成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曾经把自己的帝国称作“天下”或者“四海”。如今，人们去那里的理由各式各样：买东西、度一周假，或者仅仅是因为机票价格还不错。我之所以决定去，是因为有一年的空闲时间。听说有的中国人以为“老外好骗”，我偏要来挑战一下。于我而言，第一个目标就是完全通过陆路到达。然后，我想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一段时间，走遍全国。
我选择了铁路。当时我正好在伦敦，而铁路是从伦敦去北京的最佳方式。我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现代游记，但几乎每一篇都会谈到因为时差问题而乐趣大减，那种既疲惫又失眠的感觉实在难受。到过中国的人，不论是认真的旅行者、匆匆一瞥的观光客，还是四处搜寻廉价商品的淘货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在那里太累了”。在这个国家，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更让你疯狂地想坐下来歇歇。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永远在四处奔忙。即使中华文明历经了延绵五千年之久，他们也还是那样。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1980年冬天我曾去过中国。当时那里看起来黯淡萧条，所有人都穿着宽松的蓝套装，到处都是红色条幅，上面写满没有说服力的标语。如果你问：“在这样的冰雪天里，这些人怎么能只穿着布拖鞋？”那么会有人告诉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幸运了，过去他们连鞋都没得穿。煤烟和灰尘把环境弄得阴沉沉的，路边几乎看不到树木。我本想去那看鸟的，结果只看到了乌鸦和麻雀，还有脏兮兮的鸽子，就像长翅膀的老鼠在天上飞来飞去。
那时，中国人会伸手指向远处，穿过绵绵细雨，泥泞道路尽头的工厂正噗噗地冒着浓烟；有人在弯腰拉着装满生铁的木车。他们会告诉你：“这里过去全是妓女、坏蛋和赌鬼，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在他们看来，你该为这些罪恶和轻浮的远去而高兴，并为那些工厂着迷；但我只是叹了口气。年轻的妇女不是在磨坊里耗费青春，就是在木织机上磨蚀纤指，要么就在精工刺绣上损耗视力。而且，他们待客的饭食不对我胃口。
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会说：“那里有针灸！没有苍蝇！不用给小费！他们会把你用过的刮胡刀片还给你！那里的人工作非常拼命！他们还吃猫肉！可真快活！”美国人还对毛主席表示赞许。
但据我兄弟吉恩说，那都是过去了，他告诉我如果现在不去中国，那就太傻了。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作为一名律师——众多新兴职业中的一种，从1972年算起，他已经去过中国109次了。这次我打算春天过去，从各种意义上讲，“春天”也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将要看见新的人，新的风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享受默默无闻的乐趣。这次旅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效仿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所说的，“如果可以当天来回，我并不介意去中国看看”；另一种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从伦敦上车坐到巴黎，此后一直朝德国和波兰方向走，也许会在莫斯科停下，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换蒙古纵贯铁路，在乌兰巴托度过五一。关键是，我要搭开往蒙古的列车去中国，这趟车将缓慢穿越亚洲宽阔的前额，然后继续南下，抵达它的双目之一——北京。
***
我想那样去蒙古应该比较轻松，并且会给我一种成就感。路上我可以看看书，做做笔记，按时用餐，不时望望窗外的风景。我想象自己在某个卧铺隔间里读着《埃尔默·甘特利》，一边听火车汽笛声在大草原上回荡，一边想：很快我就会在那儿了。这时我会拉拉毛毯盖住身体，只把脑袋露在外面。然后有一天我拉开窗帘，看见一头牦牛立在浩瀚的黄沙中，我会知道那就是戈壁滩。大约一天以后，窗外又变成绿色，人们头戴斗笠，双膝深陷在稻田里。总之就是这类景象，然后我会走下火车，深入中国大地。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也从来不会如此简单，因此我有必要写本书来解释。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想错了；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我设想从伦敦出发，通过八趟火车到达中国边境，并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结果表明，这是一趟离奇且充满意外的旅程。有时候这似乎才像是真正的旅行，途中满是光怪陆离的发现和乐事。但更多时候，我就像在伦敦脚下一滑，跌下了一段长长的楼梯，这楼梯没有尽头，仿佛是出自哪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之手。我就这么落下去，嘭——嘭——嘭——，穿过转弯的平台，又继续往下落，嘭——嘭——嘭——，直到绕过半个地球。
我并非一个人上路，而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我在伦敦报了个旅行团，老老少少大概二十来人。我心想：可别让他们注意到我，只要悄悄地钻进这群人里，随他们一起出发，我就可以看雨雪敲打车窗，安静地微笑，小声地说话。我跟团旅行的经验不多，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英国人报团是为了省钱，卡思卡特夫妇这样的老夫妻会告诉你：“去年我们坐火车去印度，旅途太愉快了，在伊朗的时候，我们还在车厢后面泡了好几杯茶呢。”我不知道英国年轻人跟团去布拉茨克水库这样的地方，是为了喝廉价的伏特加喝到大醉，也不知道东欧的杂语喧哗，都要归功于从伯明翰过去的护士们。
美国人参加旅行团则是为了认识别的人，他们会给我看在别处旅行时拍的照片。
“戴草帽的是沃特米尔斯夫妇，他们来自圣地亚哥，超级可爱，现在还会给我们寄圣诞贺卡呢。我们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旅行时认识的，现在他们都当爷爷奶奶啦。那个就是他们的儿子里奇，在半导体行业非常有名。”
美国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购物，似乎买东西就是他们旅行的全部意义。老实说，这点我以前真不知道。它就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是个不错的理由，起码比去苏联喝个酩酊大醉好多了。旅行团里还有澳大利亚人，但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见到他们，总觉得他们是在回家的路上。
关于旅行团还有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就是人们全无隐私。几乎从第一次照面开始，大家就在不停地交换名字和个人信息，如果你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还会一直提醒你。团友中大部分都是夫妻，比如卡思卡特夫妇、斯库恩斯夫妇、西里尔和布格·温克尔、韦斯特贝特尔夫妇、维特里克夫妇以及格尼夫妇；也有单身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有点落寞、茫然又过于心急，比如威尔玛·佩里克、莫里斯·李斯特和他的朋友基克——这个加利福尼亚老人叫自己“瞎子鲍勃”、笑眯眯操着伦敦腔的阿什利·雷尔夫，还有一个人，大家只知道他叫莫托尔。威尔基小姐不苟言笑地站在那里，她来自爱丁堡的莫宁赛德。诺尔斯先生是我们的领队。大家叫他克里斯，叫我保罗。他们更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从没有人问过我姓什么。
在伦敦的时候阿什利·雷尔夫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香港，他眨了眨眼睛小声说：“中国有个城市叫香港，我听说那里有地方可以用乳胶给你下面那玩意儿做仿真模型，一个大概要五英镑。”
莫里斯·李斯特来自亚利桑那州，和他一起旅行的是他的老战友，这个战友嗓门大得很，他坚持让我们叫他基克。基克打过仗，他的颅骨中植入过一块金属片。莫里斯和基克的夹克和鞋子都非常相配，并且戴着同款软帽。这两个美国老兵快七十了，虽然他们脾气都不太好，但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似乎一致。
基克说：“我以前从没来过欧洲，是不是很惊讶？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二十年，但从没见过欧洲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去过中国，四十六岁时，我到过青岛。”
他的牙齿歪歪斜斜，笑起来凶巴巴的。我问他去欧洲最想做什么。
“去看《蒙娜丽莎》，”他说，“还有，尝尝那里的啤酒。”
“我听说中国干净得一尘不染。”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
威尔基小姐反驳说：“我怎么听说很脏。”
为了讨她高兴，里克说道：“但伦敦挺干净。”
“谁说的，伦敦简直一片狼藉。”威尔基小姐答道，并提醒他，她是从爱丁堡来的。
“我们觉得伦敦蛮干净的。”里克边说边握起妻子的手。他妻子名叫米利耶，今年六十三岁，脚上穿着一双跑步鞋。他们是那种典型的老夫妻，总是手牵着手，但你永远都搞不清这到底是在炫耀幸福，还是在携手挑衅这个世界。
“对你们来说当然干净，”威尔基小姐回答，“美国人的标准可比我们低。”
贝拉·斯库恩斯用她那澳大利亚西部口音哀怨地问道：“你打算去哪里，威尔基小姐？”
“香港。”那老妇人说。
然后每个人都会想：还要忍受她一万英里（一万六千千米），整整六周时间，我的天哪！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
斯库恩斯夫妇来自澳大利亚另一端的珀斯。贝拉总是以他们平常到卡尔古利的距离来估量旅程的长短。从伦敦到巴黎，相当于往返一次卡尔古利。到柏林的旅程，够他们“先去一趟卡尔古利，然后返回，接着再去一次”。去莫斯科的话，要走相当于七倍到卡尔古利的路程。有一次我听见她自个儿在那儿嘀咕，计算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然后我听见她算完的时候又说了句：“然后再回到卡尔古利。”
我们四月份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的时候是周六，天下着雨，贝拉对她的丈夫杰克说：“这比去卡尔古利要近。”她说的是到福克斯顿的距离。
我们那天在格罗夫纳酒店吃的早餐。美国人坐在一起；澳大利亚人坐另一桌；英国人坐了两桌；三位老先生则单独在一旁安静地吃东西；一张单桌旁坐着一对夫妻，他们带着徒步装备，有双肩背包、斜挎包和相机。我边吃边想：有没有搞错？有位老先生一直盯着我看。他直勾勾打量我的方式让我很不自在，但后来我注意到他的眼镜片特别厚，也许他并没有在看我，只是想努力透过眼镜看清四周，就像雨天人们望向窗外一样。
上车后我坐他旁边。他说：“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我的眼科医生告诉我，我就快要看不见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在瞎掉之前做的，就该趁今年去做。所以我要去中国看看，小伙子，我要不要一直睁着眼睛呢。我估摸着，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会好好享受的。”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绰号叫做“瞎子鲍勃”，他家在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当我在车上环顾四周，才意识到我是和一大群人一起上路的，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接下来我所有能说的，也只有他们脸上的表情而已。但我们往往可以从别人脸上读到很多故事，他们的当然也一样。这样的情景让我觉得可以看穿一切。
他们透过车窗望向外面的房屋，而那些房屋也还以同样的目光。火车旅行比较尴尬的一点是，沿途的房屋似乎都是背朝旅行者，你看见的都是后门、排水管道、厨房和晾晒的衣物，但这些比门廊和草坪更有看点。伦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都一成不变。欣慰的是能看到屋子里面，看人们怎么生活：男人在重新装修浴室，女人在喂猫，女孩儿在楼上梳头，男孩儿摆弄着他的收音机，正在读《每日快报》的老太太鼻子都快要贴到纸面了。我们乘火车从旁经过，却不给他们美好的祝福，这实在不厚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观察之中。这就是铁路所带来的一个矛盾：旅客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人，但那些人却丝毫看不到车上的旅客。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们的车开上了轮渡。莫里斯和基克从诺曼底登陆那天说起，追忆起了整场战役，以及美军怎样伤亡惨重。
四周的海水看起来是铅灰色的，它们不停地向轮渡袭来。东北方吹来的风寒冷刺骨。上岸时，吹过码头的风尤其大，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向海关，将护照送去查验。我们的行李也被查了一遍。
在布洛涅，团里的人都在相互逗趣，他们喊着：“啊，上车啦！都上车啦！”然后，我发现身旁坐着个肥硕的英国女人，她一根头发也没有，戴着露指手套，说她正打算移民新西兰。这个女人名叫威尔玛·佩里克，大约三十二岁。她说她刚失去工作，看上去非常沮丧。我正打算用文字表达一下对她那颗秃脑袋的同情，这时她凑过头来问：“你在写什么？”
火车从巴黎开出时，那个名叫莫托尔的男人说：“你们也许在奇怪，我刚才在调车场的那些小路上干什么。”
没人好奇他在干什么，根本就没人看见他。那么，莫托尔在和谁说话？
“我在捡石头，”他说，“我去每个国家都会捡石头。跟你们说，这在很多地方是犯法的，比如南极。我从南极带了些石头回去,他们要抓到的话会送我去坐牢的。我在世界各地都捡过石头，加拿大啊，俄亥俄啊，伦敦啊。每一块都跟高尔夫球那么大。我已经有好几百块啦。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地质学家。”
《埃尔默·甘特利》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壁炉上的大石块之间散布一些小鹅卵石，有粉色、褐色，也有大地色，都是主教从世界各地捡来的。带你参观房间时，他会不停地告诉你，这块来自约旦的海岸，那块曾是中国长城的一小部分……
那天早晨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凛冽东风，在皮卡第留下了一层薄雪。四月的雪！它轻轻地覆盖在山坡上，就像长长的、被扯破的床单，泥土从下面穿透而出，形成黑色的条纹。这让平日乏善可陈的风景变得引人入胜，就像恶劣天气里的新泽西一样，房屋和栅栏的轮廓清晰可见，村庄因此显得更加立体，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应该很难给人留下印象。每个地方都变成了一幅小小的黑白肖像，定格在时空中。
我觉得这样的铁道线路需要有点变化。似乎这些山丘和村庄被太多过往的行人看过，以至于被那些目光磨去了光彩。中国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已经对外封闭了如此之久，即便是最普通的塔看上去也是新鲜的，而在遥远的新疆，旅行者还可以和马可·波罗有一样的感受，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外国人去过那里。但在这个人们频繁造访的法国北部，新鲜感已经慢慢被观光客和火车乘客的目光消磨殆尽：繁忙路线附近的大多数风景，都是千篇一律的简单样子，大概不久的将来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它们了。
旅行团里的人还在相互熟悉。他们也会问我问题：我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要来旅行？我膝盖上是本什么书？打算在巴黎做些什么？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国？
我叫保罗，没有工作，我闪烁其词，而且波德莱尔那句诗怎么说来着？——“q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他们为走而走”，“他们并不管为什么，总是说‘走！’”/q此刻我身处亚眠市郊，这非常适合用来表达我的心情。
对于那些问题，我想跟上次见到的一个男人学学怎么回答，那次在伦敦的晚宴上，他被一个好打听的女人问得七荤八素。
“求求你别问了，”他小声说，“我没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告诉你。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太糟糕了。”
但我没有那样说，因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六个月后那个男人自杀了，重复他的话好像不大吉利，而且也是对逝者的不敬。
那位名叫“瞎子鲍勃”的忧郁的老先生，笨拙地掀开旅行包的翻盖，他眼神太差，鼻子都贴到了搭扣上，然后慢慢掏出两卷厕纸。
大家问他带那个干嘛，因为这在欧洲显然派不上用场。
“准备带去中国用。”他回答。
我决定不告诉他，其实李约瑟教授已经向我们证明厕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早在十四世纪时，他们就在为皇家制造带香味的厕纸（大概七八厘米见方），而其他人如厕时，手边的任何纸张都可以拿来用。但那时候有些中国人已经懂得何为何不为。早在六世纪时，一位叫颜之推的学者就写过：
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阿什利·雷尔夫说道：“他竟然要把厕所用的卷纸带到中国去！”卡思卡特先生说：“我觉得中国人听说过厕纸吧。”“他们当然听说过，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那里有没有呢，这倒是个问题。我打赌西伯利亚快车上肯定没有，那么你们觉得去蒙古的车上会有多少，嗯？”
现在没人再取笑他了。想到整个穿越亚洲的旅途可能都没有厕纸用，每个人都开始若有所思。鲍勃讲完话以后，整节车厢都弥漫着一股反省的味道。
抵达巴黎后，我们被一辆巴士接到了酒店。酒店位于第十四区，离某地铁终点站不远，它所处的区域和芝加哥或南波士顿的郊区并没什么两样。那里主要是战后建造的公寓楼，墙面本是亮堂的浅色，现在却变得灰乎乎的。这样的公寓太多了，而且楼与楼靠得太近，大家不禁问道：“这是巴黎吗？这是法国吗？埃菲尔铁塔呢？”巴黎市中心就像是被精心保护着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郊区却简陋而令人生厌。圣雅克地铁站附近那些冷冰冰的道路和高悬的窗户，似乎都是专为鼓励别人自杀而修建的。
有人告诉我（“这真有趣！”）萨缪尔·贝克特曾经就住在这里的某栋公寓，并且在这生活过好几年。他那些怀疑我们的存在意义、道尽人生疾苦的故事和剧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心想：怪不得！他们说他早上经常来我们住的这个圣雅克酒店喝咖啡。这个酒店挺新的，里面很干净，就像美国机场外边那些僻静的旅馆一样，人们住进来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贝克特来这真是为了消遣？我穿街走巷，我潜伏在咖啡店，我祈祷着他的出现；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如此，我仍然是有收获的。当人们从书里看到“萨缪尔·贝克特在巴黎经历过一段流亡岁月”，他们并不知道他所住的是位于32号大楼五层的一间狭小公寓，那是一栋很高的灰色建筑，里面的住户每天边看电视边等待着“戈多”。从那里要坐17站地铁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到左岸，还有那些博物馆。
我们去了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那里专门展出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跟在人群后面慢慢地走，边听边欣赏那些画作。
在一间挂满西斯莱作品的展厅里，理查德·卡思卡特说：“没有一幅是我喜欢的。”
我们经过了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他在画中将蓝色、紫色和玫瑰色调和在一起。
“我并不介意在家里放几幅这样的画。”维特里克夫人说道，格尼夫人也表示赞同，说要不是可能被抓起来，他们还想把这些画运回塔斯马尼亚！
在卢梭画的《马背上的战争》前，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嘿，我喜欢这些。这些很好看，更像美国画家的作品。”
在梵高展厅，一个摇摇晃晃跟在父母身后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会发疯？”
一小群人挤在一起看莫奈的《威尼斯大运河》。布格·温克尔边看边说：“那是大运河，那是圣马可教堂，叹息桥在那里，沿着运河往下就是。看，那个旅馆我们住过呢，不过那时候它肯定还不是旅馆。那条路我们走过，那是我们吃意大利面的餐馆，那是我买明信片的地方。”
天下雨了，后来下起了雪，这场雪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安静下来。某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柏林了。
***
那天清晨的巴黎潮湿而阴暗，马路清洁工和送奶工人在路灯下做着和往常一样的工作，当黎明刚刚点亮屋檐和烟囱管上方的天空，我们缓缓驶出了巴黎东站。我以为离开圣雅克街道后就再也见不到郊区的景象了，没想到却越来越多，并且更加阴沉可怕。团里的人们用脸贴着车窗，一个个都是震惊和幻灭的模样。这不是浪子们享乐的巴黎，甚至连克利夫兰都不如。美国人全都注视着窗外。我们难以适应眼前的情景。美国人开发郊区的方式过于急促和廉价，导致它们难以经久不衰。我们料想到了那里的房屋会不断地倾斜和坍塌，然后被拆掉重建；而我们建设郊区的目的，也并不是要让它们永远屹立不倒，郊区的房屋寿命不会很长，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临时性的。但在法国的郊区，一座座别墅、一排排房屋和一幢幢公寓都坚固得很，而且它们实在太难看了。最可怕的一点在于，看样子它们好像要永远都不会倒掉。伦敦市郊的情况也一样：那么古老的房子，怎么可以看上去那么丑？
“那里曾经是战场，”我们跨越边境进入比利时的时候，莫里斯这样告诉我们。从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起，他就一直在讲战争的故事，“我有些兄弟就是在那牺牲的。”
他一直傻笑着望向窗外，那里尽是光秃秃的树木——那些年轻的白杨树就像是立起来的铁轨岔道和马鞭一样，还有灰乎乎的积雪和被河水染得漆黑的浮沫。
我还在读辛克莱·刘易斯，在书上的留白处胡乱做些笔记。
“在做笔记？”维特里克夫人问道。
我说不是。
“那么是写日记？”
我说也不是。
我讨厌被人观察。旅行的一大乐趣就在于你可以让自己默默无闻。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旅行团里每个人都很显眼，而一直沉默的那个人就成了大家的威胁。我决定用那种看上去像档案卡的明信片来做笔记，那上面有大片的空白。
那个光头姑娘威尔玛对我说：“我很多年没见过别人用这种明信片了。”
我告诉她，我要把这些卡片寄回家，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这样她接下来就可以打听我家在哪里。
“我教点书。”我告诉威尔玛。
根据我目前的判断，这个团里应该没有喜欢读书的人，不会有人在午饭后硬拉着我滔滔不绝地谈美国小说，或者被我细致入微的观察吓坏。我喜欢说自己是老师。我喜欢他们用那种方式一边打量我一边想：可怜的家伙，他好像话不是很多，那么还是让他自个儿待着吧。
要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做个安静又谦逊的人，对我来说相当困难。这些人似乎都不是读书人，这很好，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认识我了。但并不是说因此就可以什么都和他们说，即使是一丁点儿信息也不行。我告诉了威尔玛我刚好住在伦敦，然后不一会儿理查德·卡思卡特就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听说你住在伦敦……”
在那慕尔，巴德·维特里克跟我说比利时比美国难看多了，我表示同意，说这里的确不忍直视，他说：“你说得对，保罗！”
等等，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的名字？
午饭时，餐车上只有威尔玛旁边的座位是空着的。好像一开始大家都在躲着她，但自从我坐她旁边后，大家也都开始躲着我。她告诉我，她以前在伦敦的某个地方卖玩具，后来被解雇了。她还抱怨说新西兰人对于她移民这件事小题大做，但她还是要去那儿，也许永远都不走了。她说她喜欢挑战。
我们的车刚刚在列日停下，我用笔把这个记下来。我觉得以后要多查一些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资料，然后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路过列日，这里的蕾丝和香肠都很有名，它是乔治·西默农的出生地……
威尔玛说：“你怎么老是在写东西。”
“没有，没有啊。”我回答得有点急，此时我心想：别再看我了！
午饭后我打了会儿盹，然后被莫里斯的声音吵醒，他喊着：“嘿，基克，亚琛到了！”然后这两个男人就站在了过道上，将别人的路挡住。
车上的德国人明显被这两个大嗓门的美国人给惹恼了，他们一定很想把这两人丢出去。德国人好像不大能听懂莫里斯那种带鼻音的大声独白，他说他在二战期间曾参加过那场历时三周的亚琛战役。这老泼猴儿竟然还是个解放者！现在他回到这里，被所有能听见他声音的人嫌弃，看来是罪有应得。
在科隆我注意到团里来了四个新人。他们是法国人，三女一男，一直待在一起。除了彼此交谈外，几乎整个旅途他们都没有和别人说话。他们老是争吵，但没人知道原因。大约一个月后，我在蒙古南部看见其中一个法国女人独自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那时我们刚吃过一顿冰冷的土豆和肥羊肉，简直令人作呕。
我微笑着，用友善的语气问她：“这顿饭太难吃了是不是？”
“旅行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吃什么，”这个女人答道，“当然，在巴黎的时候我对吃的要求很高，要最好的才行。”
那就是她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
即便此刻在德国，我也可以看出那四个法国人都不是外向型性格。但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也一直都沉默寡言，不被各种问题骚扰的感觉很不错。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了。我们路过伍珀塔尔，这是座在山坡上堆起来的城市，到处是陡峭丑陋的住宅。接下来是翁纳，那里有许多矿渣堆。再走远一点就到了哈姆和居特斯洛，那就像是德国人成功地把整个印第安纳州缩小后放在这里的。雨水把比勒费尔德弄得阴沉沉的，我祈祷着夜幕降临，让它用简单的黑色把这样的景象全都掩盖。经济的繁荣使德国变得面目全非，整个国家被工业文明荼毒得萎靡不振。在明斯特行政区灰褐色的天空下，坐落着杜普·莱恩（droop&rein）和恩德勒·科姆普夫（endler&kumpf）这样的工厂，那都是些令人绝望的名字。德国的这个地区完全没有树木，真是绝无仅有的凄凉。德国人是支持种树的，但有一半树木已经被酸雨毁掉，剩下的一半则遭到砍伐；它们已经被各式工厂的烟囱所取代。
那天早些时候，团里的人都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在聊天。这趟旅行让他们既害怕又疲惫。他们不时打打盹，醒着的时候就问彼此问题。你睡得好吗？饭菜怎么样？晚餐是几点？他们已经开始互通肠道消化和排便情况了。他们相互汇报着自己的感受，是疲劳还是饥饿。
我密切留意着有意思的变化——开始尖叫的女人，胡子刮到一半就停下的男人，或者正在穿运动服的什么人。
我们在黑尔姆斯特跨越边界到了东德。火车在两排用带刺铁丝网做成的栅栏间穿行，车道和高速公路的宽度差不多。每隔几百码就有一个瞭望塔，可以望见那里明亮的灯光，还有士兵站岗放哨的身影。
过了边界，有一片战后才长起来的树林，树木还都很纤细，放眼望去林子里全是积雪和泥土，这便是此处的春光。在这看到的城市似乎远比西德那些要沉闷，但乡村却明显更加原始，树也更多，农场簇集在一起，道路上照明条件很糟。这里见不到很多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那样子确实很像农民。
我们在黑暗中抵达动物园火车站。（有人善意提醒道：“请看管好自己的包袋，这里到处是瘾君子。”）窗外灯火闪烁，车水马龙，团里的一些人因此觉得柏林是一座浪漫而生机勃勃的城市——他们将这里视为此行中最后一块文明之地。再往前走就是波兰，然后是苏联，最后是蒙古。柏林城里不仅充斥着欢乐和情欲，那里还有很多的书店和胖子。看上去它比美国富裕。
然而柏林对我来说就像个怪物，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有趣的。它是个奇怪的样本，是大都市精神分裂的特例，以至于它的狂妄和伪善都那么引人入胜。但它也是蠢货的天堂，很难想象有人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仍然神智健全。这是座古老的城市，它本身已经存在了700年；但在纳粹的统治下它分崩瓦解，由城市变成一种象征，然后演化成一个概念，经过“二战”后的反思，最终沦为谬论。现在柏林仍然是个很糟糕的概念，并且越来越糟。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把它当作愚昧、任性和顽固不化的永恒例证。如果它不是那么可悲的，那起码是可笑的，因为纳撒尼尔·韦斯特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荒谬更让人悲伤。
赫尔穆特·弗里林豪斯是杜塞尔多夫人，他自己也是来柏林旅游的。他问我：“你想去柏林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吗？”
我表示想去。
他带我去了“西百”，一家巨型百货商场，全名是西部百货公司（kaufhausdeswestens），但人们通常只叫它的缩写。他想让我看的是美食楼层，尤其是那些售卖精美昂贵食物的小摊和店铺。
“这可是新东西，”赫尔穆特说，“美食文化，人们简直对它着了魔。看见了吗？200种奶酪、40种咖啡、28种规格的香肠，这里既有素食，也有给养生狂人准备的健康食品，还有一家店专门卖鱼籽。”
那些美食精品店出售的都是虚有其表的食物，还有难以消化的稀奇玩意儿，所有商品都漂亮地陈列着，它们的包装炫彩夺目。甜点和果汁各色各样，光面包就有多达90种，盒装茶叶占据了一整面墙，意面的形状也应有尽有。乍看之下，那根本就不像吃的东西，而是像摆放得如同昂贵服装一般的专卖商品。如果有种东西可以称之为“设计师食品”，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看见了状如阳物的顶级大芦笋，每根上面都有标签，每磅价格约合12.5英镑。
在肉类专区，我对那种惊悚的氛围产生了兴趣。肉摊一个连着一个，全都摆满了大小块头的肉，那些光泽红润的鲜肉，都是被一刀刀小心翼翼地割下来的：有大腿肉、肩胛肉和后臀肉，也有蹄子和肘子，舌头被整齐地摆在架子上，心脏一律被放进盒子里，他们给胸脯肉扣上纸帽子，给猪头戴上褶皱的荷叶领。大部分肉类都是经过了这样的装饰，有点像戏剧中的扮相，这样一来屠宰或杀戮永远都会是你最后才想到的事。
来这里饱眼福的人要比真正掏腰包的人多，这是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人们盯着某样食品，明明垂涎欲滴，却还要继续往前走（我听见有人说：“沃尔夫冈，快看那些鱼脸肉！”），食品被用来诱惑和挑逗顾客，搞得他们目不转睛、饥渴难耐，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最具现代性的情色描写，那些肉类尤其如此。
“有意思吗？”赫尔穆特问，“看到这些，你就了解柏林了。”
我们正打算从“西百”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德国报纸的号外，上面说美国飞机轰炸了利比亚。此前柏林有一家舞厅被炸，据说是利比亚恐怖分子干的，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消息传得很快，德国年轻人已经开始聚集在欧洲中心附近准备游行抗议了，大概有三十辆警车停在选帝侯大街旁边。警察们正从车上卸下运来的铁栅栏，将它们堆放在路边。
赫尔穆特对我说：“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我们与美国人有多么不同。”
他言语间有些苦涩，于是我决定不去提醒他德国过去那些恐怖无比的行径。
“我认为我们轰炸利比亚，是因为自从人质危机以后，我们就一直强烈渴望轰炸中东的某个地方，”我说，“最近几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伊朗那样羞辱我们，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平复心情。我觉得一般的美国人可能分不清伊朗和利比亚，那里的人都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危险的狂热分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区分他们呢？”
“美国人也是那样看我们的吧。”赫尔穆特说。
“也不完全是。”我心想，如果他跟我提“二战”的话，我就说是你们先发动战争的。但是他没有。他说他觉得柏林非常奇怪而且守旧，这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失业率也很高。他表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杜塞尔多夫。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用来采购食品，买了薄荷茶、雪利酒、巧克力和抗生素。第二天我们就到华沙了，这些东西在那可能买不到。游行在傍晚时分开始，约八千名年轻人高喊着反美口号，朝着选帝侯大街后面的美国文化中心，也就是“美国之家”行进。有流言说他们要放火烧掉那里。但大量手持防暴盾牌和催泪瓦斯的警察集结在那栋楼前，铁栅栏将他们和游行的人群隔开。暴动者乱扔石头，砸破美产汽车的窗户，还跟在身后追赶任何看上去像美国人的游客。
我错过了这场暴动，当时我正在位于俾斯麦大街的德意志歌剧院里看《唐·乔望尼》。此前我回到旅馆，但听到旅行团里的人正在为利比亚轰炸事件争辩时就立马离开了，我听见基克说：“那些混蛋的阿拉伯人是自作自受。”要一直听他们说这些吗？我问自己。似乎去听听莫扎特更好点。
我一个人去了剧院，然后发现旁边的座位没有人，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这样就可以独占整个扶手，靠在上面好好地欣赏这部优秀歌剧。但幕间休息之后，那个位置来了个年轻女孩，而且好几次在唐·乔望尼夸夸其谈或者唐纳·安娜唱歌的时候，她都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脸看。
“我见过你吗？”演出结束时她问我。
我说没有吧。
“我觉得见过。是在哪里呢？”
我察觉到了些什么，但没有说话。直到那之前我还在得意洋洋，因为团里的人丝毫没有发现我是个作家，而且还写了好几本关于火车旅行的书。我觉得他们如果知道真相，要么会变得拘谨，要么就会拉着我胡搅蛮缠。（肯定有人会跑来跟我讲：“老兄，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我对团里的一些人说我从事出版工作，对另一些人说我是个老师。我几乎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就在旁边听着，笑着，然后做做记录。当基克蛮横无理的时候，我眨了眨眼睛溜走了。我会赶在午饭结束之前，在大家还没有开始谈论自己时，就起身离开。我就是那个总是在人群中悄悄走开的人，一个大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那个一直拿着书看，让你们不想去打扰的人。我就是那个沉默、笨拙、无趣，穿着老旧的防水风衣，站在月台上胡乱吹着口哨的人。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你们几乎不认识我——实际上，只有在火车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们才想起来，原来我也跟你们一起在旅行，而即使这个时候，我也仍然很不起眼，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只是无害地在那里涂涂写写。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那女孩说，“没有吗？”
“也许见过吧。”我说，然后告诉了她我的名字。
“太不可思议了，”她说，“我姐姐肯定不会相信的，你所有的书她都读过。”
这个女孩名叫蕾切尔·蒂克勒，我告诉她我正在去蒙古的路上，然后会去中国，是的，我打算就此写点新东西，我告诉她刚从伦敦过来，说完这些我觉得很解脱。“那你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哦，是的，我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卡纳维拉尔角度过，那是个奇妙的地方。美国的生活和现在的旅行完全不同，这一路上我都在埋头做笔记。我什么都和她讲，请她喝茶，跟她聊到深夜，终于可以一吐为快。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蕾切尔·蒂克勒和旅行团里的人不一样，她是个完美的陌生人。
告诉她这些对我来说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一直在旅行团中保持神秘，搞得像隐形人一样。我其实不想当一个穿着老旧防水风衣的、笨拙且无趣的人，对每一次谈话都避而远之，这没什么意思。一直保持沉默让我胸口闷痛。我渴望和他们讲关于中东的事情，如果他们给我一点点机会谈旅行的话题，我都会像《老水手行》中的那个老水手一样攥住他们的手腕，激动地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蕾切尔独自来柏林，是为了研究与石棉危害有关的法律诉讼，这个领域的案件现在越来越多。她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律师，正在参加一个保险公司的会议，要阅读各种文件，并对资料进行评估。把一切都告诉她后，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决心上床入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俩就像一对偷欢的情人，或者说一夜情更为准确。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我渴望诉说，而她善于倾听。第二天早晨五点，我又加入了旅行团，就像回到了许多远房亲戚身边。
***
我们搭火车到了柏林东站，在那里换乘去华沙的列车，现在我们正徐徐地驶向波兰边境。警察、海关官员、士兵——我根本分不清楚这些人——他们上车来检查我们的护照，要求查看我们的现金，然后在单据上签字。他们的工作真令人费解，而他们脚上穿的旧鞋子看样子也挺可怕。
从火车上看，波兰一片衰败的景象：生机全无的田野，老旧残破的公寓，坑坑洼洼的道路，以及满是灰尘的大型工厂。表面看来，这个国家已步入迟暮之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它却拥有我见过的最和善有礼的人民，他们由内而外都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历史上波兰不断被蹂躏和占领的原因吧。
我的列车隔间里，还住着一同出游的祖孙三人：母亲、女儿和外孙。
他们从卡托维兹来，那个女儿有着白净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迷人的秀发，仿佛一直在提醒我，波兰的年轻姑娘都美丽得无与伦比。
“别去蒙古啦，”埃娃说，“来卡托维兹吧，我带你去看些好玩的东西。”
她母亲翻着白眼说道：“她疯了，别理她。”
小男孩瓦特耶克一脸严肃，不声不响地坐着。有个波兰男人给他一个苹果，他收下了，但没有吃。那是另一回事了。在我看来，波兰人对彼此都非常谦恭友善；德国人在这方面就略逊一筹；而苏联人则完全不是这样。
埃娃说：“我们在芝加哥和新泽西都有亲戚，在洛杉矶也有。要不是他们，我们可能早就饿死了。他们寄钱给我们用，我想去他们那，去美国。或者去巴黎也行，我可以学法语。”
埃娃今年二十八岁，已经离婚两年了。她在一家银行的外汇部门工作。我告诉她我想在华沙贸易银行的账户里取点钱。她给了我非常详细的指导，包括银行的地址和电话。她跟我说这很容易。
当这一家人拿出午餐食用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于是我打开几瓶阿蒙提拉多雪利酒跟大家一起喝。
“蒙古那么远。”埃娃说道。她接下来的话好像是说给瓦特耶克听的，她说：“他要一路坐火车去蒙古！”“他们曾经来过我们这里，你知道吧——那些蒙古人。”
1241年的莱格尼察战役，发生地点现在离我们大约80英里。我们刚在兹邦申停下。当时蒙古人完败德国与波兰人的盟军。
“什么人都到这里来，”埃娃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波兰现在一片混乱。”
车窗外，月台上有两个肥胖的白人工人正在给一个铁制长椅涂刷棕色油漆。由于刷得太多，油漆一直凝结成流往下滴，而且在涂刷椅子腿部时他们把油漆弄到了月台上。有几个波兰人不满地看着，但并没有说什么。那些人头上戴着宽边帽，手里拎着塑料公文包。大多数波兰人看上去都体重超重。他们不停地谈论着食物和粮食短缺问题，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食物是胖子之间永恒的话题。他们身上穿的是旧衣服，呼吸中带着面包的酸腐味，住所的墙面坑坑洼洼。
埃娃带着母亲和孩子在波兹南下车，赶着去换乘开往卡托维兹的列车，但他们留了地址给我。
“到了蒙古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吧……”
我们的火车在科宁延误了。这倒为我提供了便利，因为写字的时候胳膊可以不用摇摇晃晃了。我写道：
阴沉沉的四月，波兰，仿佛春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树木光秃秃的，枯萎的草地像破布一样，风寒冷地吹着，地面凹凸不平，公寓楼中满是湿答答的衣服，耕作过的田野里没有任何东西发芽，有个男人拉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在犁地，一帮人一起铲着灰，小溪和水沟里都是泥水，地里插着绑了塑料袋的木棍，用来吓唬鸟雀；如此单调乏味……但这就是四月的景象，此时的波兰看上去如此荒凉，连鸭子都无精打采，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了，而鸡群则狂躁不安。再过一个月左右，一切就会不同了：春天将要来临，整个国家将开满鲜花。尽管如此，要是当个波兰人，这命运也还是够悲惨的。
***
火车重新开动了，对我来说这里真正有趣的建筑只有教堂，至少它们还有点曲线。其他的房子都四四方方，屋顶都是平的。
索哈契夫周围的风景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里的树林一片连着一片，房子更加美观，道路两旁栽满了桦树；但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人们四处劳作，干着粗重的活儿，铲东西，凿岩石，砍伐树木。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非常艰辛，在波兰你可以瞥见一丝过去的影子。
这里天主教的氛围非常浓厚，教堂里有丰富的活动，很多人脖子上都挂着念珠，火车启动之前人们都要虔诚地为自己祈祷；不仅如此，无处不在的雕像也说明了这一点。茨曼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有一尊高40英尺（12米）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它的基座有8英尺（2.4米）高。我在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在将自己的女王称作“受福童贞圣母”的爱尔兰也从没见到过这个。菜豆田里矗立着更多这样的雕像，而再往远处看，每一个在田间劳作的身影背后，总能见到一个圣母玛利亚。
那些雕像是用来供人祷告的，也许它们还可以吓唬鸟雀，但我认为它们之所以无处不在，还有另一种原因。那些都是经典的法蒂玛圣母像，玛利亚曾于1917年7月在葡萄牙的法蒂玛显灵，向三个孩童透露说如果他们努力祷告，那么俄罗斯将会抛弃无神论，转而皈依天主教，这件事情每个天主教徒很早就知道了，但苏联的政治委员们并不知情。“现在我们为苏联的皈依而祈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所有的神父主持弥撒时都会这样说。
这才是那些雕像对大多数天主教徒——也许是对所有波兰人而言的意义所在，“上帝之母”被赋予了最浓厚的政治色彩。
我读完了《埃尔默·甘特利》并给它打了五星，现在开始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书中引用了一句波兰俗语“把五头牛套上车”，意思是做事情应当未雨绸缪以保万无一失。但在波兰读到这句话好像很奇怪，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牛，而车子也都是摇摇晃晃要散架的样子。火车慢悠悠地开了一整天，才穿越波兰西部，大约走了300英里（480千米），从东德边境到华沙。一路上见不到任何机械化的耕作方式，连台拖拉机都没有。相反，当看见那个农夫无力地鞭挞他的马，而那可怜的牲口拖着一把老犁头艰难地前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绝望。
***
“看上去也不是很糟糕。”艾伦·维特里克说道，这是她第一次睁开眼看华沙。那时候已临近傍晚，金色的阳光洒在耶路撒冷大道那些狭窄建筑的外墙上，整个街区看起来像极了哈洛德百货公司。
“让我离开这儿吧。”米利耶·韦斯特贝特尔小声对里克说。里克安慰她道：“别着急，亲爱的。明天我们就回到火车上去啦。”
然后我悄悄地离开所有人，深入华沙城区。接连有两个男人问我要不要换钱，他们给的汇率是官方的五倍，这事就发生在酒店外面。我穿过街道，正出神地望着一副又大又笨重的紫木棋子，这时又有个人走近我，问同样的问题。我沿着马萨科斯卡大街往前走，那人一直跟在我身后，问我要不要换钱，不停地告诉我汇率是多少。
“你不怕警察抓你么？”我问他。
“警察也找人换钱。”他回答。
商店里卖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劣质：衣服、收音机、锅碗瓢盆。就连吃的也勾不起人任何食欲，生鲜食品都蔫儿巴巴的，上面全是灰，罐头食品的包装坑坑洼洼，标签也褪了色。在每家店都有人拽着我的胳膊，低声问同样的问题：“要换钱吗？”贫穷让人们看起来卑躬屈膝、受尽蹂躏，就像人们经常因为穷困而变得厚颜无耻、胆大妄为、掠夺成性，成为危险分子。我觉得这些明目张胆的违法者非常让人担忧，但当我对另一个人提起此事时，他说：“别担心，这里奉行的是双重道德标准。每个人都是这样。”
华沙的破败之象也道尽了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尽折磨、垂头丧气、孤独到有点绝望，有时痛苦不堪，有时愤世嫉俗。让人惊讶的是，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居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尊严，还可以这样谦恭有礼。这也是好事，因为谦恭可以弥补他们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饥饿让他们变得因无时无刻不想谈论食物而招人嫌恶；贫穷让他们看上去贪得无厌；物资匮乏使他们显得物欲横流；而经济政策则将他们变成宗教狂热分子。
我住的酒店里有个叫“论坛”的酒吧，里面人头攒动、乌烟瘴气的，于是我出门去四处转转，顺路走进了哈瓦那夜总会，看那里的人跳吉特巴舞。看得津津有味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要换钱吗？一美金换七兹罗提。”
“我要那些兹罗提干什么？”我说着便转身离开。
此时一个身着黑裙的丰满女孩正冲着我笑。她的橙色妆容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睫毛膏都结成了颗粒状。
“你可以买波兰伏特加，还可以买些古玩。波兰的琥珀很有名，你也可以买点。或者买邮票啊。你是住在酒店里吗？”
“是的。”
“我可以去你房间，陪你快活快活，50美金。”
“这里的琥珀怎么样？”
“bursztyn（琥珀），”她说完解释道那是句波兰语，“很可爱，它们来自海底。”
“问题是我有很多兹罗提，但没多少美金。”
“我更想要美金，”她说，“我们需要美金。在波兰，没有美金什么事也办不成。”
“你从哪儿弄美金呢？”
“就从你这儿。”她回答。
“今晚不行。”
我从那里出来，看着阴暗的商店橱窗，宽阔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我吃了一惊，随后又回到了论坛酒吧。
第二天我面临的挑战是，首先要去华沙贸易银行取一些波兰兹罗提，那是我的版税所得，但我并不能将它们带出波兰；然后我要在火车离开前把它们花光。银行早晨九点半开门，火车将在两小时后出发。我估摸着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用来买东西。要是在纽约的话这并不难，但这是在华沙。
我除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外，什么信息也不知道。银行设在一栋很现代的建筑里，那是一座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高塔，塔尖直耸入云霄。天下着雨，对我来说这趟差事好像有点可笑。但如果我把自己的波兰币都留在这里，一点都不取出来，应该更愚蠢吧。我发过誓，绝不会把这些钱留给莱赫·瓦文萨，这个团结工会领袖曾经公然吹嘘说他这辈子从没读过一本书。我靠写书得来的版税，给谁也不给他。
我走进银行，看见整个一楼就是一间开放式办公室，成百上千的员工不是在电脑键盘、计算器或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就是拿着一叠叠破旧的钱币推来推去。光是这庞大的工作阵势，就让我觉得取钱无望。
我对大理石柜台后面的女人说，我有个外籍账户，想取点钱。
“请写下您的账号。”
于是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账号。
“请出示护照。”
我把护照递过去。
那女人没有离开柜台，马上伸出胳膊从大理石板下掏出一个旧雪茄盒模样的小木盒。她瞥了一眼我的账号，从盒中又抽出一张纸条。
“要取多少？”
“账户里有多少？”
“有26万兹罗提。”
“取10万吧。”
按官方的汇率，那就是600美金，或者375英镑左右。
那女人在纸条上签下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后，递给办事员，办事员把我叫过去当场点清，这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我的口袋现在鼓鼓的，塞满了波兰币。
“你可以买下半辆汽车了，”当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格雷戈里我的问题时，他这样对我说，“或者买十万公斤火腿。”
格雷戈里的英语带着纯熟的新泽西南部口音，他在大洋城的一家货运公司干过两年，但后来他回到了华沙。他解释道：“华沙的确破败不堪，但这里是我的家。我的爸爸出生在这里，我的爷爷出生在这里，所以……所以……”他耸耸肩：“你喜欢这首歌吗？”
汽车音响里清脆地传出一首欢快的小曲。我说喜欢，旋律很优美。
“我唱给你听吧。”
我心想：可别。但我什么也没说。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勇敢地哭泣吧！
哭泣吧，小姑娘，哭泣吧！
“好听吧？”
“很好听，”我说，“也许我可以买个古董。”
“那些商店十一点半才开门，”他说，“你会赶不上火车的。”
“琥珀呢，bursztyn，怎么样？”
“非常好，那我们去老城区。”
但珠宝店也要到十点半才开门，我们只好在华沙老城里边逛边等，城里随处可见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各种中世纪的建筑，还有堡垒的城墙，路上格雷戈里告诉我他没有加入团结工会。“我不需要什么党派。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信仰。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就是我的信仰。”
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一张特别珍贵的德占时期的邮票。他拿给我看一张印了希特勒头像的邮票，上面的邮戳来自克拉科夫，还有一张画着圣徒或天使的波兰邮票，套印了许多纳粹十字标记。
“你有多少邮票？”
他从夹克底下取出一本集邮册，大概有20页。他飞快地翻了一遍：这些是希特勒，这些是天使，这些是套印的，这些是有趣的邮戳。差不多400张。
“我给你一万兹罗提，都卖给我。”
他二话没说就把集邮册递给我，然后拿钱走了。
我们路过一家肉店。我说：“我可以买点香肠。”
“你需要一张这个。”格雷戈里给我看了看他的肉票本，每月限购2.5公斤肉。那是他五月份的肉票本，有几页已经撕掉了。今天才4月16日，但他早把四月份的用光了。“波兰没有很多肉供应。我们必须把那些肉卖到国外，用来换美金。我在大洋城见到的波兰火腿可比在波兰本土见到的多。”
“为什么不做个素食者呢？”
“不行，这可不行。”他边说边向我展示着他那尖利的牙齿，“而且你知道的，波兰人讨厌除牛肉和猪肉以外的一切肉类。他们不吃羊肉，也不吃鸡肉。”
我说波兰肯定也有一些素食者。
他说他唯一认识的素食者是个老太太，医生不让她吃肉。在我看来这就是波兰人的保守性格，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宁愿花一上午时间在肉店门口排队（华沙到处是这样的队伍），也不愿意变换口味去吃乳蛋饼或者炖蔬菜。我突然觉得，拒绝在饮食上做出改变的人，不仅顽固不化而且自讨苦吃，也许还非常迷信。
珠宝店开门后，我进去买了些琥珀，后来又在回酒店的路上买了半打波兰香槟，还有一些黄色鱼子酱、腌蘑菇和沙丁鱼。我向格雷戈里付了车费，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又给了他一点小费。最后我还是剩下两万兹罗提，不知道该用来买什么。
此时，我想起了火车上认识的埃娃和瓦特耶克。“到了蒙古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吧。”埃娃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还给留下了地址。于是我把剩下的钱装进一个信封，在里面塞了张写着“给瓦特耶克”的便条，然后就寄给了他们。
那天的华沙下着雨，阴雨的笼罩让整座城市更加显得破败。我们出发去莫斯科的时候，大雨正冲刷着车厢。
因为有一箱子波兰食品，所以我决定在到达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之前，组织大家到我住的隔间小聚一会儿。我邀请了阿什利、莫托尔、克里斯，还有团里其他几个不那么多事的人。
在到达苏联边境之前，我们喝掉了大部分香槟。阿什利醉醺醺地贴着我的脸说：“我跟莫托尔打过赌，说你肯定是美国国务院的。”
“那么你输了。”我说。
到了边境，有海关人员上车来搜查。一名妇女在检查我的隔间时，有瓶香槟的软木塞蹦出来了，但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她在搜寻枪支、书籍、现金和珠宝。“没有枪。”我对她说，然后向她展示了我的全部家当。
与此同时，所有车厢的轮子都被换掉了，他们卸下原来的车轮轴承，把适用于宽轨的装了上去。
“我们有两个人被带走了！”莫里斯·李斯特叫喊着向领队抱怨道，“那些苏联人刚带他们离开。”莫里斯吓得快要喘不上气来，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期盼这一幕的出现。
“我都不敢抬头。”基克说道。他们把巴德·维特里克带去问话，他一直拿着本《经济学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招摇。那也有罪吗？里克·韦斯特贝特尔则不停地用他在马里兰买的橡胶清洁刷擦着他隔间的窗户。他该是个间谍吧，不然还有什么擦窗户的理由呢？
就在我们启程去莫斯科之前，维特里克和韦斯特贝特尔被送了回来，晚饭时他们给大家讲了被关押和审讯的事情。
我喝光最后一瓶波兰香槟，又读了点《高老头》，然后就睡着了。夜里我们先后经过了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醒来后我发现铁道旁的田野都被积雪覆盖，壕沟里的水也已经结冰。这里的民居都是木头盖的小屋和平房，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溅起的泥水洒在了两旁的冰面上。
“我小时候俄亥俄州也是这个样子的，”里克·韦斯特贝特尔说道，“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了。”
***
“我不和你们一起观光。”到莫斯科后我告诉领队。我决定在城里走走，因为接下来好几天我们都要待在穿越西伯利亚的快车上，没有机会步行。不管怎么说，莫斯科能参观的景点也十分有限：因为整修的缘故，克里姆林博物馆不对外开放，许多教堂也关掉了，我同行的游客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坐上巴士在城里绕一大圈。我到苏联国际旅行社的酒店买了票，准备去看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的一个现代芭蕾舞剧。当我对售票员说票似乎很好买，他回答说：“因为你有美金。”
我走去了瓦西里升天教堂，接着去了1968年我曾住过的大都会酒店——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某种纪念象征，然后进去古姆国立百货商店转了转，看看那里的商品。
我正盯着一些看起来非常劣质的闹钟，这时发现有两个姑娘走过来，对我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这些钟漂亮吧？你喜欢闹钟吗？”
我说：“闹钟总是搅了别人的好梦，所以我讨厌它们。”
“真有趣。”我右手边的姑娘说。她皮肤暗黑，二十出头的样子，“你要换卢布吗？”
令我惊讶的是她俩一个用婴儿车推着个小男孩，另一个则拎着一包东西，好像是要洗的旧衣服。她们都长得挺好看，但显然疲于应付家务，要带孩子出来透气，又要洗衣服。我邀她们去看芭蕾舞剧，反正我买了两张票。但她们拒绝了，说要回去给丈夫准备晚饭，而且还有家务要做，要不要换点钱？当时的官方汇率是七十二美分兑一卢布，而她们提供的价格是这个的十倍。
“我要那么多卢布做什么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黑皮肤姑娘名叫奥莉加，金发碧眼的那位叫娜塔莎，她自称是个芭蕾舞演员。奥莉加会讲意大利语；而娜塔莎只会说俄语，她有舞蹈演员的修长身材，皮肤白皙，长着一双斯拉夫人的丹凤眼，眼珠是明亮的瓷蓝，还有一张生动的苏联式嘴唇。
我说我只是在四处走走，因为需要运动。
“我们和你一起吧！”
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十分钟后，我出去的时候，两边胳膊各挽着一位苏联女郎，手里还帮娜塔莎拎着要洗的衣服，奥莉加则推着婴儿车里的小鲍里斯，大家一起沿着卡尔马克思大道往前走。奥莉加一直在用意大利语同我交谈，娜塔莎则在一旁边听边笑。
“你好像自己逛得很开心嘛，保罗！”
说话的是团里的几个人，他们正朝着巴士走去。我很高兴被撞见，他们会怎么想我呢？
我们进咖啡店喝了杯热巧克力，她们说希望还能见面：“有空我们可以聊聊天！”但对于具体的时间她们又举棋不定，大概是因为想着要如何瞒过丈夫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商定了下次通话的时间。
当晚我去了马戏团，这让我再次认识到自己有多讨厌这东西。每个人都会告诉你：“罗马尼亚的杂技演员很棒！保加利亚人很会变戏法！要是没见过苏联人走钢丝，你这辈子就白活了！而一个中国演员可以用嘴叼着筷子，稳稳当当地撑起一整套陶器！”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到处都是飞人，每个人不是像雪貂那样翻筋斗，就是在板凳上做些不可思议的事？
在莫斯科马戏团，狗熊会踱步或跳舞——那些毛茸茸的大块头，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踮着脚尖旋转；小狗能够单腿站立；浑身发亮的海豹可以用脚蹼戏球。所有的动物看人时都怯生生的，它们用后肢走路的样子又拘谨又呆板，时不时向驯兽员投去哀求的目光，好像走错舞步就会被踢打或电击一样。
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对我来说这毫无乐趣，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在我看来这是乡下人最粗鄙的娱乐方式，可这样想是不是又太拿它当回事了？无论在购物集市还是贸易广场，穷人都是用这种把戏取悦别人，好让人掏出几个铜子儿来扔给他们。这样一种开放环境中的消遣方式，让我想到了仆役、奴隶和吉普赛人：人像狗一样纵身跳跃，狗像人一样踏着正步。事实上观众之所以对女演员兴趣盎然，完全是因为她们衣着暴露——在一个满是严肃代表的道学社会，这可是惊世骇俗的事。
很难想象有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或者哪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会去训练狗熊跳舞。在一些繁荣国家，马戏团也许比较活跃，但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都来自别处。玲玲兄弟从小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场长大，他们曾经穷困潦倒，靠玩杂耍和翻筋斗才脱了贫。鲁道夫·玲玲那时可以用下巴顶起一把犁头。如今，玲玲马戏团里的大多数明星都来自东欧或中国。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多数人都喜欢盛大的演出，因为里面满是各种音乐、筋斗表演、嘈杂声、情色、爱国主义和廉价的刺激。他们爱看黑猩猩骑车，玲玲马戏团有一场演的是二十五个黑人骑在独轮车上打篮球，这也是较受欢迎的表演之一。然而，还有另外一面。“q将人变成动物的愿望是奴隶制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q，”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的“转变”一章中写道，“q对这种愿望的能量及其对立面/q——q将动物转变成人/q——q的能量都是不会估计过高的。至于后者，伟大的精神产物，如灵魂转生的学说和达尔文主义，它们的存在，不过也有流行的娱乐，如驯兽表演，皆归功于它。/q”莫斯科马戏团正是如此。没有什么比一名苏联驯狮员更能体现苏维埃思想了，而透过大棕熊笨拙的吉格舞步或龙虾四对舞步背后的训练过程，我们已经可以充分地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了。
我心里还想，自己怎么这么蠢，居然一个人在莫斯科看马戏。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我没有去做些有趣得多的事情，比如去东桑威奇的海岸航行。然后我才记起来，这是在去蒙古和中国的路上。
回到乌克兰酒店后，我收到一个消息：“奥莉加明天中午十二点会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正午时分，她又打过来说两点会再打来。到了两点钟，她约我三点半见面。这些电话弄得好像我们的见面非常必要并且在所难免似的。我在酒店门外的台阶上等着她们，却突然发现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见面。
娜塔莎走来我身旁，却并没有和我打招呼。她身着旧衣，拎着个购物篮。然后她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就跟着她上了出租车，看见奥莉加正坐在里面抽烟。我进去以后，奥莉加招呼了一声司机，车子就开动了。他们时不时地争论着方向是不是走对了，或者有没有走最近的路。
就这样，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高楼林立的莫斯科市郊，我问：“我们要去哪？”
“离这不远。”
大街上有人在清扫落叶，也有人在捡拾垃圾。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街道清洁工，于是问她俩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奥莉加告诉我，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会无偿打扫城市。这一天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免费劳动是为了纪念列宁，再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
“你不觉得你应该拿把铁锹去那帮忙吗，奥莉加？”
“我太忙了。”她回答说，而她的笑容则在告诉我：休想！
“我们是要去谁家吗？”
奥莉加又给司机指了好几次方向。他右转进入一条小巷，突然又转向驶上一条泥土路，一边开车一边抱怨。在那条糟糕的路上，住宅区一个连着一个。他不停地行驶在这些小道上，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高层公寓楼，最后他把车停下来，满腔怒火地喋喋不休。
“剩下的路我们可以走过去，”奥莉加对我说，“你可以付钱给他了。”
司机一把抓过我手中的卢布就离开了。我们朝一栋十六层楼的建筑走去，路上有孩童在玩闹，他们的父母正在本着义务劳动的精神虔诚地打扫街道。
丝毫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只是个穿雨衣的路人，跟在两个妇女身后，沿着泥泞的道路行走。经过的墙上都是潦草的涂写，房屋的窗户破破烂烂，我们穿过一扇被砸毁的门，进入一个门厅，有三辆婴儿车停在那里，地面上有些瓷砖已经缺失。这就像是伦敦南部或者布朗克斯的某个住宅区。楼里的电梯已遭人破坏，但仍然在运行，它用漆过的木头做成，有人在上面刻下了种种字母缩写，我们乘搭它到了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