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