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