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