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