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