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200张这一现象。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rman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rkers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