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掌权七政治高潮（1932年，春）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露易丝王后联盟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