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艇长赫辛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来诺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自由讨论!
与大众一起!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集会吸引了超过1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