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同事迈克在治疗一对夫妇和他们十几岁的女儿，在同一时段里，我在为一对夫妻进行伴侣治疗。每次治疗开始二十分钟之后，我和我的这对来访者就会听到从迈克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嘶吼，那是女孩儿在冲着她父母尖叫，随后她会夺门而出，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紧接着，那对父母会咆哮着叫她回来，她则叫嚷道：“不要！”随后迈克就会去哄她回来，然后安抚所有人。起初几次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很担心这会不会令我房间里的这对夫妇感到不安。但事实上，这反倒让他们感觉更安心。他们想的是，幸好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

但其实我很讨厌这种干扰，因为它总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同理，此刻我也非常讨厌这群蜜蜂。继而我又想到了十个街区之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父亲。难道这些蜜蜂正是所谓的天有异象？是什么不祥的征兆？

“我曾经想过要当一个养蜂人。”夏洛特说道，打破了屋里的寂静，不过她这个想法不如她说要暂停心理治疗更令我意外。危险的境遇一向都能让她感到兴奋——蹦极、跳伞、和鲨鱼一起潜水。所以当她向我诉说如何幻想当一个养蜂人的时候，我认为这背后的寓意简直太贴切了：养蜂人这个工作需要从头到脚穿上防蜂服，这样她就可以在保证自己不被蜇到的前提下控制这种本可能会伤害到她的生物。然后，最终她还能从它们身上收获一份甜蜜。我能想见这样一种对危险的掌控对夏洛特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她在成长过程中从不曾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我可以想象，无论谁被莫名其妙地晾在候诊室里，都会有冲动想说出“要暂停心理治疗”这样的话。究竟夏洛特是已经计划好了要离开治疗，还是在刚才那等待的几分钟里因为害怕而作出的冲动反应呢？我开始猜测，她是不是又开始喝酒了？有时人们突然放弃治疗是因为治疗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所以如果他们开始重蹈覆辙，又开始喝酒，或是又开始偷情——但因为他们现在会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或是没能做到某些事）而感到惭愧了——所以他们会宁愿躲着治疗师（同时也躲过自己）。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心理治疗才是最安全的场合，在这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探讨那些让人羞于启齿的事。当他们要选择是继续瞒着治疗师，还是要直面羞愧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直接逃走，将所有问题抛之脑后。

“我在今天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夏洛特说，“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还不错。我仍然保持滴酒不沾，工作上挺顺利，也不那么经常和我妈妈吵架了，而且我再没有和那小哥见面——甚至还在手机上拉黑了他。”随后她停顿了一下，问我，“你会因此对我生气吗？”

我会生气吗？我确实觉得很震惊——我以为她已经克服了害怕自己对我上瘾的那层顾虑。同时我也觉得很沮丧——我承认，这对我来说就是“生气”的一种委婉说法。但在这生气背后是我替她感到担忧，甚至是过分的担忧。我担心她会一直在生活中挣扎，错失她真正想要的东西。她需要真正开始一段健康的感情生活，需要更平和地面对她父亲飘忽的行踪，而现在，她不是假装她爸爸不存在，就是在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之后又伤心欲绝。我希望她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拖到三十岁之后，我不希望她挥霍自己的时间，不希望她有朝一日惊醒——“我的前半生已经过完了”。但同时，我也不希望阻止她独立面对生活。这就像父母养育孩子，总有一天孩子将要离开父母，治疗师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送走来访者，而不是把他们留住。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夏洛特的这个决定有些仓促了，就像还没背好降落伞就要从飞机上往外跳，但或许这正是她所习惯的危险程度。

很多人以为来做心理治疗是要从过去发现一些什么，并把它们交代清楚，但其实治疗师工作的重点在于“当下”，要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感受到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受伤？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受到责备？他们是否回避眼神的交流？他们是否执着于看似并不严重的焦虑？我们洞见这些细节，把我们的见解与来访者分享，并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温德尔曾说过：“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所做的就像是在自家的篮板下练投篮。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练习，但总有一天来访者还是得走出去，到真正的比赛中试试身手。”

有一次夏洛特差一点就要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了，那时她来治疗已经有一年了。但突然，她就不再和那个男生见面了。她不愿意告诉我是为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她不愿意谈这件事。其实我并不太在意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想知道这件事背后的诱因是什么。她告诉了我那么多关于她自己的事，但对最关键的事却“不予讨论”。我不知道今天她决定要离开是不是也和那个原因有关。

她曾经解释过为什么不想谈论这些。她当时说，“我平时很难对人说出个‘不’字，所以今天我就权当是在这里做实践了。”我说撇去讨论分手这个话题不谈，平时要她说个“好”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人要是很难对别人说“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认同——觉得如果说了“不”字，别人就不会再爱自己了。而如果一个人很难对别人说“好”——无论是对一段亲密的感情、一个工作机会，还是一个戒酒疗程——这都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任。他们会想，我会不会搞砸？搞砸了会不会更糟糕？我留在原地会不会更安全一些？

有时还会有另一种可能性，说“不”的时候其实是在撇清事情和自己的关系——以说“不”作为一种搪塞，反过来避免作出承诺。对夏洛特来说，她要面对的挑战是克服恐慌，愿意作出承诺——不仅在治疗中如此，更重要的是对她自己负责。

我看着窗外玻璃上的蜜蜂，又想到了我的父亲。有一次我向父亲抱怨有个亲戚跟我说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我父亲打趣地说：“愧疚这个东西，他往你手里塞你就接呀？”我又想到了夏洛特的状况，我不希望她离开时也带着愧疚，觉得她辜负了我。我能做的就是让她知道，无论怎样，如果她需要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和她分享我的观点，也倾听她的说法，帮助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你要知道，”我对夏洛特说，一边目睹着蜜蜂开始散开，“我也认同你所说的，你的生活正在发生许多积极的改变，而且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但同时，我觉得你还是无法亲近别人，这可能是你生活中的某些经历造成的，可能是你的父亲，也可能是那个你不想谈起的男生，或许谈论这些对你来说还是太痛苦了。你会认为如果你避而不谈，或许还能让自己相信事情会有转机。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期待心理治疗能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方法，让那些以前错待他们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那些人——大多是他们的爱人或亲戚——就会像接收到什么讯号一样，突然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合格的成年人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意识到需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了。你必须挪到前面的驾驶座来，自己成为驾驶汽车的那位狗妈妈。”

我讲话的时候夏洛特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但当我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她抬头偷偷瞄了我一眼。房间里现在已经亮堂多了，我才发现大多数蜜蜂已经飞走了，只剩下几只掉队的，有的趴在玻璃上，有的在空中相互环绕着飞舞了一阵，然后也飞走了。

“如果你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我轻声说，“或许你就不能抱有幻想，觉得还能改变自己的童年——但只有这么做，你才能去创造更好的成年生活。”

夏洛特低着头沉默了好久，然后她说：“我知道。”

我俩又一起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最后她开口说道，“我和我的邻居上床了。”她说的那个人和她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那个人经常和夏洛特暧昧不清，又说他并不想正经谈恋爱。但夏洛特下定决心只跟想交女朋友的人约会。她不想再和她父亲的翻版约会了。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她希望自己能对这些事说“不”，她不想成为她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至于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也还在摸索。

“我想着如果我离开治疗，那我就能接着和那个人发生关系。”她说。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说，“这与你是否在进行心理治疗无关。”我望着她，我知道我说的她其实心里早就清楚。她确实放下了酒精，还有那小哥，也开始放下和她母亲的对抗，但行为转变的阶段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一下子完全放下你所有的防御。相反，你要逐层逐层卸下防御，慢慢接近最柔软的核心，最终触及你的悲伤和羞愧。

她摇着头说：“我不希望自己五年之后醒来发现还是从没拥有过任何亲密关系，”她说，“五年之后，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肯定都已经不再是单身了。而我可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某个候诊室里的‘那小哥’眉来眼去，或是跟自己的邻居搞上，然后在某个派对上把这些事当作一次冒险来讲，假装自己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你是在假装自己是个很酷的女孩，”我说，“仿佛没有渴望，没有感觉，随波逐流——但其实，你是有感觉的。”

“是的，”她说，“做一个酷女孩感觉糟透了。”她以前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她正在慢慢脱下她的“防蜂服”。“糟透了算是一种感觉吗？”

“当然是啊。”我说。

于是，夏洛特真正的蜕变终于开始了。她没有放弃治疗。相反，她坚持了下来，直到她学会了如何自己掌握方向盘，更安全地在这个世界里行驶，看清来路和前方。虽然她还是会走很多弯路，但总能靠自己回到正途，驶向她真正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