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继咖啡打翻在电脑上的问题之后，夏洛特又在问我该怎么处理和候诊室里那小哥的关系。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他了，那小哥总带着女友一起来治疗，但今天他又是一个人来的。几分钟前，在候诊室里他还向她发出约会的邀请，至少夏洛特觉得那是个约会的邀请。他问她今晚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她答应了。

我看着夏洛特，心里想：“你怎么会觉得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呢？”

我当然没有大声说出口。但有时候，不只是在面对夏洛特的时候，当我听到来访者说起他做了，或是正要去做一些自我毁灭性的事情——例如当他大言不惭地要去跟老板聊聊自己真实的感受时——我总是要抑制住冲动，让自己不要喊出来：“不！别那么做！”

但我也不能看着火车即将冲出铁轨却依然袖手旁观。

夏洛特和我预测过她答应去“约会”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我知道她现在的决定并不是理智思考后的决定。强迫性重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对夏洛特来说，生活中稳定的状态和随之而来的欢乐是不可靠的，这让她觉得焦虑不安。如果在你小时候，你父亲虽然爱你，但很爱玩，他总是会消失一阵子，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你身边，然后还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你就会认为快乐是变化无常的。当你的母亲从抑郁状态中走出来，突然表现得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做一些别的孩子的母亲也会做的事，你也不敢享受这份快乐，因为以你的经验来看，这一切都不会长久。事实也确实如此，从无例外。所以最好不要指望任何事情都能有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及时行乐，去跟那个在候诊室遇到的人一起出去玩——即使知道他可能还有个女朋友，也可能他现在没有女朋友了，不过他和你调情的时候还是有女朋友的。管他呢！

“我不知道他和他女友是怎么一回事，”夏洛特继续说道，“你觉得答应和他出去是个不明智的决定吗？”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知道，”夏洛特耸耸肩，“有点兴奋？也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我怕他不喜欢现实中的我，或者自己只是他失恋后的备胎。或许我也害怕他会把事情搞砸，因为他和女朋友本来就相处得不顺利。我是说，不然他们怎么会一起来接受治疗呢，对吧？”

夏洛特开始坐立不安，把玩起她放在椅子扶手上的墨镜来。

“又或者，”她继续说道，“也许他还跟他女友在一起，这只是一个朋友间的邀约，是我会错意了。那怎么办，我以后还得每周在候诊室里见到他。”

我告诉夏洛特，她说起那小哥的样子，让我想起她之前是如何描述自己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不是童年时的她，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她在面对父母时的心理状态。她会不断地问自己，“一切会顺利吗？他们会管好自己吗？我们会吵架吗？我父亲会如期赴约吗？还是会在最后一刻取消约定？我妈妈会在公众场合出洋相吗？我们在一起会开心吗？我会被羞辱吗？”

“好吧，”夏洛特说，“我决定不去了。”但我知道她会去的。

当治疗时间快结束时，夏洛特还是以她的仪式来收尾：表示她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慢慢地收拾起她的东西，慢悠悠地伸一个懒腰。她慢慢向门口走去，但又在门口停了下来，她常常会这样停下来，问我一个问题，或是跟我说一句她完全可以在治疗过程中跟我说的话。她和约翰都会这样，我们治疗师通常把这个行为称为“门把手边的告白”。

“对了——”她漫不经心地说道，但我有一种预感，她接下来要说的绝不是什么随口一提的事情。这在来访者中并不少见，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在顾左右而言他，直到最后十秒钟才说出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我觉得我是双性恋”，或是“我的生母在facebook上找到了我”。人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们或许是觉得尴尬，或许不想给你机会评判他们，或许是他们想把问题留给你，让你也和他们一样感到惴惴不安——“送你一个临别大礼包！这是我所有的烦恼，你就抱着这些问题度过这一周吧，怎么样？”也可能他们只是为了表达一份期许：“请把我放在心上。”

但这一次，夏洛特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事。她只是站在那儿。我在想她是不是在思考一些对她来说特别难以说出口的事，可能是她饮酒的问题，也可能是她想在下周她父亲生日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她希望到时他能接她的电话。但最终，她说出口的却是，“你这件上衣是在哪儿买的？”

这听上去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网约车司机、一位星巴克的咖啡师和街上的一位陌生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这件上衣是我新买的，我非常喜欢，每当有人问起，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别人我是在哪家店买的，顺便强调一下衣服正在打折，也在心中为自己的好衣品和好运气感到自豪。但面对夏洛特，我迟疑了。我不是在担心她会跟我打扮得一模一样（虽然我的另一个来访者的确这么做了），而是直觉告诉我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她想去买这件上衣，然后穿着它去和那小哥约会——那个她决定不去的约会。

但我还是把店名告诉她了。

“真的很好看，”她笑着说，“下周见。”

于是她转身走了，就在我们的目光即将交会的一瞬间，她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们心里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