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今天迟到了，因为当她把车子从停车场里开出来时，被一辆车给撞了。虽然只是个小擦撞，人也没受伤，但夏洛特说，撞击导致杯架里滚烫的咖啡都洒在了她的笔记本电脑上，里面有她为明天开会准备的讲演报告，而且这份文件她没有另外备份。
“你觉得我应该跟同事们说明一下这个意外吗？还是应该连夜赶工把文件重新做好？”她问我，“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不希望让别人觉得我不靠谱。”
上星期，夏洛特在健身房里不小心把一个哑铃砸到了自己的脚趾上。那些淤青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是很疼。“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拍个x光片？”她问道。
再早些时候，大学里她最敬爱的一位教授在一次露营中遇到事故意外身亡了。那时夏洛特问我：“你说是不是就算会惹老板生气，我还是应该飞去参加葬礼？”再早些时候，她还被人偷走了钱包，只好花了好几天时间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有人冒用她的身份。她对我说：“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把驾照锁在副驾驶座前面的储物格里？”
夏洛特坚信她是在经历一轮“因果报应”的打击。似乎每隔一个礼拜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交通违规、与转租人之间发生小摩擦——我起初还为她感到难过，并试图帮助她应对这些问题，但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没在进行任何治疗。我们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忙着关注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外部灾难，却忽视了夏洛特生活中真正的问题：内在的危机。有时，“给自己加戏”可以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不管加的是不是苦情戏，都可以让我们不去面对内心正在酝酿的危机，让自己自欺欺人地获得片刻安宁。
夏洛特在等着我告诉她该怎么处理那份讲演文件，但她现在应该也能猜到，我不会给她任何指令性的建议。我当治疗师以来感到十分惊讶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常常期望由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干什么，就好像别人手里有标准答案似的，又好像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么多选择真的都有对错之分。我在自己的文件堆旁边贴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好为人师的假博识”（ultracrepidarianism），意思就是“习惯就一个人知识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发表见解或提供建议”。我以此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可以理解别人，帮助他们厘清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不能替他们作出人生抉择。
刚踏入这一行的时候，我的确偶尔会感到出于善意的压力（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相信的）要给别人提供一些建议。但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其实讨厌被告知应该要做什么。虽然人们会重复地、不厌其烦地要你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一旦你屈从了，给出了建议，他们却不会释怀，而是感到怨恨。而且即使后续发展一切顺利，也无法避免人们心中的怨恨，因为人们最终还是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掌控话语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儿童从幼年开始就祈求父母让他们自己做决定的原因。（然而等他们长大以后，却祈求我剥夺他们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有时，来访者会默认治疗师心里有答案，但就是不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在故意隐瞒。但我们并不是要让来访者受折磨。我们迟迟不给出答案，不仅因为来访者们其实并不真的想听到那些答案，还因为来访者常常会曲解自己听到的内容。（有时候治疗师会想：“我可从来没建议你要跟你妈妈说这些！”）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支持来访者独立思考。
不过当我坐在温德尔医生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些都抛到脑后，我会忘记自己在这些年里学习到的有关提供建议的一切知识：来访者提供给你的信息都是透过自带滤镜渲染后呈现的效果；信息的呈现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时间越久，信息中渲染的成分也越少；来访者真正的困境和他提供的信息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可能还尚未被提及；来访者有时会试图让你支持他某个特定的选择，随着你们关系的发展，这一点会变得更为明显；来访者希望别人为自己做决定，那样即使结果不利，他也不用承担责任。
我问过温德尔医生以下几个问题：“一台冰箱用了十年后坏掉是正常的吗？我该留着它还是花钱修理一下呢？”温德尔的回答是：“你真的要来这儿问我这些人工智能就能替你回答的问题吗？”我又问：“我该给我儿子选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呢？”温德尔回答：“我认为如果你能想清楚为什么这个抉择对你来说这么艰难，那你才更能从这个思考中获益。”有一次他说：“我只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做。”我当时并没有去领会他这么说的意义，而是随即问道，“那你就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在我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温德尔是一个比我更有能力处理问题的人。有时我会想，我凭什么在自己的生活中作出重要的抉择呢？我真的有这个资格吗？
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在内心进行这样的斗争：我要当个孩子还是大人？我要安全还是自由？人们在人生连续的变化中作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基于两个因素的考量：恐惧和爱。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努力教你如何区分这两者。
夏洛特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个她看到的让她落泪的电视广告。
“那是个汽车的广告，”她说，然后淡淡地补充道，“我不记得是哪个牌子的车了，所以显然这个广告的宣传效果不怎么样。”
她说，那个广告的场景是在晚上，有一条狗在开车。我们看到那条狗开车驶过一个近郊的住宅区，然后镜头移到车内，后座上坐着一只小狗，小狗在汪汪地叫着。狗妈妈继续开车，它透过后视镜观察小狗，直到小狗在平稳的行驶中睡着了。最后狗妈妈到家了，它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充满爱意地看着熟睡中的小狗。但它刚一熄火，小狗就立刻醒来，又开始吵闹起来。狗妈妈的脸上露出了宠溺的表情，它又继续把车发动起来，开出车道，它打算在附近多转一会儿。
夏洛特讲完这个故事时已是泪流满面，这对她来说可不常见。夏洛特通常很少流露出真感情，她的脸是她的面具，她的话通常只是消遣。她并不是隐藏了自己的感受，而是她无法触及那些感受。像这样的情感盲症有一个专有名称——“述情障碍”。她不了解自己的感受，或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感受。她会用呆板的语气向我讲述她的老板如何表扬了她，我需要深究、再深究，才能品味出一丝自豪的感觉。她会用同样的语气向我讲述她大学时受到性侵的经历：她当时在一个派对上喝酒，后来却发现自己在一间陌生的宿舍里，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当她复述她和母亲的一段充满争执的谈话，听上去就像是在背诵一段效忠誓言。
有时候人们在童年时期所受的管教会造成他们成年后无法判断自己的情绪。例如当孩子说“我生气了”，家长会说：“真的吗？就为这么一件小事吗？你太敏感了！”当孩子说“我很难过”，家长会说：“别难过，看，这儿有个气球！”或者，当孩子说“我害怕”，家长又会说：“没什么好怕的，你又不是小宝宝。”但没有人能永远把深刻的情感封存在心里。最终，情感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找到出口——或许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就好比，在你看电视广告的时候。
对于那个汽车广告，夏洛特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广告为什么让我这么难过。”
看着她哭，我不仅了解了她的痛苦，更懂得了她一直逼我为她做决定的理由。对夏洛特来说，前排的驾驶座上缺少了一位狗妈妈。她的母亲沉浸在抑郁中，总是在深夜的派对上喝到烂醉，回家后倒头就睡；而她的父亲经常因为“出差”不在家；父母的生活都一团糟，两人还会肆无忌惮地争吵咒骂对方，有时大声到连邻居都上门抱怨。于是夏洛特只能被迫早早地开始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就像是一个不够年龄的无证司机把控着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她很少看到她父母能像她朋友的父母那样，活得像个大人的样子。
我想象夏洛特的童年：“我什么时候该出门去上学？今天有个同学说了些很刻薄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爸爸的抽屉里找到些禁药，我该怎么办呢？为什么已经半夜了，我妈妈还没回家？我该怎么申请大学？……”这些问题她都只能自己找答案。她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要照顾弟弟。
然而，没有一个孩子会真的想要早当家。所以夏洛特才会希望我能暂时担当她母亲的角色，这也不奇怪。我可以扮演一名“正常”的家长，平稳地、充满爱心地为她驾驶那辆汽车，让她能体验那种她从未体验过的被呵护的感受。但为了让我能胜任这个强者的角色，夏洛特认为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无助的弱者，让我只看到她的问题，“用她的痛苦召唤我”——温德尔有一次也这样形容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来访者们常常都会这么做，以确保治疗师不会忘记他们有多痛苦——即使他们偶尔也会提到一些积极的内容。就像夏洛特的生活中也会有好事发生，但我却很少听她提起，即使有也只是一笔带过，或是等我听说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我开始思考夏洛特用痛苦来召唤我的这个行为，以及她小时候给父母施的“苦肉计”。不管夏洛特做什么，喝醉也好，逃夜不回家也好，私生活不检点也好，都没有达到她预期的效果。夏洛特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呼喊：“这里出问题了，那里出问题了，快来关注我呀！你们到底能听见我说话吗？”但依旧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