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我同事玛克辛的办公室里，她屋里摆放着带裙边椅套的椅子、做旧质感的木家具，还点缀着复古的布艺，呈现柔和的奶油色调。今天轮到我在督导小组里分享案例，我想说的是一个我似乎帮不上忙的来访者。

我不知道这是她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找到答案。

贝卡三十岁了，一年前她因为在人际关系中遭遇了困境来找我治疗。她在工作中表现很好，但却因为受到同事们的排挤而感到伤心，他们从不邀请她一起去吃午饭或喝酒。与此同时，她约会了一连串的异性，对方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很殷勤，但不到两个月就提出了分手。

这是她的问题，还是其他人的问题？她来接受治疗也是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周五下午四点的督导小组聚会上提起贝卡了。尽管没有硬性规定，但许多心理治疗师都把参加同业督导当作生活中的固定日程。由于我们单独工作，所以无法从别人那儿得到反馈，不会因为某项工作做得好而得到表扬，也无从得到反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来到督导小组，不仅是共同检视我们手头的个案，也从中审视面对来访者时的自己。

例如在我们的小组里，安德烈娅会对我说，“那个来访者听上去很像你哥哥。所以你才会那样回应他。”我有时也会帮伊恩处理他面对来访者的情绪——他有一个来访者，每次治疗一开场总是先汇报她的星座运程。伊恩说，“我真受不了那些神神道道的玩意儿。”这种以小组形式进行的咨商和讨论虽然并不完美，但极有价值，它帮助我们检查和权衡自己的工作，提醒自己保持客观，专注在重要的问题上，避免在治疗中错过一些重要的细节。

当然，这些周五下午的时光还有它更可爱的地方——我们的聚会常常佐以小食和美酒。

“还是同样的困境，”我对组员们说道——我们组里有玛克辛、安德烈娅、克莱尔和伊恩，伊恩是组里唯一的男性成员。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我补充道，但贝卡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她似乎对自己没什么好奇心。

组员们纷纷点头附议。确实许多人在刚开始治疗时会关心别人多过关心自己：例如来访者会问，“为什么我丈夫会这么做？”但在每次治疗的对话中，我们都会为他们播撒下好奇的种子，因为如果来访者对自己都不感兴趣，那他们是无法从治疗中得到帮助的。有时候我甚至会说：“我不懂为什么似乎我都比你更想了解你自己。”这么说是为了看看来访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许多人会由此开始思考我的问题，但贝卡却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她不满意我现在的治疗方式，她没有进展，也没有去找别的治疗师，而是继续每周到我这儿来——几乎就为了来向我证明她是对的，我是错的。”

玛克辛已经在这行干了三十年了，她也是我们组里的大姐大。她晃动着手里的酒杯，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为她治疗呢？”

我一边从盘子边缘切下一些奶酪，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事实上，督导小组在过去这几个月里给我出过的所有点子到最后都没达成预期的效果。举例来说，如果我问贝卡，她为什么要掉眼泪，她会把问题扔回给我：“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呀！如果我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就不需要到这里来了。”如果我跟她探讨当下治疗中的问题——关于她对我感到失望，觉得我误解她，觉得我没能给她帮助——她就会突然转换话题，说这种僵局从未发生在她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只有跟我一起才会这样。如果我试图把话题回到我俩身上，她就会大发雷霆——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我是在责怪她，或是在批评她。如果我试图和她探讨她的怒气，她就会默不作声。而当我猜测她之所以沉默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免被我说的话伤到，她又会说我误会了她。如果我问她既然觉得被我误解为什么还是一直来我这儿接受治疗，她会说我这是在抛弃她，想让她走——就像她的那些前男友和同事一样。当我尝试帮助她找出那些人离她而去的原因时，她会说，她的前男友们都有承诺恐惧症，而她的同事们都是势利眼。

一般来说，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发生的状况，同样也会在来访者生活中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上演，只不过在治疗室里，来访者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尝试理解各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如果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没有在来访者与外界的关系中重演，通常是因为来访者在生活中并没有与别人建立任何深层的关系——百分之百就是这个原因。人们在关系尚浅的时候总是更容易保持融洽的相处。贝卡似乎总是在和我及其他所有人重演着她和她父母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但她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当然，有时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当治疗师的反移情开始妨碍治疗进程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讯号：治疗师会对自己的来访者产生负面的情绪。

贝卡确实令我烦躁，我如实告诉督导小组的成员们。但这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某个人，还是因为她真的很难相处呢？

治疗师在与来访者同心协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三种信息来源：来访者所说的、来访者所做的，以及在面对来访者时我们自己的感受。有时某个来访者就好像在胸口挂着块铭牌，写着：“我会让你想起你的母亲！”但正如督导在培训时不断叮嘱我们的：“当你们和来访者接触时，你们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要加以活用。”我们和来访者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因为我们从他或她身上感受到的，大致也就是他们生活中其他人所感受到的。

认识到这一点，帮助了我去体会贝卡的感受，从而看到她的挣扎有多深。已故的美国记者阿列克斯·提臧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它就存在于“负担和欲望的纠结之中”。但我却无法和贝卡一起到达她的症结之所在。在她的治疗中我越来越觉得乏力——不是因为心力疲惫，而是因为心生厌倦。每次她来之前我都会吃点巧克力，做几个开合跳，好让自己精神抖擞。到后来，我索性把她原本在晚上的治疗时间挪到了一大早的第一个。但从她坐下的那一刻起，厌倦的情绪还是会默默地腾起，让我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帮助她。

“她只有通过让你感到无力，才能让自己感到更有掌控力。”克莱尔是一名颇受欢迎的心理分析师，她今天是这么说的，“如果失败的是你，那她就不用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了。”

也许克莱尔是对的。最难对付的来访者并不是像约翰那样，虽然在改变却意识不到改变的人。最难办的来访者是像贝卡这样，虽然坚持不懈地来就诊，却不作出改变的人。

最近，贝卡又有了新男友韦德。上周她跟我说了他俩之间的一次争吵。韦德发现贝卡似乎很喜欢抱怨她的朋友们。“如果你和他们相处得不愉快，那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做朋友呢？”他问道。

对于韦德这样的反应，贝卡表示“难以置信”。难道他不懂她只是随口抱怨几句吗？他难道不懂她是想和他谈谈心，而不想被他“拒之千里”吗？

同样的情形在治疗中似乎也很明显。我问贝卡，她是不是也只是随口抱怨我一下而已，因为虽然我们之间的相处有时让她感到沮丧，但她还是在这关系中发现了一定的价值——就像她和朋友们的关系一样。但贝卡却说不是的，我又想错了，她是来跟我聊有关韦德的事的。她没有意识到她拒绝和韦德交流，就像她拒绝和我交流一样，但后果却让贝卡感到自己才是被拒绝的那一个。她不愿意去正视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使得别人难以如她所愿地回馈于她。虽然贝卡来见我是想要改变她的生活，但她似乎并不是真的愿意去改变。她陷入了一个“历史性的争论”，这个争论早在她开始心理治疗前就存在了。而同时，正如贝卡有她的不足，我也有我的不足。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治疗师也都要面对他们自己能力的局限性。

玛克辛又问了我一次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见贝卡。她指出，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知识和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她，督导小组的治疗师们也为她集思广益，但贝卡的情况还是毫无进展。

“我不想让她在情感上陷入困境。”我说道。

“她情感上已经受困了，”玛克辛说，“拜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所赐，也包括你。”

“是的，”我说，“但我担心如果我不再治疗她，会更让她坚信没有人能帮助她。”

安德烈娅挑了挑眉。

“怎么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