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过是一次分手呀！”我说，立刻忘记了对自己好一点这件事。
“或者我就直接在门口放一副拳击手套，你每次来治疗的时候可以全程戴着手套痛击自己。这样是不是更省事？”温德尔医生笑笑。我觉察到自己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在他的善意中得到了放松。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自己在治疗自我鞭挞型患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想法：“你现在不是讨论你自己的最佳人选。”我会向他们指出，自责和对自己负责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杰克·康菲尔德sup/sup说过的一段话来推导出这种区别的本质。他说：“心智成熟的第二种特质就是善良。这种善良是建立在自我接受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在心理治疗中，我们注重的是自我关怀（即“我是不是一个人类的个体？”），而不是自我肯定（即判断“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或许不需要拳击手套吧，”我说，“只是之前我已经好多了，但现在我又忍不住要哭个不停。我觉得我退步了，就像回到了刚分手那周的状态。”
温德尔歪着头，说，“那我来问问你，”我想他必定是要问我关于这段感情中的什么事，我抹了抹眼泪，等待着他的提问。
“作为心理治疗师，”他问道，“你面对过正在经历悲伤的来访者吗？”
他问得我一愣。
我面对过正在经历各种悲伤的来访者：丧子的，丧亲的，丧偶的，失去兄弟姐妹的，失去婚姻的，失去宠物的，失业的，失去身份地位的，失去理想的，肢体残缺的，还有失去青春的……他们有的痛苦到五官都拧到了一起，有的眼睛都凹陷成了两条裂缝，有的张大着嘴巴，就像蒙克画的《呐喊》里呈现的那样。有的人把悲伤描述成“怪物般可怕”“千斤压顶般难以忍受”，还有人曾说悲伤让她感到“时而麻木，极度痛苦”。
我也远远地观察过悲伤，比如我还在读医时，曾经在运送血样到急诊室时听到一声惊人的惨叫，吓得我差点把试管都摔了。那是一声嚎叫，更像是动物发出的而不是人声，那声音是如此尖锐、如此原始，我花了一分钟才找到声音的源头。走廊里有一位母亲，她三岁大的孩子在她上楼给小宝宝换尿布的两分钟里从后门跑出去，掉进游泳池里淹死了。当我听到那声哀嚎时，我看到她的丈夫也赶来了，他同样爆发出尖叫，就像是在和妻子一唱一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悲伤和痛苦的乐章，但至今我已经听过了无数遍。
悲伤可以和抑郁很相似，这一点不难想象。正因如此，直到几年之前，在我们的职业诊断手册中都有一项叫做“排除居丧反应”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在丧亲的头两个月里经历抑郁的症状，则会被诊断为居丧。如果症状在两个月之后仍持续存在，那诊断就会改为抑郁。如今这种诊断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了，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真的应该在两个月之后走出悲伤吗？难道悲伤就不能持续六个月或是一年，或者甚至以某种形式持续一辈子吗？
另一个事实就是，丧失往往是有多个层面的。有现实层面的丧失（以我自身的例子来说，就是失去了男友），还有潜在的丧失（即失去男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离婚带来的痛苦仅有一部分是因为失去了伴侣，更多的痛苦通常是来自离婚所代表的意义——失败、被拒绝、背叛、未知，以及与自己的预想背道而驰的生活轨迹。如果离婚发生在中年时期，那么丧失还意味着要面对更多局限性：还能不能去结识别的人，互相了解，并达到亲密的程度？我曾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位结婚几十年后离异的女士描写她在结识新伴侣时的体验：“我和大卫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在产房里凝视对方，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母亲。”
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德尔的问题如此至关重要的原因。他的提问让我回想自己在面对正在经历丧失的来访者时是什么样的情形，并以此来启发我，此刻他能为我做什么。他无法修复我和男友破损的感情。他无法改变事实。但他还是可以帮助我，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有一种深层的渴望，渴望理解自己，也渴望被理解。我在治疗中遇到的夫妇和情侣们，常常抱怨的不是“你不爱我”，而是“你不理解我”。（有一位女士对她的丈夫说，“你知道有哪三个字对我来说比‘我爱你’更浪漫吗？”“你好美？”她的丈夫尝试猜测答案。“不对，”妻子回答道，“是‘我懂你’。”）
我又开始流泪，同时想象坐在旁边的温德尔此刻做何感想。治疗师在面对来访者时所做、所说、所感受的一切都会受到我们自身经历的影响。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影响自己在任何一次治疗、任何一小时里的状态。我收到的简讯，我和朋友的对话，我为了处理账单上的一个错误和客服之间产生的互动，天气好不好，我睡得够不够，我在一天的治疗开始之前做的梦，被来访者的经历勾起的一段回忆，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我对待来访者的行为。在男友事件之前的我和经历男友事件之后的我是不同的。当儿子还在婴孩时期的我和为别人做治疗时的我，以及此刻正在接受温德尔治疗的我是不同的。而此刻在治疗我的他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都基于此刻之前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或许我的眼泪唤起了他曾经经历过的悲伤，或许这也令他很痛苦，很难熬。他对我来说就像我对他一样陌生，但此时此刻，我们齐心协力地想要解开那个把我带到这里的心结。
温德尔的任务是要帮我编辑我的故事。所有心理治疗师也都是这么做的：哪些素材是与剧情无关的？配角人物重要吗？还是只是一种干扰？故事是否在向前推进，还是主角一直在原地打转？剧情是否揭示了故事的主题？
心理治疗师运用的技术有点类似那种病人全程保持清醒的脑科手术——神经外科医生会在手术中不断确认病人的状况：你能感觉到这个吗？你能说出这些词吗？你能重复这句话吗？他们不断地校准与大脑敏感区域的距离，如果碰到某个神经，他们就会停下来，避免它受到损伤。治疗师研究的是心灵而不是大脑，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来访者细微的手势或表情来判断自己是否触碰到了某些神经。但与神经外科医生不同的是，我们就是奔着敏感区域去的，小心翼翼地施以压力，哪怕这样会让来访者感到不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故事更深层的意义，而藏在核心深处的往往都是某种形式的悲伤。当然在到达核心之前，总要经过许多情节的起伏。
曾经有一位名叫萨曼莎的来访者，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来接受治疗，想要理解她父亲的死因。小时候，她被告知父亲是在船难中去世的；但长大之后，她开始怀疑父亲是死于自杀。自杀的人常常会给活下来的人留下一个未解的谜团：为什么要自杀呢？当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自杀的发生？
萨曼莎还总是在自己的情感关系中寻找各种问题，寻找那些必然会让她离开那段关系的问题。因为不希望自己的男友像她的父亲那样变成一个谜，她也无意识地创作了一个有关离弃的故事，只是在这个故事中，她是主动抛弃的那方。她得到了主动权，却落得个孤家寡人。在心理治疗中，她明白了自己想要解开的谜团并不仅限于父亲是否死于自杀。更重要的谜题是，她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而这又是如何影响她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人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理解别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总是踏进同一个坑里。为什么我不断重复地做着那件一定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呢？
我哭个没完，连自己都搞不懂我怎么能哭这么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严重脱水了，但依然有更多泪水涌出来。不知不觉中，温德尔已经在轻拍大腿示意本次治疗结束了。我深吸一口气，发现此刻的自己竟感到异常平静。在温德尔的诊室里哭泣就像是被裹在一条毯子里，感觉温暖又安全，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我又想到了杰克·康菲尔德说过要“接受自己”，但我还是批判自己：我付钱给别人就是为了要他看我哭四十五分钟吗？
是，也不是。
虽然我和温德尔医生全程也没说几句话，但这仍然是一场对话。他目睹了我的悲伤，他并没有打断我、帮我分析问题，来尝试让我好受一些。他允许我用当下最需要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我擦干眼泪站起身准备离开时，我想到，每当温德尔医生问起关于我生活其他方面的事——例如，我和男友在约会时，我的生活中是否还发生着其他什么事，我认识男友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总会搪塞过去，无论是关于家庭、工作还是朋友，我都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兄弟，这儿没什么可看的！”然后把话题转回男友身上。但现在，我一边将擦过眼泪的纸巾扔进垃圾桶，一边意识到我向温德尔医生诉说的内容是不完整的。
准确地说，我并没有撒谎，但我也从未和盘托出。
这么说吧，我保留了一些细节。杰克·康菲尔德（jackkornfield，1945—），美国畅销作家、心灵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