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叶，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提出，心理治疗师接触来访者的时候应当“没有记忆也没有期望”。在他看来，治疗师的记忆更像是个人主观的演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扭曲，而治疗师期望的也可能与来访者想要的背道而驰。在记忆和期望的共同作用下，会造成治疗师对治疗抱有偏见（即先入为主的看法）。比昂希望临床心理医生进入每一个治疗时都专注于倾听来访者当下的情况（而不是被记忆所影响），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被期望所影响）。
我实习时的督导非常认同比昂的观点，于是我要求自己每次治疗前都要撇清记忆和期望。我很欣赏这种避免被先入为主的想法或议程带偏的理念，似乎颇有禅意，就像是佛家所说的“放下我执”。但在实际操作中，我感觉这更像是在模仿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的那位著名的病人“”，这位“终身失忆人”由于脑部受创只能活在此刻而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对未来也没有概念。但我的大脑前额叶完好无损，我无法让自己陷入失忆状态。
我当然知道比昂的理念是更为细致入微的观点，同时我也知道，在治疗前肃清不必要的记忆和期望是有实践价值的。但我在此提到比昂，是因为在开车去见温德尔医生的途中，我思考着：作为来访者的我，如果能做到对男友“撇清记忆和期望”，那我就离功德圆满不远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我坐在温德尔医生的沙发上，在a和b中间的位置上，刚把我背后的靠垫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
我打算先跟温德尔说一说前一天在工作时发生的事。我在公共厨房看到，在一堆该被放去候诊室的读物里有一本《离婚》杂志。我想象了一下订阅这本杂志的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从一堆账单和商店宣传单中看到这本杂志上亮黄色的两个大字“离婚”。然后我又想象了一下这些人如何走进空荡荡的屋子里，打开灯，加热一份速冻食品，或是点个外卖，坐下来吃饭，一边翻看着这本杂志，一边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想那些已经从离婚中走出来的人应该不会看这本杂志了，而大多数订阅者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刚开始经历分手的阵痛，并尝试要理出个头绪的人们。
当然我并没有嫁给男友，所以算不上是“离婚”。但我们本该是要结婚的，所以我觉得和离婚也差不多了，甚至比离婚更糟糕。如果是离婚，那一定是情况已经很糟糕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你要哀悼一次丧失，难道有一堆不愉快的回忆不是更好吗？——无情的沉默、声嘶力竭的争吵、不忠、巨大的失望——让不愉快的记忆盖过愉快的回忆不是更好吗？要释怀一段充满幸福回忆的感情不是更难吗？
对我来说，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我坐在餐桌旁，一边吃着酸奶，一边翻看着杂志的标题：“从拒绝中走出来”“管理消极的想法”“创造全新的自己！”……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显示有一封新邮件。不是男友发来的，虽然我还对此抱有妄想。邮件的主题是：“准备好迎接有史以来最棒的夜晚！”——我认定这一定是垃圾邮件——但转念一想，我现在的心情这么糟糕，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邀约呢？
我点开邮件，发现是一封确认函，是确认我几个月前为了给男友即将到来的生日准备惊喜而预订的演唱会门票。这是我俩都很喜欢的一个乐队，他们的音乐一直萦绕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在第一次约会时发现我和他最爱的歌是同一首。我无法想象和其他人一起去听这支乐队的演唱会，尤其是在男友生日那天。我应该去吗？和谁一起去呢？我会不会在他生日的那天挂念他呢？这又引出了另一些问题：他会想我吗？如果不会，我对他来说算什么呢？那一刻，我的目光又回到杂志的标题上——“管理消极的想法”。
我发觉很难管理好消极的想法，因为除了在温德尔医生的诊室里，我并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宣泄负面情绪。分手更像是一种安静的丧失，对其他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就像是你经历了一次流产，但并没有真的失去一个孩子；当你经历一次分手，你并没有失去一个配偶，朋友们会自然地认为你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正轨。所以一旦出现像演唱会门票这样有形的东西，你甚至会乐于把它当作是一种证据——证明你的丧失，不仅是你失去的那个人，也包括你失去的那些时间、陪伴和生活日常，那些属于两个人的笑话和隐喻，还有本属于你们俩的回忆，现在都只有你独自回味了。
当我把自己舒服地安顿在沙发上，我完全准备好了要把这些话都说给温德尔医生听，但一股脑儿涌出来的竟然都是泪水。
一只呼啸着飞来的纸巾盒出现在我模糊的视野中。这一次，我还是没接住。（看来，被甩之后，我的肢体也变得不协调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痛哭，我既惊讶又惭愧——我甚至都还没跟温德尔医生寒暄问好就直接哭上了——我努力让自己收住，对温德尔医生说“我很抱歉”，但话音刚落，我又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不断重复着：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我很抱歉”；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我很抱歉”；哭泣、企图停止哭泣、说“噢，天呐，我真的很抱歉”。
温德尔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抱歉？”
我指指我自己：“你看看我这副样子！”然后用纸巾用力地擤了擤鼻涕。
温德尔耸了耸肩，仿佛在说：“嗯，好吧——但那又怎样呢？”
随后，我就把停下来说“我很抱歉”这个环节也给省了，直接进入哭泣和尝试停止哭泣的死循环。
这个死循环又持续了几分钟。
悲泣的时候，我想到了分手之后的那个早晨，在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我是如何起床，继续我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那天送扎克去上学时的情形，当他蹦跶着下车的时候，我对他说，“爱你哦。”他环顾四周，在确保没有人能听见的情况下对我说，“我也爱你哦！”然后便跑去和他的朋友们会合了。
我又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开车去上班，一路上脑子里都在重复简说的话，“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我还回想起搭电梯去办公室的时候，我想到了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个自欺欺人的人真是好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样迅速地捂起了自己的耳朵，对自己说：或许他会回心转意的，或许这一切只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这一切当然不是一个误会，因为我正在温德尔面前哭个不停，再一次向他承认如此控制不住自己有多傻，但同时却还是把自己搞得一团糟。
“我们来达成一项协议吧，”温德尔医生说，“只要你在我的诊室里，你就得答应我对自己好一点，怎么样？一旦你离开这里，你想把自己怎么着都可以，哪怕是你想把自己打到鼻青脸肿，行吗？”
对自己好一点？我倒是还没想到过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