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同学聚过来围观，一群男同学开始手舞足蹈地围成个圈，并拿着塑封过的课本护住自己的裆部。

“真爱演。”凯特嘀咕了一句。她对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完全无心理会——她是要成为外科医生的人。凯特重新集中精神，她用一根探针来确定精索的位置，然后再次拿起手术刀，沿着阴茎的整个根部垂直切开，切口两边整齐地被分开了，就像切热狗一样。

“好了，够了，我得离开这儿！”有一个男生宣告说，随后他和几个朋友逃离了现场。

在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向那些贡献了自己的身体来让我们学习的人致敬。我们朗读了感谢词，为他们演奏音乐、送上祝福，即使他们的身体已经被肢解，但我们期望他们的灵魂仍旧是完好无损的，能接收到来自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多次提到他们是多么脆弱，赤条条地暴露着，任由我们切开，并取出组织样本放在显微镜下一毫米一毫米地端详。其实真正脆弱的是我们这些大活人，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而这恰恰更体现了我们的脆弱。我们只是一群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这一切的大一新生；一群近距离观察死亡的年轻人；一群对于有时不经意间垂泪的自己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学生。

我们被告知要关注自己的情绪，但并不确定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有些人参加了医学院的冥想课程；有些人靠做运动来使自己振作；还有些人则选择埋头学习。慕德小分队中有一个成员染上了吸烟的习惯，他总是偷偷溜出去抽支烟偷个闲，并拒绝相信抽烟会让他像慕德一样身体里长满肿瘤。我选择为一个读写项目做志愿者，为幼儿园的小朋友朗读故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是多么健康，多么有活力！他们的身体是如此完整无缺！除此之外，我就埋头写作。我写下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也对别人的经历和体验产生了兴趣，后来便开始为杂志和报纸撰写相关的文章。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医患关系课的文章，那门课教我们如何与今后的病人相处。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演示如何向病人询问病史，而且整个过程都会被拍摄下来。事后教授告诉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问了病人的感觉如何，而“这应该是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斯坦福注重人性化地对待每一个病人，而不是只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病例；但与此同时，教授告诉我们，由于医学实践的方式正在改变，这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医生和病人的长期私人来往和重要的诊疗接触已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出现的、被称为“管控型医疗”的机制，规定看诊时间为十五分钟，设定流水线般的治疗流程，以及限制医生为病人做治疗的范围。在我结束了大体解剖课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自己要选择哪个专科——有没有哪个专业可以延续以前家庭医生的模式呢？还是我愿意连大多数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呢？

我见习了许多不同专科医生的工作，排除了一些与病人互动最少的科室，包括急诊科——非常惊心动魄，但你和病人几乎只有一面之缘；放射科——你面对的只是医学影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麻醉科——你的病人都睡着了；手术外科——同上。我喜欢内科和儿科，但带我见习的那些医生提醒我说，这些科室正变得越来越缺乏对个体的关怀——为了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转，他们每天都要看三十个病人。甚至有医生说，如果能从头来过，他们或许会选择别的科室。

“如果你能靠写作为生，为什么还要成为医生呢？”曾有一个教授在读过我为某本杂志撰写的文章之后这样问我。

当我在nbc时，我的工作是写故事，但我却向往生活中真实的故事。现在我得到了真实的生活，我却又开始思考，在现代医学的行医日常中，就没有一点空间能留给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吗？我发现，将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令我感到满足，而越投入记者的工作，我就越发现这个工作的本质就是投入别人的故事里。

有一天，我和一个教授说起我的困境。她建议我两样都做——既从事写作，同时也行医。她说，如果我能靠写作多赚些钱，那我就可以选择少看一些病人，并用以前家庭医生的方式行医。但是，她同时补充道，这样的话我还是要花大量时间来应付保险公司的各种文件和手续，这也会减少我能在病人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听了她的话，我反思，事情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我真的要靠写作来维持行医生活吗？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吗？

但我还是考虑了她的提议。不过那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医学院还有两年多才能念完，之后至少还要驻院实习三年才能成为进修医生——同时，我也知道我想要成家。我越是近距离地观察到“管控型医疗”的效果，就越无法想象自己冒险付出时间成本，完成长年的医学培训，然后一边从事写作，再一边摸索我想要的那种行医方式是否可行。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两者兼顾——至少不确定自己两边都能做得好——同时还得留出时间兼顾个人生活。到学期末时，我觉得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是从文，还是从医。

我选择了从文，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出版了书籍，为杂志和报纸写了不下几百篇文章。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天职所在。

至于事业之外的部分——成家的事，我相信一定也会水到渠成的。至少在离开医学院的时候，我对此非常肯定。“大体老师”是医学生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下文简称“大体”。《哈洛与慕德》（haroldandmaude)是美国在1971年发行的一部黑色喜剧，影片讲述了二十岁的哈洛和七十九岁的慕德之间发生的奇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