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院的时候，我经手的大体老师sup/sup名叫哈洛。其实是我们隔壁那组同学先给他们的大体取名为慕德，我和我的实验室伙伴们才把我们的这具大体叫作哈洛sup/sup。那是大一新生必经的大体解剖学课程，斯坦福大学会给每个学生小组分配一具大体，这得感谢那些慷慨的人为科学捐赠了自己的遗体。

教授在我们踏入实验室前给了我们两个指令。第一，要对遗体表示尊重，就好像那是我们祖母的遗体一样。（有个同学吃惊地回应道：“普通人会划开他们祖母的遗体吗？”）第二，解剖是一个令人紧张的过程，在此期间要留意自己可能出现的任何情绪上的反应。

关于大体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病史、死因，我们全都一无所知。隐去姓名是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其他信息则留待我们在解剖中抽丝剥茧，重点是要从线索中找到原因：这个人为什么会死？他抽不抽烟？是不是肉食爱好者？是不是有糖尿病？

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我发现哈洛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线索是：髋关节的侧面还留有钢钉），他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线索是：左侧心脏增大），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由于长期住院卧床造成了便秘（线索是：他的结肠里还积聚着宿便）。他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整齐但泛黄的牙齿，一圈白发，他手指的肌肉很发达，像是建筑工人、钢琴家，或是外科医生的手指。后来我得知他九十二岁时死于肺炎，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包括我们的教授，因为教授曾判断说，“从器官来看他像是六十多岁的人。”

那边厢，慕德的肺里却布满了肿瘤，精心涂抹的粉色甲油遮盖了她常年抽烟在指甲上留下的尼古丁污渍。她和哈洛的情况刚好相反：她的身体过早衰老了，使得她的器官看上去属于年纪更大的人。有一天，慕德小分队（这是我们对慕德所属的实验室小组的昵称）取出了她的心脏。组里的一个同学小心翼翼地举起那颗心脏，捧在手里好让其他人细细研究，但那颗心脏从她的手套上滑了出来，摔在地上，“砰”的一声裂开了。我们都惊讶地倒抽了一口气——一颗破碎的心。我不由想到，即使你竭尽全力避免让别人伤心，但心总是那么容易受伤。

我们被教导应当关注自己的情绪，但当我们割下大体的头皮，像切哈密瓜一样锯开他们的头骨时，把情绪封闭起来似乎是更省事的选择。（在那个课程单元的第二天早上，教授跟我们打招呼时说：“今天又是挥舞锯子和钻头的一天。”一周之后，我们对耳朵进行了“温柔的切割”，意思就是只用凿子和锤子，不动用锯子。）

每一堂人体解剖学的实验课开始时，我们会拉开装有大体的袋子，然后全班都会静默一分钟来向这些允许我们切割他们身体的人致敬。我们从脖子以下开始解剖，为了表示尊重我们会把他们的头遮盖起来。当我们的解剖进行到脸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眼睑盖住，同样是出于尊重，但同时也是弱化他们的“人”性——显得不那么像个真人。

解剖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脆弱，而我们则是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远离这个现实。我们用各个班之间流传的口诀来放松心情，就好比为了记住大脑中的各种神经——嗅觉神经（olfactory）、视神经（optic）、动眼神经（oculomotor）、滑车神经（trochlear）、三叉神经（trigeminal）、外展神经（abducens）、面部神经（facial）、前庭耳蜗神经（vestibulocochlear）、舌咽神经（glossopharyngeal）、迷走神经（vagus）、副神经（accessory）及舌下神经（hypoglossal）……我们用其首字母编了一个荤段子：“哦（oh），哦（oh），哦（oh），来（to）触碰（touch）和（and）感受（feel）弗吉尼亚（virginia’s）丰饶的（greasy）桃花源（vagina），啊（ah）——”在解剖头部到颈部的时候，全班会齐声喊出这段口诀。随后，我们就埋头于书本中，准备明天的实验课内容。

我们的刻苦学习得到了回报。每个课程单元我们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我不确定我们之中有没有人曾关注过自己的情绪。

当考试临近，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巡房。巡房就是在满屋子的皮肤、骨骼和内脏之间巡视一番，就像是在检查一次空难留下的残骸。不同的是，你需要检视的不是遇难者，而是分散的身体部件。你不需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约翰·史密斯，但要试图分清楚台子上摆放的肢体碎片是手还是脚，然后判断说，“我觉得这是桡侧腕长伸肌。”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能算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血淋淋的场面。

那天，我们解剖了哈洛的阴茎——冰冷的，像皮革似的，毫无生气——慕德那桌的同学因为拿到的是女性大体，所以加入了我们的解剖观察。凯特是我的实验室搭档，她在进行解剖时总是一丝不苟，她的教授形容她的专注“就像刀锋一样锐利”。但此时，她被围观她操作的慕德小分队发出的叫声分散了注意力。她每切深一点，喊叫声就变得更大。

“喔唷！”

“呃！”

“我觉得我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