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比约定的时间到得早，于是我坐在温德尔医生的候诊室里，四下张望。我发现他的候诊室和他的诊室一样不同寻常。房间里没有任何体现专业感的家具，也没有常见的艺术装饰画——比如一幅抽象画作的海报，或者一个非洲脸谱。温德尔的候诊室从审美上来看像是从祖父母那一辈传下来的，家具甚至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儿。墙角摆放着两张破旧的靠背餐椅，餐椅包裹的布艺是已经过时的佩斯利花纹锦缎，地毯上放着一张同样破旧而过时的小地垫，书柜上铺着沾有污渍的蕾丝桌布，上面还有一块钩织的蕾丝垫——钩织蕾丝垫！真是不可思议！——柜子上放着花瓶，花瓶里插着假花。两张餐桌椅中间摆放着白噪音器，在椅子和机器前面不是一般常见的茶几，而是一张小边桌。我猜这张小桌子以前可能是放在家中起居室里的，表面已经布满划痕和缺口，还堆满了杂志。一扇折叠的纸屏风将这个就座区域和通往温德尔医生诊室的走廊间隔开，为来访者保留一些私密性，但其实透过屏风铰链处的缝隙，你还是能看清外面的状况。

我知道我不是来这儿参观装修的，但我发现自己在琢磨着：品位这么糟糕的人真的能帮到我吗？这些装潢是不是反映了他的判断力？（有一个熟人曾经告诉我，要是看到心理治疗师把墙上的画挂歪了，她就会特别心烦意乱：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摆摆正呢？）

我花了大概五分钟时间，扫视边桌上那些杂志的封面：有《时代周刊》《父母世界》《名利场》……然后诊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女士。她从屏风后面匆匆闪过，但即使只瞥见她一秒，我也能看到她很漂亮，衣着光鲜，眼眶含着泪。随后，温德尔出现在了候诊室。

“稍等我一下，”他说，然后朝走廊走去，大概是去洗手间。

我一边等待着，一边猜想那位美丽的女士是为什么而哭泣。

当温德尔再次出现时，他示意我走进他的诊室。这次我没有在门口迟疑，而是径直走向了座位a，靠窗的位置，他在座位c坐下，靠近桌子。然后我立刻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说道，“你能相信吗，男友竟然说‘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于是我说‘是吗？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当然我的原话并非如此，但我敢肯定对温德尔来说，我的叙述听上去就只是“这样那样”而已。我持续说了一会儿。这次治疗我带了几页纸的笔记，还标了页数，做了记号，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就像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准备去采访时那样。

我向温德尔坦白，我还是没忍住，给男友打了电话，但他那头直接就转到了语音信箱。我等了一整天他才给我回电。简直太丢人了。但我也明白，谁会想和刚刚被自己抛弃却还想着要复合的旧恋人讲话呢？

“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我说，揣测着温德尔接下去会问我的问题。

温德尔抬起了他右边的眉毛——我注意到他只抬起了一边的眉毛，我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还不等他回答，我又继续开始讲。首先，我解释说，我想要男友告诉我他想念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巨大的错误。但是，鉴于我知道这可能性“微乎其微”（我附上这个说明是为了让温德尔知道我有自知之明，尽管我还是相信男友会告诉我他会重新考虑的），我想要搞清楚我们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只要我能找到答案，失恋这件事就不会在我脑子里无止境地翻来覆去，让我感到困惑甚至想吐。我告诉温德尔，正因如此，我才胁迫男友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或许不如说是审问），我想要揭开那个谜——到底是见鬼的什么导致了我们突然分手。

“然后他说‘有个孩子在身边让我觉得受到限制和打扰。’”我继续转述，并逐字引用男友的原话，“‘我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你独处。而且我意识到，无论那个孩子有多好，只要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绝不会想要和他一起生活。’于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对我隐藏这些想法呢？’他说‘因为在开口之前我得先想清楚。’于是我又说‘但你不认为这是个需要一起讨论的事吗？’他又说‘讨论什么呢？这就是个二选一的题目。要么我可以和孩子一起生活，要么我做不到，只有我自己能想清楚。’当时我的脑袋就要爆炸了，然后他补充道，‘我真的很爱你，但爱不能克服所有一切。’”

“二选一！”我对温德尔说。我在空中挥舞着手上的笔记，笔记上我还给这个词打了个星号。“二选一！如果真是二选一，那他一开始干吗让自己走入这二选一的境地呢？”

我知道自己这样让人受不了，但我就是停不下来。

接下去的几周里，我来到温德尔的诊室，向他报告我和男友循环性的谈话（诚然，实际发生的可能比我报告的还要多几次）。温德尔则不断尝试在我的讲述中插入一些对我有帮助的内容：他指出他不确定我这么做会有任何益处；我所做的听上去像是受虐狂；我在重复同样的故事却希望有不同的结局。他说我希望男友向我解释自己的想法——而男友也的确解释了——但我还是不依不饶，只因为他给出的解释不是我想听到的。温德尔还说，如果我能记下如此详尽的通话笔记，那我很可能根本没机会好好听男友讲话；他还说，如果我想要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男友的想法，行动上却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真诚地去和他交流，那将很难达成所愿。他还补充说道，我在治疗中也是这样对待他的。

我同意他的话，然后我又开始继续抱怨男友。

在一次谈话中，我以对自己极为残忍的方式，极其详细地复述了我是如何把男友的物品归还给他的。在另一次治疗中，我不断地问：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温德尔说我俩谁都没疯，这让我很生气。）还有一次我一个劲地在分析到底哪种人会说“我想娶你，但只要你，不要孩子”。而这次治疗，我提出了性别在这件事上的差异：一个男性会说“我不想去看那些乐高玩具”，以及“不是我的孩子我不爱”，然后转身离开。但如果是一个女性这么说，她就会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

我还给我们的治疗加了点料，我把每天在网上偷窥男友社交行踪的内容整理成了一份报告：比如那个肯定在跟男友约会的女性（根据我从社交平台点赞记录上揣测出来的故事）；比如他甩掉我之后过得多滋润（根据他出差时发的推特）；还有他是如何对这次的分手丝毫不感到难过（因为他在餐厅里给桌上的色拉拍了张照片——他怎么还吃得下东西？）。我非常确定男友已经迅速切换到了没有我的生活中，而且毫发无损。这个现象我经常在接受治疗的离婚夫妇身上看到：一个人还在拼命挣扎，另一个却似乎不受影响，甚至很快活，就这么翻篇了。

我跟温德尔说，我就像我那些来访者一样，想要看到伤疤的印记，想知道自己曾经被在乎过。

“我有被在乎过吗？”我不断地问。

我就持续着这样的状态，放飞自我，直到温德尔一脚把我踢醒。

有一天早上，当我还绕在男友这个话题上时，温德尔挪到沙发的边缘，站起来，走到我这边，然后用他那条大长腿轻轻踢了一下我的脚。他笑了笑，然后又坐回他的位子。

“哎哟！”我反射性地叫了一声。虽然并不疼，但我着实吃了一惊：“刚刚是发生了什么？”

“我看你似乎挺享受让自己痛苦的感觉，所以我想我可以帮你一把。”

“你说什么？”

“痛和痛苦是有区别的。”温德尔说，“你会感觉到痛，每个人都会有感觉到痛的时候，但你不必让自己那么痛苦。感到痛不是出于你的选择，但你选择了让自己痛苦。”他继续解释说，我所有这些无法释怀的执拗，所有这些关于男友现在生活无休止的反刍和揣测，都在增加自己的痛楚，使自己更加痛苦。所以他认为，既然我如此紧抓着痛苦不放，那我一定是从中得到了些什么。痛苦对我来说一定是有其意义所在的。

是吗？我思索着为什么在网上偷窥男友的生活让我如此难受，却还是欲罢不能。是不是这样能让我觉得跟男友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丝联系——哪怕这种联系只是单向的？也许吧。又或者这样能让我麻木，不用去思考现实中会发生什么？也可能吧。还是因为这样我可以逃避生活中我本该关注却不想去关注的事情？

温德尔在早前的谈话中就曾指出过，是我故意和男友保持距离，无视那些可能会透露他的分手宣言的线索。我之所以无视那些线索，是因为如果我问了，男友可能会说出些我不想听到的话。面对种种蛛丝马迹，我总是告诉自己这些都不能代表什么，例如在公共场所似乎总会有孩子让他心烦，例如他宁愿为我们去跑腿办事也不愿意出席我儿子的篮球比赛，他说过当初他和前妻遭遇生育问题的时候是他前妻比较想要小孩，还有他弟弟和弟媳来的时候也是住在酒店里，因为男友不喜欢他们的三个小孩在家里吵吵闹闹的。还有就是，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从来没有正面谈论过对孩子的想法。我只是推测，他是个父亲，他应该会喜欢孩子。

温德尔说，是我故意假装看不到男友的某些过去、他的某些意见和肢体语言。如果我曾关注这些潜在的预警，它们可能会发出警报，但是我自己把它们静音了。而现如今，温德尔怀疑我是否在故意和他保持距离，一味沉迷在自己的笔记中，坐得离他很远，以此来保护自己。

我看了一眼l形沙发的摆放方式。“不是大多数人都会坐在这儿吗？”我坐在位于窗户下方的位子上问道。我很肯定没有人会和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所以座位d就被剔除了。至于座位b，和温德尔挨在一块儿，谁会和心理治疗师坐得这么近呢？也是不会有的吧。

“还是有人会的。”温德尔说。

“真的吗？坐在哪儿？”

“就这个区域。”温德尔从我坐的地方一路指到了位置b。

这让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好远，但我还是无法相信会有人跟温德尔坐得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