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懂人情世故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时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他要挑起家庭这副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

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做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做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的。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

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做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其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需要人生经验的。

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实验，那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个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来的，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里，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做人、做事的艰难，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它、了解它。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都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上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一般中国年轻人的反应，是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二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地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作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我以前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而这在现在的一般人看来，是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孔子还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东西方的文化，人类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起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曲折艰难，是件好事。

我经常感觉现在的青年们，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生也毕业了，二十多年中，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连一步路都不要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书，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基本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佛家禅宗中记载，唐代的著名禅宗大师赵州和尚，皈依他的弟子很多，当时唐代的一位宗室赵王，王府就在赵州，他也皈依了赵州和尚。有一天，赵王来看赵州和尚，他正在打坐，有人向他报告王爷来了，他闭着眼睛打他的坐，直等这位王爷到了他的面前，他才睁开眼睛说：你来了，请坐！他是以对待弟子的态度接待这位王爷的。但他仍然讲了两句客气话：“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尽他当师父的一分礼貌。赵王当然说：“师父你不要客气了，我们做弟子的应该来拜候你的。”

王爷回去后，第二天派王府的太监送了许多东西来，小和尚在山门外远远看见，赶紧报告师父。赵州和尚听了立即赶出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还请那位送东西来的小太监吃素斋，说不定还送一个红包。小和尚们看到这情形，还误会这位师父太势利了，前天王爷来，没有带礼物，连禅床也不下；今日听见送了许多东西来，对一个小太监竟如此客气。等客人走后，小和尚便问师父：“您这样做法是什么道理？”赵州和尚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事，要知道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啊！这些小人，如果不好好接待，回去乱说一顿，可真会破坏我和赵王之间的道义之交啊！”

赵州和尚，就是如此透彻地了解人情世故！所以佛家说，先要透彻人情世故，方能做一个出家人。当然，懂佛法的出家人，一定懂世法；不通世法的人，也一定不通佛法，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人生处世的分寸和道理。一个人处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规矩、人格、风范。换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物、处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万章》）

不要成为一颗“汤圆”

中国人经常骂人乡原，什么是乡原？“乡”就是乡党，在古代是普通社会的通称。这个“原”字，也与“愿”字通用。原人就是老好人，看起来样样好，像中药里的甘草，每个方子都用得着它。可是对于一件事情，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都说，蛮有道理；又碰到另一方的反对意见，也说不错。反正不着边际，模棱两可，两面讨好。

现在的说法是所谓“汤圆作风”或“太极拳作风”，而他本身没有毛病、没有缺点，也很规矩，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恶之间下一个定论时，他却没有定论，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样子。这一类人儒家最反对，名之为乡原，就是乡党中的原人。

抗战时期在四川，听到人们叫这类人“水晶猴子”。有事时，想到某人是“汤圆”，就说把汤圆找来，事情好办，因为汤圆又圆又软，任人挪拿，对于这种作风，他还自以为很对，做人成功了，绝对不讲人生的大道理。当然，他心里对于是非明白得很，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是非观念。闽南人叫作“搓汤圆”，上海人叫作“和稀泥”。

孔子说这一类人是“德之贼也”，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德，但他这种道德是害人的，不明是非，好歹之间不作定论，看起来很有修养，不得罪人，可是却害了别人。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如明是非，如此才是真正的道德。

孟子说，“乡原”这种人，有知识，也受过教育，好像学问、人品也不错，可是没有建立人生观、没有人格，平常却信口批评圣人。这一类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说了一些尧舜之道，事实上又做不到，而他们的行为非狂即狷，又不能和他们口中所说的尧舜那样行事。

他们把古人抬出来，说如何如何，自己却不做尧舜，只叫别人当尧舜。嘴里的大话很多，一辈子想救世界，教化人，结果没有人同路，也没有人真信他。这类人认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顾到现实，自己一辈子活得好就可以了。

孟子说：这一类人，不但向现实低头，而且“阉然媚于世”，讨好现实。后世的人叫这种人为“阿世”，态度“阉然”，不男不女，没有自己的人格与精神，如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没有中心的人品。假如是在现代的会议席上，当争议发生时，他会说双方的意见都好，大家综合一下就好了。他没有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的气魄。反正他不得罪人，也怕得罪人，如果骂他两句，他会说：你大概有点误会，我们都是好朋友，你骂两句也没有关系。

别人骂他是贼，都反对他，他也不脸红，不难过。“刺之无刺也”，他软瘫瘫的，正如禅宗祖师骂人“皮下无血”，是冷血动物，没有血性，刺他一下，不痛不痒。“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别人觉得怎样好，他也就怎样好。人说不可以穿长袍，他明天就脱了。“居之似忠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忠信——拜托他事情，满口答应，过了好几天却毫无消息，再去问他，他说慢慢来，再想办法。请他写封介绍信，他也满口答应，不管有效无效，反正他做好人，写了算了。“行之似廉洁”，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也干净，送他一点东西，他说不好意思收，不要，不要，但小的不要，大数目却可以要。

孔子说，一个时代，不论文化、学说、社会、政治，乃至做生意，最讨厌、最可怕的是大概、好像、差不多，等等，简直分辨不出是肯定还是否定，实际上这就是大奸大恶。这种恶佞的人，见风转舵，看起来很像够朋友，做事适当，而往往是助人之恶。能说会道，擅长辩论，一张口说话，歪理千条，一句话可以把一个国家送到灭亡的路上。

中国文化是绝对反对“乡原”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格；知识只是谋生技能的养成，千万不要变成“乡原”。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尽心篇》）

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指出了中国文化力戒的事。“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一个人随便批评别人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想到后果？这是告诫我们注意个人的基本修养。我们常常喜欢批评他人的不善，就是背后说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似乎生了一张嘴，背后不说人的短处，就要生锈似的。所以古谚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两人相遇，必定说到第三人，如不说到第三人，好像是无话可说，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但是，最坏的是，只说别人不好的一面，绝对不说别人好的一面。所以中国文化的课外读物，如《太上感应篇》等，都主张应该“隐恶扬善”，那是自幼至老毕生奉行的修养。当然，如果过分了也容易发生弊端，要做得恰当。

孟子说人家的不善要考虑到这种话的后果，他只说了一个大原则，此之谓圣人之言，这个原则就如《圣经》一样，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各方面去解释，都有理，都可以发挥。例如，在背后随便说别人一句话，有时候会影响那个人一生的前途；而说话的人造了莫大的恶业仍不自知。当然未来的报应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后患。

唐代的武则天，当了皇帝，她用的宰相非常好，连她自己也怕那些宰相。私生活方面，有许多人攻讦她，且不去管是非真相如何，只论在公的方面、大的方面，以及政治上，她却有很多好的作为。

她的宰相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娄师德，被人称为“唾面自干”的人，他的这种修养精神，和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一样的。

在狄仁杰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商谈完政事以后，问道：“现在朝廷中，哪一个算得是最好的人才？”狄仁杰说：“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谁堪称最好的人才。”武则天说：“娄师德是人才，他最有眼光，能够识人。”

狄仁杰与娄师德曾经同在一个衙门共事，就看不惯娄师德那种唾面自干的作风，所以他对武则天说：“娄师德怎么够得上识人？”狄仁杰表示反对之后，武则天说：“他怎么还不能识人？你当宰相，就是他推荐的啊！”这一下，狄仁杰的脸色都青了，受了人家的大度包容，自己还不知道。娄师德不但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而且他当了宰相以后，娄师德成了他的部下，看到他还要行礼。现在自己反而说娄师德不识人，真正不识人的，正是他狄仁杰自己。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怎么能脸色不发青啊！此外，宋代的王旦与寇准之间，也有类似的故事，于此不赘。

读到武则天与狄仁杰的这段对话，突然想到《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禁为狄仁杰流一身冷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因此，我主张今日的青年，欲读古书、谈修养，必须经史合参，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史书。如果只读经不读史，就会迂阔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读史而不读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历史。历史上，这些事迹给了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孟子接着谈了孔子的修养，孔子总是留一点路给人家走，凡事不会做绝。

宋朝的吴大有，程颐、程颢兄弟，以及周濂溪等理学家，还有研究《易经》有成就的邵康节。其实邵康节和苏东坡兄弟是好朋友，和程氏兄弟也是好朋友，而且是表兄弟。可是程氏兄弟以及讲理学的迂夫子们与苏东坡之间，相互都感到头痛，不甚融洽。

当邵康节临终快断气的时候，程氏兄弟去探病，此时苏东坡也突然来了，而程氏兄弟却吩咐邵康节的家人不让苏东坡进去。当时程氏兄弟问邵康节有什么遗言，邵康节见程氏兄弟学问修养如此好，而度量还是狭隘，由于邵康节已不能说话了，只举起双手来，而掌心遥遥隔空相对地比了比。可是程氏兄弟还不懂他比手势的意思，问邵康节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邵康节到底是有修养的人，提起元气来，对他们兄弟说：“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这就是人生的道理。

孟子也是以同样的道理，说了“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后，接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待人的做法，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转圜的余地，绝不把人家逼到墙角转不了身。孔子教人不做绝、不过分，凡事都有所谓“有余不尽”之意。

（选自《孟子与离娄》）

高着眼，少低头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有远见，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人没有远见，人生就已经差一截了。

记得很多年前有个朋友当外交官，要出国去，一定要我写一副字给他。我说几十年没有拿笔，我那字难看到极点，他说反正非写一副不可，结果我就写了两句元代人的诗——“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

禅宗有一个术语——“见地”，所谓见地，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有头脑、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因为透过现实可以看到未来，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见地”——“世事正须高着眼”。

这个道理正好说明孟子说的“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想为国民谋福利，如果没有远大向上的高见，纵然做一个好官，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能吏而已，不能算是一个名臣，更不是历史上的国家的一个大臣。

有一天这位外交官请客，有二十多个人，就研究我写给他的第二句话——“宦情不厌少低头”。做官的人究竟应该多向人家低头拍马屁呢，还是说不必太拍马屁？这个“少”字原意究竟是何意？我说我只晓得照抄，至于原意，你问那个元朝作诗的人吧。不过，我也认为这个“少”字太妙了，是双关语，必要的时候你多低一点头也可以，要做文天祥就不必低头了。

其实岂止宦情做官呢？做生意的也可以换一个字——“商情不厌少低头”，该赚的钱就赚，狠起心来你也赚，不该赚的钱就不要赚，就不低头了嘛！教书的人，教情嘛，也不厌少低头，是一样的。

“宦情不厌少低头”，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人来说，暂时没有必要；如果将来到社会上做事，尤其是做官，则不妨参考参考。不过，做事、做官太讲骨气的话，甚至桀骜不驯，那就不太好了，有时候需要稍稍低头时，不妨稍稍低头，只要不是做坏事，没有关系，自然可以受益。

（选自《孟子与离娄》）

可以倒霉，但是不能有倒霉相

《列子》中有“狗吠缁衣”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生处世的哲学。杨朱的兄弟名叫杨布，穿素色的衣服出门了。出去的时候是晴天，结果在外面碰到了下雨。古代的农业社会，泥巴到处都是，素色的衣服容易弄脏，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回来就是一身泥。所以古人有诗句“微雨作轻泥”，微雨会制造轻微的泥巴。这首诗的境界看起来很美，实际的境界却很痛苦。因此，杨布把没有颜色、干干净净的衣服脱掉了，换上缁衣回家。缁衣是染色的衣服，大半是灰色的。

注意啊！出家人穿的衣服统称缁衣。根据印度佛教的规矩，出家人穿坏色衣、各种碎破布剪裁接拢来的衣，所以也叫作衲衣，就是不要漂亮，穿最坏的颜色。到了中国以后，禅宗穿深色衣，在外面念经的穿淡灰色的，叫作月白色。修密宗的穿紫、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都有，反正佛教的规矩，出家人穿的衣通称缁衣。在家居士自称白衣，印度人的规矩是尚白，婆罗门教、上流阶级的人统统穿白的，下等阶级穿黑衣，像小偷穿黑衣，夜里好行动，看不出来。我们的夏朝也重视白，中国历史文化，有时候重视白，有时候重视黑色、红色、黄色，每个朝代都不同。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最后的小妹妹出家了。所以在梦游太虚幻境中说的预言，第一句是“勘破三春景不长”，都是双关语。这种小说也与禅、与道相关的，因为她三姊妹的名字都有个“春”字，也代表人生的境界青春好景不长。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这是在家之人的看法。如果在出家之人看来，那不是“可怜绣户侯门女”了，而是最高的境界，可以去掉“可怜”二字，改成“绣户侯门女，高卧青灯古佛旁”。

杨朱的兄弟回来时碰到下雨，把素衣换成深灰色或者蓝色的衣服回家，结果家里的狗认不得主人了，狗眼看人低。狗看见穿破衣服的叫花子来，它就叫；衣服穿得很整齐的，它不叫了，所以狗是认衣服不认人的。古人经常借这个情形来骂世界上的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那是当然的。

像我们小的时候老辈人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出门，像大学毕业后两三年找不到工作，那个倒霉相——皮鞋破了，西装、牛仔裤已经发白了，头发留得长长的，然后履历表到处送，一看到就晓得是个倒霉的青年。

碰到这样倒霉时，怎么办啊？勤理发，理得干干净净的；勤洗衣服，哪怕只有一件，晚上烫得笔挺。早晨出来还神气，把裤带缩紧一点。肚子饿了，问你吃了没有，吃了。那神气十足，工作容易找到的，碰到有些老板就会用你了。

这个狗是相反的，所以看到主人衣服穿得不对，不出来摇尾巴，反而拼命地叫。杨布气极了，我养这狗多少年，现在我回来，看我衣服换了就叫，“将扑之”，要把这个狗打死。他哥哥杨朱就说，你打死它干什么？狗嘛！它是禽兽，不懂事，而且其实你也是一样的，假定你的狗一身白毛出门，结果在煤炭洞里滚了一身黑回来，你不把这个狗干掉才怪啊！你也认不得是你的狗啊！外形变了样子，就引起人家怀疑了。

天下事，天下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我有很多年纪大了退休的朋友。刚刚退休的人，开始两三个月，在家里整理东西，还没有完，慢慢来。三年以后苦恼了，开会惯了，办公惯了，忽然没有事做，他就活不下去。像爱打坐修道的，每天多给他事情做，他也觉得活不下去。所以人生就是那么怪，你说哪一样对，哪一样不对？这也可以看到，外形的转变会影响人的心理、思想的转变。

所以孟子也说：“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观察了外面这个环境，看看各种情形、景象。在个人讲，自己虽受了打击，还要修养很好，没有倒霉脸色。

我常常跟同学讲，一个老前辈曾告诉我，他说，“有力长头发，无力长指甲”，年轻人生命力旺盛，头发容易长；营养不够的时候，指甲容易长。所以那个老前辈告诉我，倒霉的时候，少睡觉、勤理发、勤剪指甲。如果在倒霉的时候，没有事做老睡觉，头发、指甲弄得长长的就更倒霉了。也就是“征于色，发于声”。然后啊，“喻”，懂得了。看了别人的现象，看了外界的环境，反省自己，就懂得了。

所以古代的教育先从洒扫、应对、谈吐、待人接物上训练，“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这个衣冠、仪态很重要，这不是说穿我身上的长袍这个格调，而是穿你们自己的，清洁、整齐第一。出去让人一看，印象很好。一瓶花也一样，总要插好一点嘛！常常看到现代青年人的穿着，好好的衣服穿在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就像什么印象派的图画一样，莫名其妙。办公地点也一样，桌上乱堆，堆得一塌糊涂，都是懒啊！懒得整理啊！一个公司看看办公室干不干净，已经看出一半了。从小看大，看它没有生气，就没有发展啊！

我看人很多，古今中外成功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格调，而且都很严肃，生活上有他们严谨的一面，这点值得大家多多注意。

像我十七岁出门，碰到过几个动乱的大时代，在家时样样都富裕，出门以后，到处闯荡，我的个性啊，向来不求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同学、长官，一封介绍信、一张明信片都不肯用，要自己出去闯，那各式各样的苦头，连带种种的经验都来了。经验多了，我觉得到每个地方，大家都欢迎我，因为知道我是什么人、什么身份。比如今天我去看一个人，一打招呼，谈了几句话，一看脸色不对，讲话不对，马上知道了，就走了，避开了。“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晓得人家心里不高兴，还在那里死皮赖脸等，那给人家印象更不好了。有时，一到那里遇到吃饭了，主人殷勤招呼：“喂！来！来！吃饭。”“吃过了，谢谢！谢谢！”出来时实际上肚子里饿得很，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但要挣个面子，总不能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好像我来吃你的，揩油的。这些是我年轻时在外面的经验，为了达到做人、做事成功的目的，你给别人的印象不能搞坏了啊！

在外面做事那么多年，有时候也借钱啊！求人须求大丈夫。好朋友，问他借钱：“有钱没有？我急要钱用。”“没有！你去帮我借！”这是好朋友。不是我有困难，等人来追问，可怜我，这个我不干！

总之，做法上要分清楚，取舍之际，像用兵一样，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你们好好揣摩吧！

（选自《列子臆说》《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中国式的管理的出发》）

如何认清一个人

很多人都欣赏杜月笙，他虽不是读书出身，但有一种温文儒雅、老老实实的神态，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做了社会的闻人，他有包容三教九流的本事。因此，他有三句名言：第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南方话讲有本事就是能干。没有脾气不是没有个性啊！第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脾气比谁都大。

真的，一等人，有本事、有学问，又能干，所谓没有脾气是说不随便发怒，不为情绪所迁。二等人，就是一般人，古今中外都一样。有本事，一定有个性，有脾气。但是真正的大领袖，没有脾气，所以能容纳一切。末等人，本事是没有，个性强得很，这种人多啦！

所以大家立身处世，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在世界各地也一样，如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方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

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冰鉴》所包含的看相的理论，不同于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与文学连起来的，这“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下，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跟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昞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者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则安于平淡。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他说上古时候的人有三点毛病，是社会的病态，也是人类的病态。但到了现在，“或是之亡也”，“或”为“或者”的意思，“是”为“这个”的意思。这就是说，如今看来也许这三个毛病都变得更坏、更糟糕了。用一幅画来作比喻，古人的画画得这么好，但其中还有三个缺点；不过现在的艺术家，比起古人那些缺点来更差了，还够不上古人认为是缺点的那个水准。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是缺点的，比现在认为是优点的还要更好得多。

下面孔子讲了这三个缺点。古代的人狂，这个狂在古代并不一定是坏事，不是现代观念的狂，如果现代对神经病、精神病叫作狂，那就糟了。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但是有一个限度的。孔子说，古代的狂不过放肆一点，不大受规范；现在的人糟糕了，狂的人则荡，像乱滚的水一样，兴波作浪。古代的矜，比较自满自傲，但有一个好处，因为自己要骄傲，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于是比较廉洁自守，人格站得很稳；现在骄傲自矜的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惯，有一种愤怒暴戾之气。古代比较笨的老实人，还是很直爽的；现在更糟了，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而社会上那些笨人都是假装的笨人，是一种狡诈的伎俩。

这是孔子当时的感叹，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三点等于是观察人的六个大原则。我们读到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很多人都讲究看相，这就是相法，不过这个相法不是看五官和掌纹，而是看神态，看他的做人做事，就看出来了。

当领导别人，或与人交往的时候，部下、同事狂一点没关系，有时还蛮欣赏其狂，就怕不够狂，有本事不妨狂一点。如果是狂而荡，就问题严重了，狂到不守信诺，乃至把公家的钞票用光了，对什么事情都乱来，就要不得。有才的人多半狂，爱才就是懂得欣赏其狂，不要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不必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要提防他，不可失诸荡，这个狂就是人才。自我傲慢，有个性就是矜。自矜值得欣赏，一个人没有个性、不傲慢就是没有味道，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个性，但要有适当的限度。假使傲慢变成愤戾之气，到处怨恨，没有一个人、一件事使他满意的，即使他单独自处，也会跟自己过不去的，那就过于愤戾，这很不好。愚、老实没有关系，可不要故作老实，伪装老实，所谓貌似忠厚，心存奸诈，那就大成问题了。这狂、矜、愚三条，有相对的六点，外在是观察别人，内在是反观自己修养的准则，都要注意的。

（选自《论语别裁》《中国式的管理的出发》）

朋友之道

友其德

孟子说，交朋友之道，第一要“不挟长”，不以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例如，学艺术的人，见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烦了；读书的人，觉得不读书的人没有意思；练武功的人，认为文弱书生没有道理。这都是“挟长”，也就是以自己的长处为尺度，去衡量别人，这样就不好。

第二要“不挟贵”，自己有地位，或有钱，或有名气，因此看见别人时，总是把人看得低一点，这也不是交友之道。

第三要“不挟兄弟而友”，就是说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一个限度，对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样，换言之，不过分要求。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这一点，认为朋友应该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帮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帮忙，便生怨恨。在另一面，对一个朋友不帮忙还好，越帮忙，他越生依赖心，结果帮他忙反而害了他，所以“不挟兄弟而友”。

在相反的一面，“不挟长”就是并不因为对方有长处，想去沾一点光。“不挟贵”，也不是因为对方有地位、有钱、有权势才去交这个朋友，企图得什么便宜。例如，民国初期五四运动后，因为胡适之是倡导五四运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出名，便有一个文人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胡适之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还常被人引用，去讥评趋炎附势、脸上贴金的人。“不挟兄弟”也就是说，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熟得很。”这叫作交浅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风。

“友也者，友其德也。”交朋友是为道义而交，不是为了地位而交，不是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开码头”“扬名立万”而交。交朋友纯粹是道义之交，不可有挟带的条件。常有年轻人说：“我们同学很多，将来可成为一帮。”这就是挟带了条件，已经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结合。

孟献子是鲁国当年的第一位大权臣，是百乘之家。古代的百乘之家，富比诸侯，权位等于鲁国的副国君。但是他在友道上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照理说，这样的家庭，朋友应该有很多，如战国时孟尝君门下有三千客，这都是朋友啊！都靠他、吃他的。而孟子和孟尝君是先后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孟子没有说孟尝君在友道上了不起，而只提孟献子有五个朋友？孟子说，孟献子五个朋友是有道德、有学问、不求功名富贵的。君王想和他们交往做朋友，他们也不来，却和孟献子做了朋友，这就可见孟献子之不平凡。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他们五人本身既无财富，也无权位，也没有把孟献子家的富贵放在眼里。

孟子说，孟献子和这五个人做朋友，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家世、富贵、权位，纯粹就是好朋友。这五个人看孟献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认为孟献子这个人够格、够条件做朋友，有味道，所以成为朋友。如果他们心目中有了孟献子家世的观念，也早就不和孟献子做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