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说：“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这样才能达到“均富”的境界。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时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举一个实例来说，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含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也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辞，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易经·系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经济政治，非常重要。真正能理财，老百姓就跟你走，可是有一点，不要忘了理财还要能正辞。
孔子说“理财正辞”，经济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更重要。所以中国《易经》的政治哲学：第一点是理财，使有繁荣的经济基础；第二点要有最高的精神文明；第三点人民还要守法。所以说“禁民为非曰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理想的国家。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
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我现在九十岁了，生命的经历很多。这个国家大革命以后，经过北伐，我亲自参加过抗战，经历过国内的变化，在海内外大波浪之间，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有了问题。这些问题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禅宗的两句话：“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我们的国家社会，今天的发展非常繁荣，好像人人都前途无量，朝气蓬勃。事实上都有“一片白云横谷口”的现象，不是黑云哦！是很漂亮的白云，可是把自己遮住了，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本来是自己的家，鸟要飞回来，可是因为这片白云遮住了，迷巢了。我深深地感到，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学，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外国人的经济学。自己的经济学在哪里？同样是人，尤其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没有经济学吗？现在我们经济学走的路线，包括我讲经济学这个名称的问题，都在跟着人家走。
大家要做企业家，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举个例子，姜太公如何帮助周朝建立并使之享国八百年，而且他封在齐国。现在所谓的胶东，那时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他八九十岁快要一百岁了，到这个地方来做诸侯，怎么把一个国家变成那么富有？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比现在的上海、纽约还热闹哦！唐朝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看古人的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唐朝经济的中心在扬州。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经济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发达到现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镇，原来归吴淞道管的。今天的经济中心是上海，未来就不是上海了。这是经济商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
谈到西方的文化思想，十七世纪以后人们认为要解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问题，非靠经济不可，以经济来解决政治。中国几千年文化刚好相反，经济摆在第二位，有好的政治，经济自然会好。
我们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历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经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可是大家忘记管仲提倡的是什么，不是经济领先，而是政治文化领先。“仓廪实、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达到仓廪实、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四维，譬如房子的四个栋梁，这四个柱子没有搭好，文化没有建立好，国家就很危险了。礼义廉耻这四个内容太大了！管仲也是做工商业出身的啊！孔子非常佩服管仲，所以在《论语》上说，我们的国家，以前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后代就都变成野蛮人了，因为文化的建立者是管仲。
大家研究经济，发展工商，希望能够回过来借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更要看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的变乱，像我们所谓的“一穷二白”这个情形，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譬如汉文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是靠“休养生息”这四个字。历史上记载很简单，可是我们读书不要轻易把它看过去了。这四个字都认得，休息、培养、发展生产、繁殖。所以历史上记载汉文帝上来“休养生息”四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古文同白话文不同，现在这四个字引申起来就是那么厚的一本书了。
春秋战国下来，几百年的诸侯战乱，到秦始皇二三十年把国家统一，把秦始皇以前几千年的体制改变，成了一统江山，废除封建制，不再有诸侯的分封，地方不能自治，通通归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中央、郡、县三级制。古代的郡就是现在的省。所以汉代的时候太守二千石，就是省长的待遇，是发给两千石的米粮实物，因为那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郡以下就是县了。
汉文帝接手的时候，休养生息，不能打仗了。其实那时汉朝的天下很苦，钱没有，社会贫穷，一穷二白，天下变乱，文化没有建立。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教育，其实秦始皇以后，是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恢复中华文化的，离秦始皇已经八十多年了。
比如我们现在，旧的文化推翻了，推翻清朝到现在九十六年，现在大家都讲文化，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历史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汉文帝起来的时候还管不到文化教育，他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北方的匈奴。所以他一直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节俭，以充实国家的军费，留给孙子汉武帝出兵。这是很痛苦的。
到汉武帝的时候经济还是不够好，打仗也是要钱，尤其那个时候匈奴侵略过来，赶不出去啊！那个时候重要的是骑兵，骑兵重要的是马，中国人不太养马，要凑钱买马，所以读这些历史就懂了武器的重要。但是中国人制造那个铁兵器容易断，炼钢技术不够，到汉武帝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所以叫张骞出使到外国偷学这个技术。
汉武帝要用兵，这个时候不同了，是刘邦以后六十多年了，要发展经济，扩充国力，建立文化，这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因此这个时期经济思想有一个争论，记录在很有名的一本书《盐铁论》里。
《盐铁论》这本书论辩很多，是发展文化第一，还是生产经济第一？就是说应该注重钱还是注重文化教育，这个论辩很厉害。当我们有《盐铁论》的时候，西方欧美的什么《国富论》经济思想，一点影子都没有，谈不上。可是我们汉朝的时候已经在讨论，究竟是政治与经济发展重要，还是其他的重要。也就是说，究竟儒家思想、道德人伦重要，还是钞票重要。你们现在满脑子都是钞票、股票、期货，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很容易迷糊自己。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司马迁的“金”句
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货殖列传》是关于经济、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只有司马迁不同，他提出来工商业的事。“货”代表一切的物资，也包括今天的资本。“殖”是生利息，繁殖起来，等于种树一样，它会生长。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他说：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养成的，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几句话就是经济的、政治的大原则。善于运用的人，就因势利导，像那个水流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能挡，你只好将就它那个力量，慢慢疏导出去。次一等的就“利道之”，等于我们骑在驴子的背上，驴子不肯走，拿个竹竿，前面吊个红萝卜，驴子要吃红萝卜就永远向前面跑。用一个好的利益摆在前面，给他一个目标走，这是第二等。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刚才我跟一个年轻朋友谈话，也是做大事的，我说：你的公司怎么样？他说军事化管理，我就笑了。现在讲管理军事化，越管理越不好，这是“教诲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制定法律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等的政治、经济管理是“与之争”，与民争利了。公家跟私人企业争利，或者上下争利，那就完了。
《货殖列传》里头，怎么致富的，他说了一些要点，经典中的名言很多。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一段司马迁先引用了《周书》，然后接着说：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或是施舍给人的。这都需要人的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几句话千万记住！我看司马迁的人生学问都在这里。“富无经业”，怎么样发财没有一定的，也没有长久的，哪一行、哪一业也不一定，最后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能说哪一行对，或者可以一直发达下去。
“货无常主”，财富不会永远属于你的。我也常常告诉大家，财富是个什么东西？拿哲学道理来说，尤其是佛学的道理来讲，财富属于你的所用，不是你的所有。你一生即使有再多的钱，只有临时支配的使用权，并不真是你的所有，而且只有你用到的、真用得对的，才是有效的，否则都不是的。
所以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依我这八九十年的经验来看，三代都不会，富不过二代的很多。一下子就变了，没有了。所以“能者辐凑”，有能力的就赚来，其实不仅仅是靠能力或劳苦，还要其他很多因素凑拢来的，像车子的轮子一样，一条一条的辐条凑拢来的。“不肖者瓦解”，能力不够了，或者其他条件不行了，一下就没有了。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在这里讲，他说有千金财产的人，“比一都之君”，好像与地方首长平起平坐。达到百万，现在不是百万了，就是你们讲的多少个亿。他说达到这个，“乃与王者同乐”，他的享受比部长、省长乃至国家领导人都好。“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他说这个并不需要祖传的，靠自己努力来做到这样。
最后引用管仲的名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个“礼”包括很多，所以管子的经济政治从这里开始，经济不建立好，这个社会讲文化就没有基础；反过来讲，文化没有基础，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个病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所以文化的修养很重要，品德好的人富有了，会做好事，做功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没有修养的人发财了，就用到享乐上，或者做坏事去了，或者继续再投资，为了钱而赚钱。至于怎么样用钱才好，根本不懂。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三句是重点的话。水很深时，可养很多的鱼；山很深了，里头有很多的动物；人富有了，有了财富要养仁，讲仁义道德等。不是说人富有了自然会有仁义道德，那是要提醒自己反省自己，要注重修养才会有的。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树倒猢狲散，猴子是为了桃子才来的。不是只有财富吸引人，道德学问的富有，也会吸引人来学习归附。“富者得势益彰”，富有了，得到势力，有机会再发展。“失势则客无所之”，你倒霉了，朋友也没有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多，要考虑考虑是你道德的关系，还是你财富的关系，自己要反省。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从前的谚语说：有钱家庭的孩子，不会死在路上，总是有人招呼的。没有人招呼，说不定就死在哪里。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的名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有一个结论，谁都怕穷，可是反过来看，人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才满足？看了这几句话，你可以答复，人永远不满足。“千乘之主”是皇帝，“万家之侯”是诸侯，“百室之君”是地方的首长。他说每个人，不管官多大、钱多少，随时仍觉得不够。依我的经验，我常常告诉同学们，人生啊，永远感觉到缺一间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那么有力的人，自己还感觉到不够、不满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一段的结论。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漫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