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四德，并没有轻视女性的意思

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的，所以女人并非永远附属于男人。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男性的帮助和照顾，所以就渐渐形成习惯，建立了男女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所以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规律。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存在有巢氏、燧人氏，乃至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故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秉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五四”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哪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作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和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做丈夫的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及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难道男人要靠妻子生活才对吗？丈夫死了，妻子自身的父母当然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从现在来说，可以靠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但真是一个男子汉或好儿女，把父母养老的感情和责任完全推之于社会，也未免有点那个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说，恐怕不是滋味吧！为别人、为大众争福利的养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自私）主义的什么吧！也许我又错了！不过，如从上古的历史社会来设想，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无法受教育。

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农业经济社会，女性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能力，那么在家不从父，又要从谁呢？出嫁，当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长期饭票的需要，不从夫，又如何呢？至于夫死从子，事实很明显，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还要知道，夫死、子小，还要“母兼父职”，抚养子女成人，试想那又是究竟谁从谁呢？如果你把“从”字只当作“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是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的。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把“功”字写成“红”字，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和精工纺织的技能。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里，这对于充实家庭经济更为重要。

古老的妇女“四德”中的这一项，我觉得对于现代和将来社会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简单地说，还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和一位在外国的华侨青年结婚。他们在出国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辞行。我就对那位朋友的女儿说：你出国第一件最重要的事，还要去求学。我不是叫你去读一个什么博士或硕士的学位，我希望你去学习一种个人独立谋生的技术，如依一般女性来说，学会计也好。因为时代到了现在，尤其是婚姻制度快要破产了，爱情是抵不过面包和米饭的。所以现代的女性，从小开始必然要学会一项专业独立的谋生专长，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关系，这就是“妇功”的重要。这位小姐后来照我的话做了，固然不负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老社会里，虽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风俗中，对于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妇功”方面，早已自成为一种当然的行为。长话短说，我们只举南宋诗人范成大一首《夏日田园杂兴》的诗，便可呈现出一幅江南农村社会教育的真实画面了，诗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国藩，当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对家中的女儿媳妇，每天要绩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织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其余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用多说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积阴德与社会福利

过去大家讲做好事有四个字，叫作“阴功积德”。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这个道理灌输得很牢，做人一辈子要做到阴功积德。阴，是暗的，偷偷做了好事别人不知道，这就是阴功。因为真正的阴功才是真正的积德。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是为了给人家表扬，为了让人家说我们是好人，这个不算是善事。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中国文化不仅庄子的思想如此，诸子百家都是如此。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洁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着痕迹，你绝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非常重视“阴功积德”。一个有道德的人，为善不欲人知，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报；如果做了一点好事，还要人家来宣扬，那就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为善的行为，不像车辆行过道路一样，留下痕迹，如果有了轮印的痕迹，就知道车子经过哪些地方，等于自挂招牌，标明去向或宣扬形迹了。

孔子也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做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阴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阴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我经常提到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因为最近在座满眼看到有许多新来的青年同学，他们也许没有看过这部说鬼的小说；但是很多同学对于这本书也很欣赏，我往往问第一篇是什么？很多人答不出来。《聊斋志异》这部书说鬼怪，说狐狸精，它的宗旨在哪里你就不懂了！现在我给你们做答案，第一篇是《考城隍》。我们台北市到了成都路，不是有一个城隍庙吗？城隍也就是阴间的地方官。这一篇很妙，有一个读书人，做梦梦见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参加一个考试。他莫名其妙，心里想，还没有到联考的时间，也不是普考，为什么要马上去考试？一到那里便看见上面坐的主考官是关公，这个多吓人！我们中国人素来对关公是尊重得不得了，那比包公还威严。

题目发下来，他就作了一篇文章，中间有几句很要紧的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个人有心去做善事，故意有心的，为了做好人去做善事，说这个人虽然做了好事，也不赏他，因为他有个目的是好名、求名。无心为恶，这个人无意做坏事，譬如说：家里一块破铜烂铁，向窗外一丢，结果伤了人，他是无意的，他无心为恶，虽然做了坏事，不罚。所以关公当场阅卷，拍案叫好，录取了他，要他马上去做城隍。他一听去做城隍，糟糕，那要死了以后才能做的。他说：我还不能死啊！最后只好向关公请求说：我妈妈年纪大，只有我一个儿子，你叫我马上去做阴间的官，我死了，谁孝养我妈妈啊？关公说：你有此心真是好极了，马上叫人看他妈妈还有几年阳寿。判官（秘书）把簿子翻开一查，还有九年。关公说：可以，就等你九年吧！

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为善无近名”的道理，表面上看是逃避，但也是教你做善事是要真善，不求神知，不为名利，也不要为了因果报应。我常常碰到许多学宗教的朋友，好像他做了许多好事，已经磕了好多头，拜了好多佛，念了好多经，好像他也天天上教堂做礼拜，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会死掉呢？这个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只好看着他，张开嘴巴，没办法答。这种心理就是伪善。

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

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地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

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

（选自《庄子諵譁》《老子他说》《论语别裁》）

丛林制度的特殊贡献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至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

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至，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严格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阔，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轮美奂、壮丽雄伟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

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导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

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士珪禅师，恐怕以后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元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作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着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吗？

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