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业之前，先学会看人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女人当了皇帝，真正了不起。历史上讲她坏，攻击她私生活乱，但是武则天在政治作为上，有许多方面非常了不起，的确很难得，也很能够接受人家的建议。最后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不要搞下去了，你年纪大了退休吧，她就规规矩矩放下而退休了。慈禧太后就做不到，汉高祖的太太吕后也做不到，武则天做到了，提得起放得下，说不当皇帝就不当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尤其是女性很难的，女性到了年纪大时，什么东西都要抓，越想抓得紧，越是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孔子说人年老“戒之在得”。
武则天有一天问她的同宗侄子宰相武三思，她说我们政府里头哪一个是好人啊？武三思讲老实话，他说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这位精明的女皇帝说，你这个是什么话？武三思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假使不认识他，是好人我也不知道啊！而我认识的人，我认为是好人的，才肯与他多来往，所以我讲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说这个蛮有道理。是这个样子嘛！社会上好人多得很，可是机会不凑巧，我不认识嘛！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好人啊！这个话蛮合逻辑。武三思本来在唐朝政治上是个坏的，奸臣之流，虽说是奸臣，有时候做一点事情也不同。所以说认人很难。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中国人看相的历史很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心相”则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怎么知道的呢？从他相上看出来的，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很宽就是度量大，印堂就是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
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
曾国藩的《冰鉴》所包含的看相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
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与文学连起来的。“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是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
“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
“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
“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跟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做得很快，但不踏实。
“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昞所注，专门谈论人，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它并不是说眉毛长得如何，鼻子长得怎样，而是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只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功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后面属行为。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选自《论语别裁》《列子臆说》）
要能办事的人，还是要懂事的人
（一）办事与懂事
老子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暂时推开老子，介绍后世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栻）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栻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冢宰（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乎！”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延、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一位久仰大名的清官，不惜亲自出京游览求证，但所得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栻（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郡之事因之而阘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栻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勷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我们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吗？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做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二）法家用法治领导社会
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与老庄思想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是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迁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姐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居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子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法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三）法家的反面
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太平。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计数，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再回过来讲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都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相信会更有帮助。
（四）临病对症的药方
老子往往将道的体相与作用，混合在一起讨论。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谓老庄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掺杂，应用无方，妙用无穷，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读老庄如读《孙子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想把《老子》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是很费事的，尤其在入世应用之道方面，常常牵涉到许多历史哲学，利用史实加以选择，透过超越事实的表面层，寻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讨论。这在一般学府中应该属于一门专门课程，但是许多地方，牵涉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
几年前，社会上发起一个“敬老会”，对老人，表扬其年高德劭。第一次举办时，我就发现，这简直是在玩弄老人，为老人早点送终的办法。叫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坐在那儿听训、领奖，还要带去各地游览。实际上，对于老人是一种辛苦的负担，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坏了，而且更因为这种风气一开，就有许多人也不免想进入被“敬老”的行列，这样就变成有所争了。岂不见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吗？又如，我们标榜好人，让好人受奖，开始动机没有什么不对，但形成风气后，社会上就有人想办法去争取表扬，那么表扬好人的原意也就变质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荐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来好人好事太多，推荐谁去好呢？而且征求一下，大家只对我一笑，摇摇头，摆摆手，谁也不肯接受推荐。我常常笑着说：有两个好人，我想推荐，可惜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未投生。大概我还勉强像小半个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样，讨厌人家推荐我，更怕自己推荐自己。还是相应不理，让贤去吧。
如果单从用人行政的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清初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奏疏中，已经讲得相当透彻了！其中如说：
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们），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是贤者）。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扶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臬，一直信守不渝。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的因医致病了！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长莫及，虚有其表了。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取予的自恣，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症抓药。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伪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总之，在我们的历史上，自战国以下，科技的发展，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那也是事实。而这个观念，是否受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思想所影响，却很难肯定。老子所指的“难得之货”正如吕不韦思想中的“奇货可居”的大货。换言之，它的内涵，多半是指天下国家的名器——权力，并非狭小到像他自己——老子一样，只愿意骑上一头青牛过函谷关，绝不肯坐大马车去西渡流沙。
（选自《老子他说》）
真正高明的领导，不会玩弄他人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老子》
“厌”字，现代的解释是“讨厌”之“厌”。可是，古文有时候是借用，作为“压迫”的“压”字解。一般人并不怕政治的权威，政治到达最高的成就时，就是天下太平盛世；当道德的政治达到不需要威权的时候，人们会自动自发呈现出道德，不需要刑法。道德的政治，做到没有任何形象上的威严时，才是真正的威严。当然，这要靠每人自动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依靠外在刑法的管制。“狎”是玩弄的意思，“居”字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共同生活居住的社会。“无狎其所居”这句话，就是真正高明的政治，是不玩弄人，更不会愚弄社会，也就是后世所讲“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道理。人不可自以为高明而去玩弄人、玩弄天下而丧失道德。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玩物丧志”，自己的情操会堕落。“无狎其所居”也是这个道理。“无厌其所生”是不要压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的道德能持续发展，一切自然生生不息。“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前面的“厌”字应念成“压”，可是不能死啃文字。因为你不施加压力给社会人民，所以人民自己也不感受压迫，自然会好好地活下去，活得很快乐。我们看动物世界，只要合于天时地利，那些动物自然就活得很好。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这是讲一个道德领导的哲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哲学。人要能够自知，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第三十三章讲过“智”与“明”两个字，就是“知人者智”，能了解别人，那是聪明智慧；“自知者明”，了解自己的才算明。天下明白人很难找，真正的明白人，就是能够了解自己，但是人永远不了解自己。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自知，不自欺，没有主观的成见，达到无我的境界。圣人也能够做到自爱、自重，能够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别人，也才能够爱人。但是圣人“不自贵”，自己不认为高贵，不像一般人有了学问、有了地位、有了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那就完了。那是彻底的凡夫，平凡的人。真正的自知自爱不自贵，就是能舍弃了自贵自见，那才是圣人之道。
（选自《老子他说》）
不要期待每一个下属都是圣贤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他晚年时感叹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擅长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四种人和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一办就糟。所以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曹操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做经费。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最靠不住。汉高祖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之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小事误了大事。
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宣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夫妇之间，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