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直往头上冲，我愤怒回头，他立马低身装作系鞋带。当时洗手间还有别人进来，我不好发作。我冲下楼，心想，妈的，你才垃圾！

关于我初选入围，李瑞主任仿佛视若空气，他压根儿没跟我提起这事，虽然每天我们都打几个照面。

我了解他的性格，但他的淡漠还是让我纳闷和难受。

常务副主任祝响亮倒把我找去了，他说：我们部门两个女的这回表现倒是挺好的，都上了，而你更好，据说票数很高。卓立没上这有点意外，他的票数怎会低那么多呢？

我今天原本不想为难他，但听他这一念叨，嘴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说：是啊是啊，有人看他看到的多是优点，有人看到的则多是缺点，也可能是他把好的一面呈现给一些人，而把另一面流露给了另一些人，所以别人对他的判断有分歧。

初选上的这些人，接下来谁会有戏？

虽说最初只是来试一把，但自从初选上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心态的变化，我竖起耳朵，每天都不可遏制地留意着动静。

人力资源部通知：星期五举行入围者答辩会，每人抽一题，评委由虞总、各位副总和各部门主任组成，题目由正副老总每人各出若干。

丁宁从家里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你胃怎么样了？

他说：今天好点了。哎，透露给你一个信息，听我老乡说，这回初选上的人好多都在活动，你没去活动活动？

我说：没有。

他说：秘书屠小民是我老乡，这两天他坐在办公室里，见隔壁几个头儿的房间一会儿闪进一个人影，一会儿闪进一个人影，一包包东西送进去。

我心想，算了吧，这年头别人谁稀罕你送的那点东西，你送进去了之后还要坐下来，厚着脸皮托他办事。

丁宁可不知我心里在想啥，他在那头说：嘿，听说杨副总对送礼的说，你出去吧，否则，我不会给你投票的。

是啊，这不就更难堪了。我简直无法想象这场景如果发生在我身上，该如何应对。

我对丁宁说：送礼我就拉倒了吧，还得奉上自己的脸皮……

丁宁提醒：那么你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要打的，大家都在活动。人心不古啊，你不表示一下，人家说不定觉得你眼里没有他们。打个电话，哪怕用语言表示一下，意思到了，说明你知道他们的重要性了。

他在病中还记得来提醒我，我真的很感叹。

我想，人生真是很奇怪，我们当初在钟雷那个部门时别扭成了乌鸡眼，而到了水很深的综合部，慢慢地，却俨然成了相互取暖的战友。

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天，我在考虑丁宁的建议。

打上司电话，相对而言，会少点难堪，因为不面对面，中间隔着看不见的空间。

那么，我什么时间段打呢？

我算了一下头儿们的作息，上班的时候他们在办公室，这时候打过去他们人在，但问题是，这个时段我也在办公室，众目睽睽之下我怎么打这电话？

下午，人力资源部突然通知，“首席项目员”答辩评议会提前到明天下午，因为后天有省里领导来公司视察。

我一下子变得急了，因为要打电话的话，也只有今天下午了。

到哪里去打这种电话？

我想不好，一趟趟上洗手间。洗手间很大，空旷无人。突然，我决定了就在洗手间里打吧。

在洗手间，我照着公司通讯录，用手机一个个拨过去。我压着嗓门，大致说了我的意思：××老总，你好，我们平时也没机会合作，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次请你支持我。

这样直奔主题，一定很傻。但如果不直奔主题，那么怎样才能委婉表达？

时间紧迫，我想不出好办法。管他的，意思到了，他们知道我在求他们了，也就够了。

他们在电话里有的客气，有的一下子严肃起来了，有的“哦”一声，有的说“我了解我了解”，有的说“你搞错了，这次我不参加评议”。

而虞总一听我报了自家姓名，就说：这事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了，好了。我想，我还没说什么呢，他知道我想说什么？

他在那头说：年轻人要自信。

我一急，就结结巴巴地说：虞总，不是我没自信，而是生怕自己不谦虚。我想，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尊敬。他说：那我知道了，知道了。

一圈电话打下来，有的人反应客气；有的人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南极；也有一些人的语态，则使我直觉他绝对不会投我的票，虽然他也算客气，比如张战主任等等。

坐在洗手间里，我安慰自己，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多大意见，而是因为在这办公室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他们有自己要托举的人。而对于钟雷主任，我没打，因为我知道打也没有用。

在下午三点的时光里，我在洗手间悄悄给上司们打电话，因为害怕别人听见，我拿着手机压低嗓门，打着打着，觉得这是荒诞剧的场景。

我的手心在出汗，耳朵异常敏感于对方的每一声气息。

等到我关掉手机，我发现自己需要心理咨询。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爸刚好来看我，我就对他说起这事，我说：难受，特别难受。

他瞅了我半天，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这一代人可能太顺了。求人算什么？想当初，我师范毕业时，你妈刚生下你，拖着两个孩子在老家，家里无人照顾，我想分回老家，就去求系里的党支书，他那张脸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听了一句就掉头走开去了，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俯身跟着，一边跟着，一边低声哀求他……

我爸对我说：其实你毕业的时候。也一样啊，我和你妈为了能让你留在省城，托人找单位，那么大的下雪天，听到一点点线索，就亲戚家、老同学家一家家地拜访。我记得有一次从我一个老同学家里出来时，你妈妈泪流满面。

我爸说：人，不求人只是因为还没到底线，到底线了的时候，小人物哪会不求人？求人算什么，那些快下岗的，那些在找饭碗的，如果能有人求的话，谁都理解他们，没人会看低他们。我们陈家这一路过来，什么时候不求人啊？

他把我的头抱在他的怀里，我感觉到了他的难过。

“首席项目员”答辩会开场。

公司头头脑脑们坐在会议室里，我们轮番进场，抽题，回答。

在外面候场的人，神色各异。张野脸上带着冷傲，他说：陪绑，陪绑。杨青坐在一边抽烟，他的淡定，使我劝自己别紧张——紧张就是自作多情，谁不知道我这是在走过场？我走到这一步，已经可以了。

因为是竞聘“首席项目员”，所以我猜测题目可能会比较专业。为此，这两天我翻了不少经济专业书。但当我走进会议室，抽出那张答辩纸时，我还是吃了一惊。

我对着那些头们，把题目念出来：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同事，他们都在忙着。一会儿之后，其中一个去上了厕所，回来后，他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机没了。如果你是领导，丢手机的那个悄悄向你反映这事，你怎么处理？

这题目出乎我的想象，我脑子短路了，这题目也太像脑筋急转弯啦。当然，也有点像这两年的公务员考题。

我听见虞总在轻声对钟雷主任说：嘿，这是我出的。

我想，他一定觉得处理这种事的技法很重要。于是，我说：如果直接把另一个找来，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他跳起来不承认自己拿，那么这后面的事就有些难办了，两个同事日后的关系紧张不说，如果一方死不认，怎么办？报警吧，事搞大了，丢了公司的脸；不处理吧，这事传来传去的，如果那个真的没拿，对他也不公平，而且他会想另一个怎么把自己想得这么坏，这如何是好？

虞总说：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大家都笑了。

我说：把另一个找来，不说他拿没拿，而说单位里最近许多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没人，东西要放好。看他的脸色有没有紧张，再判断……

钟雷笑起来说：你还会相面啊。

我支吾起来，说：要不，坦诚地告诉嫌疑人，说自己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希望他大气一点，协助自己处理这事。如果拿了，就以影响最小的方式还回去，这事他知你知我知，就到此为止；如果没拿，那么我们该一起把那个丢手机的同事找来，坦然地谈谈这事，这比在心里揣摸半天好。那样以后就没事，问题就解决了。

我看见好几个人在笑，李瑞也冲着我笑。我不知他们的意思。虞总说：噢，你说的是用真诚感化他们。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说：要不把嫌疑人找来，把这道题改头换面一下，说自己看了一道题，是办公室丢钱包的事，出给他，让他回答。

他们哈哈大笑，笑到我心里没底了。我说：手机现在也不贵啊，这事搞得这么复杂，我干脆买一个送给那个丢手机的，当作本月业绩奖品，当众奖励给他。那个拿手机的看到这情境或许会触动，怀疑你们知道是谁拿的了，只是为了维系办公室的和谐氛围，不来和他计较，他就收敛一点；而那个丢失手机的，一方面觉得领导站在自己一边，一方面觉得损失补回来了，再一方面觉得自己对另一个有德道优越感，他就不吵了，少给领导添乱了，办公室就和谐了。

说着，我自己也笑了。我嘟哝：给他买一个吧，买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