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时光Ⅰ

其中尤以老师晚年时出版的短篇集《草径》中收录的《老公爵》和《“隐者”日记抄》让我格外难忘。

《老公爵》是根据之前为写二·二六事件而采访西园寺公爵周遭人事时获得的资料写成的;《“隐者”》应该是用了间谍m的追踪采访资料。两者都是《昭和史发掘》的主要主题。

《文艺春秋》尚在连载《草径》的某日,年轻的责编从松本家回到出版社后,转达了老师下一个主题想写《园公的二·二六》。

“伤脑筋!那根本不可能。”我说。因为我判断,就小说题材来说那太单薄。可是责编为难地表示“这是老师的强烈希望”,所以我也只好把资料整理出来,送去给老师。我刻意没打电话询问意见。

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天后,老师回话说“这样没法写,算了”。我知道他一定会面不改色地说要暂停连载。虽然明知他老人家已年过八十,会有这种反应也在所难免,但站在编辑的立场上,毕竟还是不希望开天窗。

我想起之前在搜集二·二六事件的资料期间,曾看过西园寺公爵家的管家熊谷八十三氏的资料,应该很丰富。那时熊谷氏给我看的日记塞满了整个壁橱的下半部分,那段如见宝山的记忆至今依然鲜明。我立刻从手边的笔记中勾选出老师可能感兴趣的时期。但接下来可麻烦了,我请出版全集的工作人员分头去抄写了好几次,趁他未失去兴趣之前总算及时将资料送了过去。

结果老师的回应来得很快,责编笑眯眯地回来报告说他高兴地说“有意思,这下子可以好好想想了”。

我这边也紧急调度,因为想确认当地的氛围,便带着责编跑去兴津采访。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二·二六事件当时负责坐渔庄警备工作的前警官。除了警备体制和轮班执勤制度外,还具体掌握了工作时的状态。

后来,又拿到了故事发生舞台坐渔庄的地图,老师专心投入,稿子得以顺利完成。

至于间谍m,算是我暌违已久的单独采访。某天早上,我接到老师的电话,吩咐我“来一下”。我去报到,老师便问我:“你这次能否像以前一样单独行动?”感觉上老师似乎想说:“m是个棘手的主题,他有很多微妙的问题,枉费你好意安排了工作人员,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我倒是求之不得,立刻踏上旅程。没想到追寻m的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但这是《昭和史发掘》结束后一直在追踪的主题,所以我做得很起劲。甚至到老师说“够了,你可以回来了”时,我还在穷追不舍。最后终于将所有的谜团解开,我才安心结束这趟漫长的追踪m之旅。

《草径》在老师去世的前一年出版,书中收录了我也陪同赴欧采访的三篇作品及与《昭和史发掘》相关的两篇作品,算是很有纪念性的作品集。我编辑过很多松本清张的书,最后能交出这本书实在很幸运。老师一生执著的短篇,而且是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作品,都让我对他的晚年感慨万千。

从他利用过去的工作经历演变出其他作品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松本清张自由自在的创作力。老师的想象力异常丰富、表现手法自在洒脱,能超越时空自由翱翔。但这些只有责任编辑欣赏得到,实在是太可惜了。

清张故后,我们打算为他立一座纪念馆。建馆初期,我苦恼于有什么方法能传达出他的特质。

就在纪念馆落成、举办预展的那一天,我在至今大多数人都匆匆经过的“作品系统图”前被某人叫住了。

对方问我:“这是怎么完成的?”

我回答:“在出版全集时,我们制作了所有作品的资料卡,然后分领域,再依时间顺序排列。希望能用点和线的方式表现作家创意的纵横穿梭、自在洒脱,造成一种视觉效果。”

“你一定煞费苦心吧。”对方这么安慰我。

那时,得知当地也有这样的知音,顿时让我萌起勇往直前的勇气。或许这也是清张作品散发出来的力量。

鳗鱼、葡萄酒与清张先生

——前《周刊朝日》总编、常盘大学教授、散文学家重金敦之

赤坂的日枝神社旁有一家名叫“山之茶屋”的居酒屋,那里的招牌菜是鳗鱼。那是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十一月,我和松本清张先生初次会面之处。当时我奉命担任翌年将在《周刊朝日》开始连载的短篇推理小说的责编。那一年也是我入社的第二年。

可能是因为清张先生指名要“年轻、有劲头的记者”吧。但我们社里的大人物似乎有些不放心我这个菜鸟,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问我:“你之前担任过哪些作家的责编啊?”

我回答:“我帮结城昌治先生编过《白书堂堂》。”

对方咕哝着:“这次可是更大牌的人物哦。”然后便在那边为“该去哪间餐厅才好”而兴奋不已。

说起清张先生的短篇魅力,是通过《周刊朝日》的《黑色画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连载)而广为人知的。之后又发表了《天保图录》(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连载)。当时敝社正想拜托他发表《黑色画集》的续集。

《黑色画集》的责编是当时的副总编,即儿童文学家永井萌二先生。《天保图录》的责编则是精通相扑界的殿冈驹吉先生。如今两人都已过世,但当时他们都曾恳切细心地传授我该如何与清张先生相处。或许年轻的我看起来真的很不可靠吧。

说到清张的作品,我高中时曾沉迷于月刊《旅》(日本交通公社出版)连载的《点与线》(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连载)。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升学考试,但因为一直憧憬登山和旅行,所以是《旅》和《alpu》(创文社出版)的忠实读者。后来得知画家山藤章二先生读过《旅》上面的《点与线》,我们俩还曾经热烈讨论过一番。

一边吃鳗鱼一边聊天,这场不知该说是见面礼还是洽谈公事的会面总算顺利结束了。初次见面我顶多觉得: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松本清张先生啊。至于当时说了什么,我早已忘记,连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的交情竟会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他过世为止。

另外,那天清张先生一眨眼就把眼前的鳗鱼吃了个精光,还冒出一句“这样就没了吗”,令举座众人甘拜下风。他不喝酒,年纪不到六十岁,食欲很旺盛,也难怪会一下子就吃光了。从此我学到了一课:吃鳗鱼,往往三两下就结束了。如今的鳗鱼料理店,似乎动不动就搬出一大堆菜色;但在当时,顶多只有鳗鱼片、烤肝脏及烤鳗鱼。

一开始题目定为《黑色样式》。我至今还记得临别之际,用事先备好的车子送他离开时,我说了一句“考虑不周”并向他道歉。翌日,据说社里那位大人物还特地跑来对我们的总编辑说:“‘考虑不周’这种台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的哟。”我本来很想顶他一句“不知是哪个笨蛋选去‘山之茶屋’吃饭的”,但最后还是咽回肚里。

过完年,从第一篇《刹车》开始连载。这个故事只要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变成阴森风格,不过清张先生深知《周刊朝日》的读者层,并刻意用淡雅的笔调轻描淡写地收尾,这是其他作家望尘莫及的绝技。关于这篇作品,我不记得做过特别采访。

接着,为了第二篇《犯罪广告》,我去拜访了有“鱼博士”之称的末广恭雄先生,请教海蜇的问题。清张先生也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海蜇这种会附着在生物尸体上、在海中散发妖异光芒的浮游生物的。最近已经可以在东京湾横断道路中间的人工岛“海萤”上亲眼看到真正的海蜇了。

后来又为第三篇《微笑的仪式》搜集有关笑气的资料。老师给我出的难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面带古希腊雕像式的微笑(archaicsmile)而死?”我记得当时真是伤透脑筋。不过,幸好我打从高中时代就对“笑容古拙”的奈良飞鸟寺佛像与和辻哲郎的世界很感兴趣。对于忙碌的周刊记者来说,搜集这些相关资料也算是忙里偷闲。至于《两个声音》(第四篇),我特地去请教了号称在“野鸟叫声”的录音技术方面首屈一指的nhk制作人。

第一篇《刹车》连载了八周,结束后紧接着就开始连载《犯罪广告》,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前一个故事刚进入尾声,清张先生的日程里早已塞满下一篇作品的主题了。说得不客气一点,他对“解谜”和故事的“落地姿势”向来不太在乎,反倒比较喜欢构思下一篇故事。

品鉴葡萄酒时,所谓“后味”这种留在舌尖上的余香也会被列入评价,但清张先生的作品多半都出乎意料地草草收场,爽快的后味是他的特征之一。我看他总是埋头写作,除了工作也很少出去玩。有一次,我逮到机会问他:“老师觉得什么时候最快乐?”结果他的回答竟是:“连载大致结束,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

《黑色画集》的第一篇《遇难》连载了十一周结束,而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的《证言》只两个星期就结束了,真是名副其实的短篇,甚至可说是超短篇。

在《黑色样式》中,《刹车》和《犯罪广告》都是八周就结束了,但《微笑的仪式》登了十周,《两个声音》更长达十七周,到了第六篇《雾笛小镇》(后改名为《内海之轮》)甚至成了连载三十七周的“长篇”,实在很难称为“短篇”。

我觉得他自己本来没有打算写那么长,只是对登场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状态描写得太细腻了,不知不觉就越写越长。但读者总是期待新的事件发生,要求故事加快节奏。《黑色仪式》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四年后在《周刊朝日彩色别刊》上刊登的老师的短篇《两本同样的书》(一九七一年)问题就有些大了。季刊型杂志上的文章通常都是一次登完,可是老师的作品却不见结束,加上又有页数限制,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在电话中不小心脱口说出:“老师,您的故事好像太冗长喽。”

清张先生一听果然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就激动地吼我:“什么冗长!就是因为你们只晓得追着情节跑,所以我才讨厌写推理小说!”但他本人大概也心知肚明,想必这句话正好说到他的痛处了吧。

在一旁听我讲电话的伊藤道人主笔(后来成为《朝日俱乐部》总编,现已故)一脸被我打败的表情安慰道:“你竟敢说他写得太冗长,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不过这本来就是事实,也没办法。”当时清张先生六十一岁,我才刚满三十。现在想想,都是因为年轻气盛才会说出那种“考虑不周”的话。

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涉案双方在法庭上争论有无金钱往来之际,首相秘书榎本敏夫之妻三惠子出庭作证说曾听丈夫说收到了五亿日元,成为关键性证词。由于此案也毁了榎本,就像蜜蜂蜇人后自己也会死亡一样,这句话日后渐渐成为流行语。

传说古时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就在如今的北九州。

西园寺家位于伊豆的别墅。

结城昌治(yukishoji,1927—1996),日本冷硬派推理小说作家,一九六一年凭借《黑夜结束时》获得第十六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和辻哲郎(watsujitetsurō,1889—1960),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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