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摩河的水开始变暖，冬季被拉上岸来晾晒的小船己涂上了鲜艳的油漆，等待着游客。

水温变高，鱼也就爱上钩了。住在河边的六十岁的新井老人，在中午近十一点时精神饱满地出门钓鱼去了。他原在m公司工作，五十五岁才退休，以后又以非正式职员的身份继续工作。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他才彻底辞去了工作，离开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公司。他有养老金，还有些积蓄，三个孩子都独立生活，家里只有他和妻子文子两人，生活还可以。但他是个爱劳动的人，感到时间多得很，于是便把时间用在钓鱼上了。

新井对什么事都很入迷，钓鱼也是如此，幸好多摩河近在眼前，所以只要不下雨，他每天都去钓鱼。

今天，新井仍旧走到六乡铁桥下，在岸边的草丛中坐下，这是昨天钓上一条近三十公分长的鲫鱼的地方。他叼起一支烟，缓缓地着手钓鱼前的准备工作，放上鱼饵，然后把鱼钩甩出五、六米远，便静静地环视起河面。他的视线在上游岸边停住，那里漂浮着一伴浅茶色的大衣。

“谁扔的？现在的人净干这种事，扔了多可惜！”他咂了咂嘴。这时，河心传来马达声，一艘摩托艇驶了过去。浪花猛打过来，他急忙举起鱼杆。浅茶色的大衣也受到波浪的冲击大晃起来，新井突然悲鸣般“啊”地叫了一声。

原来，那件浅茶色的大衣是一个穿着大衣的年轻女人的尸体。

（二）

巡逻车到达时，在附近高尔夫球场参加比赛的一伙人已聚在现场。蒲田署的刑警们在没膝的水中把漂浮的尸体拖过来，仰面朝天横放在干燥的地面上。

“真年轻啊！”一位刑警以沉重的语调在嘴里嘟哝着。女尸确实很年轻，看样子只有二十二、三岁。死对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可悲的，而这么年轻轻就死了，更使人感到更加可悲。

验尸官慎重地检查了尸体，对刑警们说：“仅能肯定是溺死的，死亡的推定时间不做解剖还搞不清楚。”

运送尸体的汽车开来了，把尸体运往大学医院解剖。之后，刑警们开始搜查尸体漂浮的岸边，这是为了寻找能确认死者身份的东西，因为她的大衣口袋里连一件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发现。约三十分钟过后，在离尸体二十多米的上游，水深五、六十公分处发现了一个妇女用的手提包。

手提包相当旧了，刑警们慎重地检查包里，以便确认是否是死者的东西。包里装有化桩品、粉盒、手帕等，没有发现饯包，可能是被盗走了。在手提包的内侧发现了一张湿了的名片。

一位刑警小心地把它揭下来放在掌心上，读着印在名片上的字：““时代周刊”编辑部青木康二。”

大学医院对运来的尸体立即进行了解剖。没有外伤，肺部进水，明显是溺死。为了慎重起见，对肺里的水进行了水质化验。奇怪的是，水的成份与多摩河的水不一样。这说明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溺死后送到多摩河，扔在这里的。也就是说，他杀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解剖的医师在报告书中写道，死亡的推定时间为今天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

杀人的嫌疑十分明显。下午一点，在蒲田署成立了搜查本部。

（三〕

同一天下午一点十五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十津川省三警部被本多课长请去。

身体一直很强壮的十津川，因感冒身体很虚弱，今天仍然流着鼻涕。他在走廊里站住，用手帕擦了擦鼻涕，然后敲了课长室的门。

本多面色为难地迎接了十津川：“感冒怎么样了？”十分清楚，他决不是为了这件事才把十津川请来的。

“不要紧，”十津川笑了笑，反倒问起本多，“发生了什么为难的事了吧？”

本多没有马上回答，待了一会儿，考虑着如何开口。

“在多摩河发现了一具溺死的年轻女人的尸体，这事你听说了吧？”本多用轻轻的语调开了口。

“是蒲田署的事吧，听说了。”十津川在椅子上坐下，用手托着下巴。

“还不清楚她的身份，但从被认为是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了一张名片。”

“是“时代周刊”社记者的名片吧，这不是查明她身份的线索吗？”

“不！”

“不是线索？”

“不一定是。因为手提包里还有另外一张名片。”

“这倒一点儿没听说。”

“这是因为已经向蒲田署下达了严禁扩散的命令。”

“这张名片这么成问题？”

“就是这张名片。”

本多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名片放在十津川面前。名片象是湿过再被弄干似的翘着，净是些小小皱纹，但却使十津川的眼光闪亮。当然不是为了这些，使他兴奋的是名片上的字：

武田信太郎文京区本乡东1—1—1

这是一张没有头衔的简单的名片，但武田信太郎与现任运输大臣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仅仅是一张名同人不同的名片，本多是不会提出它有问题，因为这位课长是不会随便就抬出某个人来的。

“大臣的名片，是吗？”

“让他的夫人看过了，说肯定是大臣的。据说，在一般的交往中大臣都使用带夹衔的名片，上有住址、宫职。没有头衔的名片，大臣只交给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正如你看到的这张这样，大臣的署名原样印在名片上，看上去每张都像是手写的，实际是印上的。”

“大臣现在不是在国外吗？”

“是的。世界交通会议昨天在伦敦开幕，他同随员去参加了。回来时要在美国停留，四月一日回到日本。”

“请等一下。”

“什么？”

“这张名片既然是武田大臣的，难道杀人者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认为这张名片成不了武田先生与女尸有关的证据？也许这张名片是在别人那里传来传去，最后传到死者手里的。况且，要是武田先生从昨天起出席伦敦会议的话，他肯定不会是凶手。因此，不是没有必要保密了吗？”

“这件事有两点不同：第一是哪儿都没有查到死者与大臣有关系的证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不见得就不会出现微妙的关系。第二个理由最重要，你还记得两年前中央银行日本桥分行发生的五亿日元诈骗案吗？”

十津川“啊”了一声，他想起了两年前那桩案件。因为此案是由搜查二课办理，他未插手，所以详情不太了解。但他从报纸报道中有所了解。

两年前的七月二十六日，大选迫在眉睫。当时武田信太郎是保守党的竞选委员长。当天下午两点，中央银行日本桥分行行长野上保之接到保守党干事长田岛挂来的电话，说是想通融五亿日元做为竞选资金，由市谷的保守党会馆担保。并说此事将委托官房副长官武田先生前来交涉，请多关照。

野上与武田是同乡，见过几次面。他认为田岛干事长可能是为此才指定武田来承担交涉任务的。

下午两点五十分，两个男人手持武田的名片乘车来到即将关门的银行。两个人的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身穿藏青色西装，大有精明的职员之感。其中一人自称叫松崎，是武田的秘书。野上所以相信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武田的名片，这种名片野上曾从武田那儿得到过。名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借用证现金五亿日元整保守党竞选委员长武田信太郎。”并且盖上了印鉴。野上认定笔迹是武田的，便把准备好的五亿日元现款交给了来者。这两个人凭着这张名片把分装在五个铝盒里的现款，装进汽车拉走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不仅干事长的声音是别人的，连名片背后的字、印鉴都是巧妙的伪造。唯有武田信太郎的名片是真的，分行长野上顺顺当当地上当也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野上承担了责任，辞去了中央银行的工作。

警视厅搜查二谋追查了这起案件，制作了这两个人的剪辑照片，并从名片上取到了一名罪犯的指纹。

武田信太郎的名片是一个月前印制的，印了二百张。武田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凡是他给名片的人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共是七十九人。就是说在一个月之间有七十九人得到了这种名片。警察逐一核对这七十九个人，三个星期后核对完毕。结果收回七十七张名片，剩下的两个人声称名片丢失了。

一个人是兼田制药公司经理兼田久志。他的住宅六月底失火被烧掉了一半，武田的名片与别人的名片一起在这次失火中烧掉了。警察判断，每年交所得税居上位而有名的六十岁的兼田，是不会利用武田的名片去诈取五亿日元的。

有问题的是另一个人。这位名叫中井良久的青年与武田一样，都是出生在西鹿儿岛。年纪三十二岁，在东京都内有十五家联号的饭馆。他是在一次晚会上遇到官房副长官武田信太郎的，由于是同乡，青年实业家得到了武田的名片。一周后他又亲自到武田府上拜访，并请武田题了字。

中井硬说不知怎么丢失了武田的名片。但经警察查明，他经营的饭馆营业状况很糟糕，己出现近六亿日元的赤字。他的相貌很象剪辑照片中的一个人，野上分行长也证明他很象拿出名片自称松崎者旁边的那个男人。

中井被拘留审查，但他利用警察的一时疏忽，用隐藏的玻璃片切了自已的手腕，自杀于血泊之中。

搜查本部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井或许是无辜的；另一种则认为罪犯是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自杀的。警察大们多倾向后一种看法。

两年，不，确切地说是一年零八个月过去了，既没有发现这五亿日元钞票，也没有查到另外一个人。在这期间进行了大选，尽管政府有许多弊政，但保守党还是获胜了。内阁第二次被改组，武田信太郎当上了运输大臣。

（四）

“明白了吧，所以这张名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多盯住十津川。

十津川表示同意：“可以有几种考虑，如果这张名片是中井丢矢的，那么他便是无辜的。”

“对的。”

“那么，问题就是罪犯所利用的名片究竟是谁的。会是兼田制药公司经理去失的那张吗？”

“不会。兼田的住宅确实失了火，当时名片被火烧掉是不会错吧。”

“这就更奇怪了。”十津川说，“当时去向不明的名片说是只有一张，而实际上有两张。”

“正如你说的那样。”

“但是，课长！搜查二课不是查证了案件发生时去向不明的名片只有一张吗？”

“查证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是武田先生搞错了。”

“这怎么讲？”

“当时搜查二课查证了所有名片；武田记在笔记本上的是七十九张；手里留有一百一十六张；还有五张因为折了或脏了，武田把它们撕碎扔掉了。这样合计是二百张。留在武田手申的一百一十六张搜查二课都验证了，这样的话，问题是武田撕碎扔掉的五张。也许是大臣弄错了，其中有几张没记在笔记本上而给谁了。”

“不错。”

“如果这几张名片被滥用，武田先生就要受损失。据说武田先生贪图酒色，不能不考虑酒醉之后把名片交给某个年青漂亮的女人了。如果真是被罪犯利用，大臣肯定要被弹劾。”

“多摩河的死者就是个相当漂亮的美人！”

“是啊！所以我想让你去调查这个案子，大臣的名片一事始终要保密，最好是此案与两年前的案子无关，如果有关立刻报告我。”

“懂了。”

“带一个合适的人去吧？”

“还是带龟井刑警。”十津川答道。

十津川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叫上龟井立即驱车前往蒲田署。龟井是干了二十年刑警的老手，也是十津川最信赖的部下。在车中十津川说明了案情，龟井微黑的脸朝着十津川，认真地听完后说：“首先是要查清死者的身份。”

“对的，龟井君。如果查明了死者的身份，证明与武田运输大臣无关就省事了。我最讨厌乱糟糟的。”十津川笑了，可内心里却有着相反的预感，总觉得在那个女人的手提包里既然有了武田信太郎的名片，他们之间就会有着什么关系。

到达蒲田署，十津川与担任搜查本部部长的署长上冈寒喧起来。

“您来我就放心了。”上冈身体肥胖，是柔道五段的高手，可说起话来声音很尖，女声女气的。

“关于武田大臣的名片一事，下了严禁扩散的命令吧？”

“对记者保密。如果那张名片与本案无关就省心了。”上冈与十津川一样不安。即使明知政治家参与了杀人案，做为负责案子的刑事人员也应当全力以赴追捕凶手。但要是从想不到的地方再施加压力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据说那张有问题的名片是放在死者的手提包里的？”

“最初只发现杂志记者的名片。手提包使用得很旧了，内侧都己磨跛，那张名片是在磨破的缝隙里找到的。”

“查清被害者的身份了吗？”

“还没有。详细情况要问吹田君了，他具体负责这个案子。”上冈说。

吹田见习警部个头不高，但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十津川曾和他在一起搞过三起杀人案的搜查工作，人很精明，才三十岁，但可能是年青的缘故，他过于自信了。

十津川见到吹田马上就问：“被害者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是个美人。”吹田的脸红了，“我想，活着时一定很有魅力。”

“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呢？是公司经理秘书一类的，还是妓女一类的？”龟井问。

“说不好是属于哪一种。”吹田先是对着龟井，接着又转向十津川，“您是怎么想的，马凯鲁、安东列依·弗斯第鲁、阿古阿斯乔、列加比等等。”

“你说的是什么？”

“是有名的服装和鞋的制造商的名字。马凯鲁是法国著名的女装裁缝，安东列依是著名的女靴设计者，阿古阿斯乔是英国的大衣制造商，而列加比则是法国的衬衣制造商。”

“这同被害者有什么关系？”

“检查被害者随身的东西时查明：粉红色连衣裙是马凯鲁的，大衣是阿古阿斯乔的、衬衣是列加比的，靴子则是安东列依·弗斯第鲁的。”

“你懂得不少啊！”

“我哪儿懂啊，最多也就知道有个匹耶尔·卡尔旦（注：法国服装设计师）而已。因为那些东西都不是日本造的，所以我请教了专家。我认为被害者是爱打扮的人，或是出生在有钱人的家里，或是有个相当好的职业。那里……”

“请稍等一下。”十津川用手止住对方，“只是手提包不相称吧？它很旧，内侧都磨破了。”

“是的，而且是国产品，最多不过两三万日元。”

“那么，会不会有可能不是被害者的东西？”

“也曾这样想过，但手提包里有贵重东西，所以仍考虑是被害者的。虽没有钱包，可化妆品却是高档货，香水是法国名牌耶鲁明斯。再请看这个，”吹田取出一个漂亮的银制钥匙环让他们看，“这是在国外买的，在日本得卖两万五千日元。”

“那上边没带钥匙？”

“发现时就没带，不知是被害者刚买不久还是钥匙被凶手拿走了。”

“恐怕是凶手连同钱包和手表一起拿走了。”十津川干脆断定，“同名片上的那位记者取得联系了吗？”

“一小时前给杂志社去了电话。”

“结果呢？”

“接电话的是总编，叫宫下。他说，青木记者去采访蓝色列车，乘昨天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东京始发的“隼鸟”号列车到西鹿儿岛去了。查列车时刻表，“隼鸟”号到达西鹿儿岛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两点四十二分。”

十津川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两点四十二分，还有七分钟。”

“蓝色列车！”龟井露出笑容。

“怎么啦，龟井君？”

“我那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现在对蓝色列车着了迷；经常拿着带镁光灯的照相机和朋友到东京站上去拍照。”

“蓝色列车在孩子中间有这么高的声望吗？”独身的十津川对孩子们的世界一无所知。

“问过那位叫宫下的总编，说是相当了不得呢！”吹田讲起东京站台上成群结队拿照相机和录相机的孩子们的事，十津川不感兴趣地听着。因为被害者是否与蓝色列车有关还不清楚，眼下与蓝色列车有关的是那张名片的所有者。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从“时代周刊”杂志社打来电话，吹田接了电话，对方是总编宫下。

“啊？！门司的医院？”吹田突然提高了声音。

两三分钟后，吹田放下话筒转过头对十津川说：“记者青木康二现在在门司的医院里。”

“医院？！受伤了吗？决不会死吧。”

“那就不清楚了。电话里说“时代周刊”杂志社突然接到门司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是收留了青木康二先生。总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无论如何要去看看。”

“真怪呀？”十津川默默地思考，周刊记者青木被收留在门司医院一事与多摩河漂浮的女尸有关系吗？考虑了有五分钟后他说，“我去一趟门司。”

“您亲自去吗？”

面对吃惊的吹田，十津川仅说了一句：“因为现在我处的地位行动起来最方便。”

办事果断是十津川的特点。在打电话预约了日本航空公司十七点去福冈的飞机票后，他立即离开了搜查本部。

（五）

福冈机场已在夜幕笼罩之中。十津川坐上出租汽车离开了机汤，一到博多站就跳上正好进站的列车。到达门司站时。下起了小雨。

赶到医院时，“时代周刊”的宫下总编还没到。十津川让门卫看了看自己的警察证，然后间起青木康二被收留一事。

担任门卫的女办事员告诉他：“是用救护车从门司站送来的。”

“是倒在门司站的站台上了吗？”

“据说是倒在站台的侯车室（注：日本车站的站台上设有候车室）里。因为身上有酒精味，一开始以为是醉倒了，可是……”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头部受伤。他住在二楼的六号房间，外科的铃木医生负责，详细情况请去问医生吧。”

十津川听她这么一说，就上二楼了。

六号房间是双人房间，一张病床空着，一位年轻的男人头上包着绷带躺在靠窗户的一张病床上。

在房间里，铃木医生歪着脑袋对十津川说：“是警察吗？刚才已有人打听过情况了。”

“我是从东京瞥视厅来的，叫十津川。现在能和本人讲话吗？”

“嗯，可以。头疼也轻多了。”

“伤势怎么样？”

“痊愈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他身上有酒味儿？”

“好像有谁在他身上倒了酒，本人讲一点都不知道。”铃木医生说后，留下话让有事叫他，便走出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青木目不转睛地看着十津川：“东京的刑警先生有何公干啊？”

“有件事想请你协助，说话不要紧吧？”

“不要紧。可是我在夜行列车中受害与东京有什么关系？”

“抽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