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均非常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对令人不快和忧心忡忡的心情有特别强的排除能力。他善于不去想他不喜欢或是不愿意的事情，他也善于让自己不去牵挂他不想操心的事情。二十年坚持不懈地拿女人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做实验，他竟然能够做到从来不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极不道德和伤天害理而心虚胆怯。他有自己的目标，也只有这个目标令他心驰神往。他永远不能忘怀，当他提出的理论受到嘲笑讥讽，被一起共事的同行们斥为没有前途、违反科学而予以否决时，他所体验到的刻骨铭心的怨愤。沃洛霍夫想向自己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点今后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知道，这对他就足够了。二十年来他的头脑中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旦他的理论被证实，会带来滚滚财源。他的钱够多的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杰出的诊断医师和放射性应用治疗血液病的学术带头人，这使他名利双收。通过自己不合法的科学实验牟取暴利，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在他而言，是纯粹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思想。

5月中旬碰到阿尼斯科维茨老太婆，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不愉快。更令人不快的是，这次相遇照她所说并非偶然邂逅。原来，老太婆跟踪他好几个月了。这一次她有意相遇，是要给他上一堂道德课。他平静地对待同叶卡捷琳娜的那次谈话，他并不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认为，阿尼斯科维茨不会再打扰他，不会再在路上截住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太婆不过是要吓唬他一下，教训几句，然后就忘了，依旧忙她的事情。但是，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见面之后不久，沃洛霍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听说了您的实验。我们对实验很感兴趣。考虑一下您的条件，开个价。我们还会给您打电话的。”

沃洛霍夫当即大惊失色，因为事出意外而六神无主，甚至连答话都顾不上了。而打电话的那个人不待他回答，自顾说完就放下了话筒。他一再回想这个电话，力图事先想好几句话，以备他再来电话时好妥为应对。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我没有进行任何实验……”

随即他就明白，这些话都不合适。他们既然打电话，就是说他们知道底细。不承认有什么用？

“我的科学实验尚无结果……”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

“我不拿科学做交易……”

所有这些话在他看来都显得笨拙无力而且不得体，没有说服力，透着做作的小家子气。他明白，他们会以张扬相威胁，不过他对此倒不是特别害怕。他就以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相回敬。女人？不错，有过。那有什么，难道犯禁？孩子？不错，他的女人们生有孩子。难道这是犯罪？在孕妇身上做实验？你们说什么？我是个诊断医生，我运用放射学方法检查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这些方法取得了专利权，是得到承认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哪位妇女需要用我的专长进行治疗，我就给予她治疗，还能怎么样。对了，我曾经用研究所的化验室为自己的情人们做过检查。这不对。你们处罚好了。但是，一不偷，二不砸，并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经常生病？有什么办法。第一，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生态环境极差；第二，这与我本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唉，身体留下很多良好的愿望，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够废止遗传规律。毕竟这都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

总而言之，他不怕揭发。归根结底，没有谁能指认出他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仅仅除了一个声称对他跟踪盯梢列出了名单的叶卡捷琳娜。平心而论，根据她说的数字，她列出的名单确实齐全。但是叶卡捷琳娜死了，死得恰逢其时。然而沃洛霍夫博士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方法交到别人的手里。他全都了然于胸，什么人为了什么需要这种方法。现在，实验臻于完善，只需等着卓娅和薇拉的孩子出生了。他相信他就要大功告成了。他学会了挑选智力优越、身体耐力与韧性超群，同时又绝对顺从听指挥的人做实验。理想的执行者在居心叵测的人手中，既可能成为超可靠的警卫和不屈不挠、不知失败的士兵，也可能变成狡猾的罪犯和雇佣杀手。

沃洛霍夫不想把自己的方法教给任何人，因为他清楚地看见了其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当陌生人终于第二次打来电话时，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也不打算向你们出卖什么。”

“好吧，”电话那头说，“您是舍不得。我们自己来向您讨教您的方法。”

这次通话之后的几天中，沃洛霍夫坐立不安，提心吊胆，等着随时有人来抓他捆他，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刑讯拷问；或者到他家破门而入，偷走所有的笔记；或者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既没有攻击他，也没有偷他的文件。于是他渐渐平静下来，终于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情了，就像同阿尼斯科维茨谈话时他对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见我不怕他们，也就缩回去了。”这样一想，人也轻松舒服了许多。沃洛霍夫博士排除不快和惊恐意念的机制又正常运转了。

然而今天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告诉他说，有人绑架了娜塔莎-捷列辛娜。娜塔莎是他稍大一些的孩子之中惟一表现出非凡智力的孩子。奥莉娅要不是脑损伤，也应该跟她一样。但是奥莉娅的智力停止了发育，只剩下了超常的记忆力。他实验过这种方法的其他孩子还都太小。可是娜塔莎已经17岁了。就是说，电话上的威胁不是说说而已。绑架这个姑娘是为了仔细地检查她，试图查明沃洛霍夫究竟在她的身上下了些什么功夫。他们会做各种化验，让她遭受种种折磨人的折腾，包括穿刺取脑脊髓液。他们要对沃洛霍夫的方法探根究底。接着他们会对伊拉下手。当然，绑架伊拉要复杂一些，她不像她的半瘫痪的妹妹那样不堪一击。但是对伊拉完全可以采用欺骗手段，让她乖乖地、不吵不闹地跟着走，而且让别人不必找她。他们也需要伊拉，因为她已经向所有的人展示了她的连续工作能力，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如果需要，甚至可以不睡觉。仅仅从一个娜塔莎身上，他们弄不出什么名堂，他们只能用一系列的取样、检查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可是如果同时再对伊拉进行检查，那么他们就可能得到完全适合应用的结果。

不能让他们得逞。

摩尔曼斯克刑事侦查局的同行们对执行莫斯科市检察院侦查员的委托不是特别着急，但是还是做了该做的工作，虽然没有在一天之内做完。根据电报中指出的回电地址，在波利亚尔纳亚街确实有第二十号门牌，但那是一家大工厂的行政机关，根本没有什么三号楼，更没有什么九号住宅。电报底槁找到了，注销后发往了莫斯科。只需等着，看鉴定专家对比电报底稿和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练习本笔迹后如何说。各种字体的笔迹，第一眼看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不能排除模仿的可能性。

收到米沙-多岑科关于沃洛霍夫博士下班后到索科尔尼科夫区去了的通报，尤拉-科罗特科夫立即走进隔壁娜斯佳的办公室。

“听我说，我们的博士好像终于决定要同伊拉-捷列辛娜见面了。这是为什么？”

“是吗？”娜斯佳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眼睛中亮光一闪，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我明白了。我真笨，尤里克！我怎么没有马上猜到这一点。快走。”

“去哪里？”科罗特科夫奇怪地问。

“去找捷列辛娜。走吧，尤尔，快走，在路上我再向你解释。”

科罗特科夫的汽车太陈旧了，每当车速超过五十公里时，它就“呲呲啦啦”直响。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快速赶路与谈话之间作出选择。娜斯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牺牲速度。

“如果我不对，反正我们也赶不上。如果我对了，又没有必要忙着赶。”

“你别打哑谜了，”科罗特科夫着急了，“赶快解释吧，你答应过的。”

“你记得我和你都曾经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藏头露尾的萨沙-尼古拉耶夫叔叔基本上只关心娜塔莎，偶尔看看捷列辛的两个小孩子，从来不去关照伊拉，虽然严格说来，恰恰是她比其他几个孩子更需要帮助。后来一旦清楚萨沙叔叔就是沃格霍夫博士，我们好像都忘记了自己的疑问。要知道我们中间当时出现过一种说法，这个传奇般的尼古拉耶夫是娜塔莎的，也许还加上两个小孩子的父亲。因此，科斯佳-奥里山斯基才敢对沃洛霍夫摊牌，告知他的女儿娜塔莎被绑架的消息。不料打了个正着。现在你看会有什么好戏。沃洛霍夫对自己的情人斯米尔尼亚金娜玩花招，把她带进自己的家里，同时却让她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在国外出公差的朋友的房子。我们先撇开他为什么这么说的问题不谈。可以理解，既然他不想同任何人结婚，并且为此编造出了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妻子，那么关于住宅他只好撒谎。但是我们的朋友塔什科夫断言，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绝对不是傻瓜。她沉默寡言，温顺随和，历尽坎坷，但是并不愚蠢。听明白了吗？”

“还没有，你把她说得太精明了。要我明白什么？”

“是房子。经常住人的房子和偶尔去住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它们有区别，明白吗？气味、地板和家具上的灰尘、厨房的食品，还有好多特征，都能辨别出房子的不同用处。尤里克，相信我的话，觉察不出这种差别的女人还没有出世。这些正是女人的生活路线，料理家务、收拾房间的路线。男人们在二百次中只有一次会发觉这些琐事，而娘儿们却会时时刻刻发觉。现在你回答我，斯米尔尼亚金娜能不发觉这种差别吗？”

“看来，她没有发觉。”

“那她为什么没有发觉呢？”

“瞧你，阿西卡！”科罗特科夫生气了，“你干嘛紧追着我提问题啊？你自己问自己答好了。我是你做实验的小兔子吗？”

“嗬，发火了，”娜斯佳笑了起来，“冷静点，听我解释。她没有发觉差别，是因为没有差别。”

“怎么会没有呢？你自己刚才说的，沃洛霍夫把她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塔什科夫对此不完全知情。或者你在怀疑？”

“不，尤里克，我没有怀疑。沃洛霍夫在小谢苗诺夫斯卡亚街注册的房子同他的外交官朋友的房子，是同一套房子。只不过沃洛霍夫不住在那里。”

“一部精彩的电影。据你看，他到底住在哪里呢？”

“在伊拉-捷列辛娜的家里。”

时间将近晚上9点，伊拉还在家里，她16点钟之前要到“格洛利亚”去上班。

“哦，”看见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她惊惧地说，“你们找我吗？”

“不完全是。你的房客在家吗？”

“是哪一个？伊里亚斯？他不在，他回来得晚。”

“那另一个呢？他好像叫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他在家，叫他吗？”

“不用。我们到他的屋里看看。他住在哪个房间？”

“就是那一间，”伊拉指了指，“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你记得我们同你谈过奥列格吗？”科罗特科夫插进来说，“当时你对我们说，有一次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你还没有下班，他同你的房客谈过话？”

“记得。不过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想问问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这件事。”

他们敲敲伊拉指的那个房间的门。

“请进。”屋里有人说。

娜斯佳瞥了一眼科罗特科夫，看见他的嘴唇抿成了细细的一条缝。他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

看见科罗特科夫，沃洛霍夫连身体都没有动一下，他手捧着一本书坐在沙发里，似乎长在了上面。尤拉第一个进去，娜斯佳跟着进去后，小心地掩上了门。

“晚上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她声音不大，以免让伊拉听见，“您还在不厌其烦地蒙骗周围的人吗？也许，我们终于该正式谈一谈了。”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我已经全都对检查机关的侦查员说了。不错，伊拉也是我的女儿，我想离她近一点。这有什么可指责的？你们认为我应该告诉她，她的母亲生的都不是丈夫的孩子，她真正的父亲是我吗？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不得安宁。”

“先停一停，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请您让我们坐下来，表示一点你不知为什么没能让自己的女儿养成的礼貌。何况，不应该归咎于她，她过的这种生活使得她顾不上温文尔雅。不过您的生活相当圆满，所以您完全有能力讲究绅士风度。”

沃洛霍夫站起身，表示抗议地把书放到书架上。

“请坐，”他冷冰冰地说，“不过，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你们应当向我保证……”

“您是向我们提条件吗？”科罗特科夫打断他，微笑着露出怀疑的神色，“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大概有点不大明白。”

“我坚持不让伊拉知道这件事情，”沃洛霍夫固执地说完，“否则，我将不同你们谈话。”

“太苛刻了，”娜斯佳笑着说，“您不正确地估计了形势，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可以长时间固执地同我们讨价还价，因为我们不是诉讼人，如果您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来找您谈谈，您却拒人于千里之外，把您的条件强加给我们，我们又不同意这些条件，只好和平地退出您的房间。您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吗？我们去找您的长女伊拉，告诉她您不通情理地坚持瞒着她。而明天，您会接到侦查员的传票，他与我和尤拉-维克多罗维奇不同，正好是诉讼人，他有权力要求您做证，而不问您的意愿，更不理会您因为难堪想给他提什么可笑的条件。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使您觉得合适，我们就不再占用您的时间，也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了。现在由您决定。”

“劳驾，我求你们了，不要对伊拉说。”

“当然，”娜斯佳痛快地同意了，“如果这样做对破案无害，我们什么也不会对她说。那么，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对您描述一下总的情况，好让您大体上有所了解。许多年以前，您的女病人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介绍您认识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有很长很长一段时期，您都同加利娜-捷列辛娜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捷列辛娜的四个孩子中至少有两个是您的。后来，捷列辛娜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她铤而走险做出惊人骇世之举，想把四个孩子和自己都置于死地。不幸中之万幸，所有的人都活下来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您定期，虽然不很经常，到医院探视孩子们——娜塔莎、奥莉娅和巴甫利克。您去的时候，自称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萨沙-尼古拉耶夫叔叔，而且您只固定在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的值班时间到儿科病房去。此外，您还定期到加利娜-捷列辛娜住院的残疾人疗养院去，但是只同修女马尔法小姐交谈，她负责照料加利娜，可以详细地向您提供她的身体情况。近些年来，您使用化名在自己的女儿伊利娜的家里租用一个房间。上述这些情况属实吗？”

沃洛霍夫默默地点点头。

“还有，今年5月，您在长时间中断来往之后，又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见了一次面。此后，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死人事件。先是阿尼斯科维茨死去，接着是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然后是马尔法小姐和护士梅利科娃。死的都是认识您并且知道您同捷列辛一家的关系的人。除了死去的这些人，只有一个娜塔莎能够确切地指出，说您就是到医院来看她的家庭的朋友萨沙叔叔。娜塔莎被绑架了。我希望她还活着。您的眼神吃惊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想说，您是第一次听说这几起死人事件吗？”

“天哪，当然……我从哪里知道？关于阿尼斯科维茨我听说过了，而其余的几起我不知道。是谁杀了她们？”

“有趣的问题，”科罗特科夫哼了一声，“要是从您这里听到答案就好了。”他当场把话挑明。

“从我这里？为什么是从我这里？怎么，你们以为是……”

“正是，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恰恰是您隐瞒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病态嗜好，您长期以来关于生病的妻子和小孩子的谎话，您关于外交官朋友的住宅的诡计，迫使我们认为，您并非一切都合乎常规。为了让我们把您当成一个正派人，您的周围有太多的骗局。”

“但是我跟这些谋杀没有任何关系呀。你们凭什么这么看？多么愚蠢！”

“不要急于评价，”娜斯佳平静地说，“我还没有跟您说完。前不久，您的病人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热斯杰罗娃曾经向您转达了她的丈夫为他认识的一位姑娘咨询的请求。您同意了，约定了门诊时间，后来又取消门诊并约定了另一个时间，推后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奥列格-热斯杰罗夫也牺牲了。您知道了他本来是要带伊拉去找您咨询的吗？”

“不。我哪里知道我病人的丈夫同她认识？我连说的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奥列格-热斯杰罗夫把您的女儿带进您的诊室，会发生什么事情？您如何想象事情的发展？”

“嗯……”沃洛霍夫耸耸肩膀，“我不知道。我很难想象会怎么样。大概，不会太愉快。”

“伊拉知道您在哪里干什么吗？”

“不。在她看来，我是一个不起眼的财务工作者，一家企业的会计。”

“她看见小小的会计以一位科学博士、医学巨孽的身份出现，会作何反应？”

“请你们听着，不要对我进行道德说教。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我讲解说谎不好的吗？这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我是个成年人，我已经51岁了，如果我说假话，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对我而言，这些理由比不能撒谎的儿童真理重要得多。”

“难道您不认为奥列格牺牲的时间太巧了？恰好是为了您那非常好听的小骗局不被戳穿而需要他退场的时候。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仔细研究了您的记事簿上的登记，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急需将奥列格和他的被保护人的咨询改期的原因。但是您还是将咨询推迟了。您从中赢得了三个昼夜。在这三昼夜中，奥列格牺牲了。请您拿出对此予以反驳的理由。”

“但是您的同事验证了我不在现场！尤拉-维克多罗维奇，您自己……”

“完全正确，”科罗特科夫又一次插话说，“而且，我们还验证了，刚才对您说过的所有谋杀案，发生时您都不在现场。我们的结论是，这些罪行都不是您本人犯下的。”

“你们看，”沃洛霍夫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那你们刚才干嘛对我……”

“现在我来解释，”娜斯佳接过话头，“虽然您本人没有参与犯罪，这并不等于您没有帮凶。”

“嘿，您说什么？什么帮凶？”沃洛霍夫被激怒了，“我没有杀一个人，同这些杀人案没有丝毫关系。你们不要胡乱猜疑了。”

“好吧，不胡乱猜疑。我们结束臆想，改谈无情的现实。瓦列里-瓦西耶维奇，您关于爱女人和女人跟您生有孩子的男人的表白听起来很动人，却无论如何不能解释这一连串的死亡，不能证明杀人无罪。您的艳遇不值这么多条人命，您懂吗？”“我的上帝，整整一个小时，我想让你们相信的正是这一点。当然不值。因此你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我参与这几次谋杀。我有什么要隐瞒的？我是一个自由人，公开你们所说的我的艳史对于我毫发无损。所以没有什么说头。”

“有说头，甚至很有说头。因为存在导致尸骨成堆的缘由，都是因您而起，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也许，是您同什么人一起做成，有人帮您；也许，这确实非您所为，您与杀人毫无关系。但是杀人案同您有关却不容置疑。您是个健全的人，对分析思维并不陌生，既然都通过了两次论文答辩，您不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请您告诉我，这些尸体竭力保守的是什么秘密？为什么把这几个人都杀害了？如果我弄清楚他们为什么遇害，我就能弄清楚是什么人杀了他们。至于是您还是非您所为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我有办法找到它的答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洛霍夫傲慢地说，“我没有需要以杀人灭口来保守的秘密。”

“您也许不需要，”娜斯佳顺水推舟地说，“但是有人需要。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您也不必抬杠。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和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您全盘否认，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强烈地怀疑，是您策划了五起谋杀案。我们有看见您今年5月同阿尼斯科维茨会面的证人做证，而且在她的住宅里发现了您的足迹。我们有马尔法小姐关于您经常到残疾人疗养院去的证据。我们有您精心选择医院探视时间以使尽可能少的工作人员认识您的证据。而惟一熟识您的护士被杀害了。其余的医生和护士只是从梅利科娃本人的口述中听说过您。小孩子的指证不算数，奥莉娅的智力不够，巴甫利克还太小。娜塔莎也认识您，可是却天遂人愿、恰逢其时地失踪了。您瞧，对您怀疑甚至判决的证据都足够了。第二条路，如果您希望我们不把您当成杀人犯的话，请您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您要明白，没有第三条路。”

“很遗憾，我不能帮你们什么忙。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秘密。据我看，它是你们想象的产物。”

娜斯佳正想回答，门铃响了。

“是您的邻居吗？”科罗特科夫问。

“未必，”沃洛霍夫回答，“他有钥匙。这是别的什么人。”

尤拉从座位上弹起来，轻轻地拉开一道门缝。走廊里响起伊拉急促的脚步声，门锁的扭动声。科罗特科夫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溜进走廊，尽量不让门厅里的人看到他。娜斯佳静静地打量着沃洛霍夫，琢磨着利用这意外出现的间歇改变谈话战略，因为她同科罗特科夫上汽车之后制定的计划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沃洛霍夫什么都不怕，至少不怕她在后面列举的种种情况。大概，他事实上确实未参与谋杀。但是他应该有所顾忌才对。他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五个人被杀害。只要找到一把正确的钥匙，就可以迫使他开口。

科罗特科夫推开房间门，侧身闪了进来，他一个字都没有说，递给娜斯佳一张纸，原来是一份传真电报。是巴甫利克-捷列辛的姐姐娜塔莎给他的贺电。

“您看看，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她把电报递给沃洛霍夫，“这是您女儿的笔迹吗？”

“这是什么？”

“您别害怕，这不扎手，”娜斯佳微笑着说，“您拿过去看一看。”

沃洛霍夫小心地接过电报，迅速地扫了一眼那几行整齐的小字。

“是的，是她写的。谢天谢地，她的处境不是太糟。”

“根据什么断定？”

“行列整齐，字体清秀。这说明她没有服用烈性药。她犯疼时，一般给她服用中等效力的麻醉剂。如果她的身体失调的话，她不可能写出这样整齐清秀的字来。而且诗的内容也说明她神志清楚。等一等，这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娜斯佳警觉地问。

“为什么祝贺巴甫利克？要知道他的生日在11月。上帝，他们还是让她吃苦头了！她把日期弄混了。她的记忆力出毛病了。”

“您肯定？您怎么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巴甫利克-捷列辛也是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