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

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

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

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

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

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

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

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

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

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

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

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

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

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

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