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宗是中国第一代房地产商。90年代，刚大学毕业没几年，他就想赚点钱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当时的有钱人用父亲的话来说都是“二道贩子”，从南方倒卖衣服、电器和瓜果等赚到了钱，但部队出身的父亲觉得这个工作“太丢人”，于是廖耀宗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遭遇一个平台期，这让廖耀宗忧心忡忡。他担心政府的拆迁费用下降，这意味着当地的房价也要下滑。土地、钢材和人力成本都在上涨，再加上通胀因素，市场疲软，开发周期更长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尤其在到达雅典之前那长达6天的漫长航海日。“在船上什么也干不了，我能不担心自己的生意吗？”廖耀宗说，“这三年，我基本把前三年赚的钱都亏进去了。”
歌诗达邮轮为所有乘客组织了各种舞蹈课、手工课、意大利语言课、民族表演、泳池派对、魔术表演等活动，还有棋牌娱乐、游戏厅、卡拉ok可供消遣。还以50个临近的船舱为单位组成了邮轮社区，由社区主任组织了舞蹈比赛、麻将竞赛、乒乓赛和邮轮达人秀等活动。
精力充沛而热情的大妈们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她们成功地将广场舞移植到了邮轮上。每天晚上，在“甜蜜生活”中央大厅的吧台舞池中，大妈们地跳起了“小苹果”。每当乐队点歌时，她们就大喊：“来个小苹果！”持续两周之后，廖耀宗忍无可忍了。他跑到前台对服务员说：“不许再唱小苹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是他上船以来唯一的一次投诉。
还有一件事让廖耀宗心烦。在9层的自助餐厅，有一位客人的头上长了一块癣，有时候很痒，这位客人就在吃饭时随手拿起餐厅的叉子去挠头。在这艘庞然大物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去一半人数，最年长的乘客88岁，最小的乘客只有12个月。他们涉及的领域涵盖了这个国家最醒目的一些职业：国企退休员工、私企老板、医生、诗人、摄影家、作家、企业家、画家、歌唱家、古玩家、金融家、选秀歌手、名模等等，其中商人占了大多数，而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做房地产出身的。
“船上的酸人太多了。”廖耀宗对此不屑一顾，“很多人不过是给自己的头衔前边增加一个‘环球’的称号而已。”他靠着桌子，微眯着眼睛冷眼旁观着这艘船。已经接近午夜零点，中厅空无一人。船还没有起航，随着码头的海浪像摇篮一般轻柔地摇摆。
三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已经9点。掀开窗帘，船还停在雅典的码头。在第二层“甜蜜生活”大厅，人声嘈杂，中厅的沙发上挤满了人，气氛有些紧张。八个服务员脊背挺得僵直，表情紧张地并排站在前台，为涌上来质询的客人解释：“技术原因。”
“到底是什么技术原因，你给我说清楚！”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士用手指着一位中国籍服务员，指头几乎要碰到她的鼻尖了。小姑娘的脸瞬间涨红，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船上有833名工作人员，来自29个国家，其中中国员工有160人。几位穿着工作制服的意大利人站在酒廊旁边焦急地谈论着什么。
为了平息旅客的不满，歌诗达号29号当天为中国客人们安排了免费的岸上游项目。上午10点半，客人们在码头乘坐订好的大巴前往雅典市区。
由于这是个临时决定，临时安排的导游小姑娘英语不太好，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路上解说起来有些局促。在大巴车上，一位男游客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攻略，不停地打断她，为她纠正一些小失误。
“停！停！停！”一位短发中年女客人突然站起来大声打断小姑娘，对车上其他人说：“导游偷工减料了！没有翻译完整。”她站起来走到车子的前端，用一只手指着雅典当地的女导游，另一只手指着小姑娘说：“这样，你说一句，你翻译一句。”
小姑娘有些尴尬，一紧张又把篮球馆（basketball）翻成了足球馆（football），那位男游客依旧大声纠正她说：“又说错了！”车上的人哄地一下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有些嘲弄这位男游客，但小姑娘更加尴尬了，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把脸藏在座椅靠背的后边，车上的人看不到她的表情了。
而在雅典卫城的脚下，另一群中国人被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给难住了。
廖耀宗选择了自由行，他下船的时候遇到了另外5个乘客，于是6个人决定包一辆出租车一起游览，一共70欧元，每人平均约出12欧元。正要出发，船上另一位阿姨也想加入，一共7个人，于是出租车司机把价格提高到了80欧元。
问题来了，请问现在每人该出多少钱？80欧元除以7等于11.4欧元。错了。这位阿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她是这样算的：原来6人70欧元，每人出12欧元，现在只增加了一个人，并未增加其他人的成本，而价格只提高了10欧元，所以多出的10元由她来出，其余人仍然每人出12欧元。
两种方案，这位阿姨所承担的成本只少出了1.4欧元，不到人民币10块钱，但为了破解这道数学难题，7个人花了半个小时。最终廖耀宗和其他船员退让了。
傍晚回到船上时，我的房间里收到了一封通知：船修好了，明天早上前往圣托里尼。一场小风波终于平息了。
四
在邮轮上，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们在纽约买的裸钻真是太便宜了……”，“我家里那好几块omg手表，保养一次就得不少钱……”，“我们这次本来想带个保姆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