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逢双。要说这个“南都红楼”，还真是块风水宝地，不仅顺利地为戴向军解决了过境中继线的问题，而且还为实现南都香港两地寻呼联网筹集到开发资金。

毋庸质疑，资金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具体到两地寻呼联网这个项目来说，解决过境中继线当然是第一步，但还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光凭中继线是不能实现两地联网的。当初柯正勇给戴向军推荐这个度假村的时候，首先就问戴向军的资金情况，戴向军回答说资金没问题，但那是在公司正常经营状况下的没有问题，现在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包括收购度假村的费用，给柯正勇的提成，以及装修度假村的开销，把公司的备用金甚至是流动资金折腾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开发香港与南都联通新业务，资金上肯定存在缺口，而且是大缺口。怎么办？

戴向军现在与柯正勇的关系已经实现突破了，所以也不用藏着掖着，对柯正勇说了实话，请他帮着想办法。柯正勇说，通过这次交往，老依对你印象不错，要不然我去探一下口气，看能不能按华安集团内部资金拆借程序解决一些。戴向军想了想，说不行，因为华安集团是正经的国家单位，与上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既然上面对南都的改革开放的支持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那么华安集团对南都天安的支持也应该如此，只给批文不给钞票。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但也多少反映了戴向军的真实想法。戴向军一方面不相信单单凭依长征的一个印象不错就真能给他拆借资金，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华安不好惹，伴君如伴虎，他不想与华安集团建立太紧密的关系，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惹出大麻烦。别的不说，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审计一下，南都天安可能就吃不了兜着。戴向军想，如果向华安拆借，还不如拉陈四宝入股了。拉陈四宝入股至少不会有诸如审计这样的麻烦，再说本来就讲好的，如果戴向军到香港发展就带上陈四宝一起做，现在开发两地联网，要在香港投资，不正好是来香港发展了吗？但戴向军不想现在就拉陈四宝进来，因为现在他的两地联网还没有正式启动，他的公司好比是原始股，一旦联网启动，公司利润将成倍增长，好比原始股获得上市流通了，股价也要成倍地往上翻，这个时候让陈四宝入股，不等于让他分原始股吗？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戴向军不可能让陈四宝来分享他的原始成果。

既然对陈四宝都如此，那么对其他合作者当然更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柯正勇被他搞糊涂了，不知道戴向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样才行。直到最后，戴向军才亮出他的底牌——想拿“南都红楼”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柯正勇明白戴向军的真实目的了。但同时也感到脑袋大了。柯正勇知道，如果要想用“南都红楼”向银行贷款，首先就必须让度假村合法化，而这个度假村是当年经济过热的产物，还没有完成国家政策就变了，所以手续并没有完善。别的不说，单就改变土地用途这一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走关系，还需要补交差价。

“钱没有问题，”戴向军说，“我可以先在流动资金上挤一点，等贷款一下来再补上。”

柯正勇在吸烟，没有说话，他发觉自己已经被戴向军套住了，想帮他得帮他，不想帮他也要帮他，否则，分分钟都可以进牢房。

柯正勇忽然发现自己很不合算，老革命了，是党的人，只要不死，每月都有退休金，而且退休金随着机关干部的工资调整不断地向上浮动，总能保持体面的生活开销，即便死了，也没关系，连火葬费都由公家出，心安理得，既然如此，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柯正勇想，闹得成天不得安宁，提心吊胆，而且还像是戴向军这小子的马仔了。

“要不然这样，”柯正勇说，“那笔提成在我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先给你救急。”

柯正勇说的诚恳，丝毫看不出是想给自己解套的样子，但是，戴向军马上就晓得他是什么意思了。

“那怎么行，”戴向军说，“公归公，私归私，不能公私不分。公司就是再困难，也不能花您顾问的钱。怎么，您怕有后遗症呀？”

“那倒不是。”柯正勇说。

“是也晚了，”戴向军说，“一码归一码。业务提成是合法的，您大可不必担心。假如真不合法，您退了也不能脱得了干系，说不定反而扯出麻烦来。哎对了，陈四宝现在在香港专门做金融服务生意，您要是不放心，我帮您把那笔提成转移出去，毛毛快拿到绿卡了吧？如果有这笔钱，直接可以申请投资移民，您也可以随时到国外享福去。”

柯正勇知道自己脖子上的套解不掉了，而且越勒越紧。既然如此，不如接受戴向军的建议，通过陈四宝的地下钱庄把那几百万的“业务提成”转移到国外，自己再卖一下老资格，帮着戴向军把度假村手续补齐了。一不做，二不休，一个几百万是死，两个几百万也是死，总不能枪毙两次吧，所以，不能白帮忙，这次不用戴向军“孝敬”，柯正勇自己就开出了条件——事成之后，直接把“特别顾问费”打到他儿子毛毛在国外的帐户上。

“没问题。”戴向军说，“绝对没问题。一切按老首长的指示办。”

虽说没问题了，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问题出在戴向军并没有把“南都红楼”的产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而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天佑实业，并且这家新公司天佑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不是戴向军，而是他弟弟。这无疑又给柯正勇的工作增添了难度。因为如果直接办在天安公司的名下，柯正勇还可以打华安牌，利用“华安”这个吓人的名字开路，工作好做许多，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不知名的所谓“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让柯正勇把度假村办在这样一个私人企业名下，工作难度和事后风险都增大了许多。

戴向军提出增加“顾问费”，柯正勇摇头，说不是费用问题，而确实是他的能力有限，既然你愿意花钱，不如另找其他人想想办法。

戴向军感觉到柯正勇对他有情绪了，不能逼得太急，做了让步，先把“南都红楼”办在天安公司名下，实现合法化，然后再过户到他弟弟当法定代表人的天佑实业公司名下。虽然这样做不仅耽误时间，而且增加费用，但也只能这样。等一切办妥当之后，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反而简单了，因为银行向来就是势利眼，帮富不帮穷，行长跟着戴向军到“南都红楼”温泉里面一泡，浑身软了，既然有现成的手续合法的度假村做抵押，干吗不贷？

等贷款下来之后，柯正勇后悔了。他感觉戴向军当初给他的太少了，因为这个相当于白送给戴向军南都红楼，在经历补缴差价改变土地用途等一系列手续之后，竟然被评估出几个亿的价值，而戴向军给他的总共不到一个零头。既然如此，柯正勇想，我让儿子毛毛出国干什么？当初还不如不让儿子出国，让他注册一个公司，把这个度假村“处理”给毛毛算了。不过，后悔没有用，只怪自己老不开窍。可柯正勇没有想到，“开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是不是及时“开窍”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瓜分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便当初柯正勇的儿子毛毛没有出国，而是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且柯正勇大着胆子把这个度假村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毛毛就一定能让“野猪林”成为今天的“南都红楼”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至于戴向军后来利用这个“南都红楼”玩了一个更大的超级大阴谋，则更是柯正勇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戴向军再次去香港。这次不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而是他主动过去的，目的是实施他的两地寻呼联网计划。

事先，戴向军给陈四宝打过电话，说他要过来。陈四宝说好啊，一个人不成宴，我好长时间没有上伊丽莎白公主号了。戴向军说算了，这次就不上去了。陈四宝问为什么？是不是带着你那个吕凡凡一起过来？戴向军笑了，说不是。陈四宝说那是为什么呀？戴向军说忙。陈四宝说忙个屁，忙你还来香港，来香港不就是为了潇洒的嘛。戴向军笑笑，说不是，上次我就对你讲过，我要来香港发展，还打算和你一起做，这不，真来了。陈四宝听出戴向军不是开玩笑，就认真了一些，问他具体做什么生意？戴向军又笑了笑，说合法生意。陈四宝说我知道是合法生意，像你这样头上戴着红帽子、家里藏着绿票子的“红顶商人”，不需要做违法生意。戴向军再次笑笑，说一言两语讲不清楚，来了当面说吧。陈四宝说好，我等着你。

两个人见面，戴向军发现陈四宝手上多了一个行头——老大的一块砖头，黑的。戴向军没有问，但眼睛却盯着。陈四宝得意，当面演示，拉出一根天线，按了几个数字，然后对着它说起了广东话，像是给手下的人发指令。

“对讲机？”戴向军问。

“算是吧，”陈四宝说，“但比对讲机好，跟坐机电话连通的，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香港人它叫‘大哥大’，我看就是一个无线电话。”

“能打国内吗？”戴向军又问。

“美国都能打。”陈四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