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还在行使。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但光线柔和，晨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微微有点泛红，可并不刺眼，给戴向军的感觉和北方冬天里的阳光差不多。看着疾驶而过的山丘和田野，戴向军产生一种自己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感觉，心情自然好起来，像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那样朝窗外张望。突然，在一个大拐弯处，他看见远处山水之间有一片漂亮的建筑。
南都红楼！？戴向军几乎要叫出来。
不错，确实是南都红楼！
戴向军并不知道这条路正好经过南都红楼。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是当时没有走这条路？还是来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向外面张望？不管怎么说，南都红楼确实就在眼前。换句话说，从南都市区通往南都红楼的路其实就是通往城北监狱的路。这怎么可能呢？戴向军想。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陈四宝现在在香港。按戴向军的观点，他现在完全可以回南都了，还说香港也是中国领土，你老哥真要是有事，在香港也未见得安全。陈四宝说那不一样，眼不见为净，事大事小，走了算了，回到南都，天天和那么多熟人碰面，万一哪一天哪个熟人不高兴，把旧账一翻，送我进去也不一定。
“再说，”陈四宝说，“我这个人喜欢排场，在香港，我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回到南都你让我排场我也不敢呀。”
戴向军知道陈四宝是心虚，也就不勉强，说如果这样，咱兄弟要是想见面，就只能我去香港了。陈四宝说来香港好啊，来香港我请你上伊丽莎白公主号，开到公海上，哪国的法律都管不着，你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
陈四宝不属于那种光耍嘴皮子的人。大概因为关键时刻没有借钱给戴向军的缘故，他总觉得有些抱歉，所以每次戴向军去香港，陈四宝都热情招待。这次戴向军又去香港，还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不过，戴向军去香港的目的了却不完全是为了“排场”，而是寻找商业机会。香港自由，繁荣，又是国际金融中心，戴向军总感觉这里有他的商业机会，但具体的机会在哪里，他并没有找到。眼下他的南都天安寻呼生意红火，但戴向军心里并不塌实，说到底，他进入这一行本来就晚，加上在资金问题上耽搁一些时间，等他真正开张的时候，寻呼业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大不如以前，所以戴向军必须寻找新突破。
陈四宝倒挺热情，曾经劝戴向军和他一起做金融服务生意，可戴向军细一打听，所谓的“金融服务”其实是地下钱庄，相当于货币走私，属于违法生意。戴向军不想再做违法生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政策不明朗，做些出格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现在规范了，再做这类生意就没道理了，所以他不但自己不想做，还劝陈四宝也不要做。陈四宝说你讲得倒轻巧，能做合法生意，哪个狗日的愿意做违法生意？于是戴向军就答应，一旦他在香港找到合法的商业机会，就带着陈四宝一起做。陈四宝说好，我等着。
戴向军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一看，是吕凡凡。现在戴向军已经使用中文机，能直接看留言。留言非常简单，就三个字：你好吗？
虽然只有三个字，但是在戴向军看来，胜过千言万语。
离开南国寻呼之后，戴向军再没和吕凡凡联系过，主要是生意太忙，没有闲心，另外就是觉得自己从她身边挖那么多人过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再说戴向军也不知道联系上了之后对吕凡凡说什么，所以就干脆不联系。不过，戴向军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相反，还经常想着她。这些年戴向军事业成功，老婆又不在身边，周围的诱惑不少，每次遇上这种情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吕凡凡，具体地说，就是拿这些诱惑者与吕凡凡做一番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总是吕凡凡胜出。吕凡凡身上那种高贵，那种优雅，那种自信，那种人格独立处事果敢的作风和压倒一切的正气，是戴向军身边任何一个诱惑者都不具备的，而戴向军最喜欢的可能恰好就是这些。戴向军甚至想过，只有找吕凡凡这样的人做老婆他才心满意足，才能抵御一切诱惑。但是，他并没有主动联系吕凡凡，而且凭他对吕凡凡的了解，吕凡凡更不会主动联系他，于是戴向军就在心里感叹，这世界上太相爱的人往往是非常相象的人，就像一对平行线，走向完全一致，却永远不会重叠，没想到，今天吕凡凡主动给他留言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在戴向军看来，这三个字所包含的内容不是胜过千言万语吗？
戴向军第一反映是立刻回去。想了想，并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已经过了罗浮桥，到香港了，这时候再返回南都，和明天返回没有多大区别，而对陈四宝也不好交代，如果已经到了香港，因为接到一个女人问候的三个字就立刻掉头返回，还不被陈四宝骂成重色轻友？再说吕凡凡的事情不是急事情，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于是，戴向军给吕凡凡回了一个传呼，说自己现在在香港，明天就回来，回来之后再联系她。
陈四宝是什么人呀，一见面，马上就感觉到戴向军哪里不对劲。问他怎么了？戴向军说没怎么。陈四宝不相信，说没怎么你怎么心不在焉的？戴向军笑笑，说自己没有心不在焉。陈四宝说不对，你回答没有心不在焉的时候就心不在焉。戴向军真笑了，说你给我玩绕口令呢。陈四宝没有再说什么了。两个人坐下之后，没有用陈四宝再问，戴向军就自己叹了一口气，没说话，把传呼机递给陈四宝。陈四宝接过去一看，也严肃了，并且以老大哥的身份批评戴向军。
陈四宝说：“你老弟现在比我壮，我没资格说你，再说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劝赌不劝嫖，这种事情老大哥也没办法说你。可你这不是嫖呀，你这是动真格的了，我劝你慎重。弟妹那边就不说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个吕凡凡比弟妹强，可你以后事业越来越发达，接触的女人会一个比一个强，难道你见一个换一个？”
戴向军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她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陈四宝说，“可儿子呢？儿子总是自己的好吧？你说这个吕凡凡比你还还大一岁，你都奔四十了，她总不能再为你生个儿子吧？”
戴向军瞪眼看着陈四宝，没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仿佛陈四宝说的是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
陈四宝见他这样，担心自己说重了，把戴向军说傻了，于是停顿了一下，套出香烟，给戴向军一根，自己嘴巴上叼一根，然后先为戴向军点火，再把自己的烟点着，抽一口，再吐出来，想找一个得体的话题把气氛冲淡一些，但找了一大圈，愣是没有找到，可又不能不说话，只好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不过，这次他往回收了收。
“真要是这样，你就不该来香港。”陈四宝说。
戴向军仍然没有说话，仍然瞪眼看着陈四宝，但脸上好歹有表情了，这个表情是不解，不理解陈四宝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四宝继续吸着烟，说：“既然你对这个吕凡凡这么上心，还来香港干什么？找她呀，人家都主动给你留言了，你还不跟她谈谈呀。”
陈四宝又想起家乡的另外一句土话，叫“母狗都主动翘尾巴了”，想了，但是没有说，因为这话太难听，有亵渎吕凡凡的意思。
尽管没有说，但由于想到了，所以陈四宝还是忍不住自己偷偷笑出来。
戴向军释然了一些，说：“这么晚了，我怎么回去？再说，如果我要是一接到传呼掉头就回去，你不骂我重色轻友？”
戴向军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笑了。
陈四宝说：“算你老弟有良心。不过，咱哥们没事，你不来了，电话告诉一声就是了。”
戴向军也像是彻底轻松了，说：“说实话，我当时一接到传呼也想到回去的，可一想到已经过罗浮桥，到香港了，再回去有些说不过去，就给她复了一个机，告诉她明天回去。怎么，你想赶我回去呀？一晚上都不想招待呀？”
“哪里哪里，我是很感动，撇下女朋友不见，来见我，我怕自己受用不起呢。哎——”陈四宝突然问，“闹了半天你是到香港之后才接到传呼的呀？那就难怪了，我还以为你在南都就接到她的传呼，然后撇下她不见，跑来见我呢。”
“你想得美呢！”戴向军说，“要是在南都接到传呼，我才……”
说了一半，后面的话戴向军不说了。
尽管他不说，陈四宝也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于是，陈四宝就笑，并用手指着戴向军，点了两下，意思说：你小子还是重色轻友！
戴向军假装躲避的样子，表示承认。
“不对，”陈四宝说，“香港收不到大陆的传呼，你骗老哥。”
“没骗你，”戴向军说，“刚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你说巧不巧。”
“有这么巧？”陈四宝好象还是不相信。
“真这么巧，”戴向军说，“我骗你干什么。”
陈四宝一想，也是，没必要骗他，完全没有必要。
“也真巧，”陈四宝说，“要是在晚几分钟，火车一过上水，这么重要的传呼你不就收不到了？”
“那当然。”戴向军说。
突然，戴向军脑袋亮了一下，想着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从罗浮桥来香港，或从香港来大陆，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传呼机，不是有大陆那边的传呼机，就是有香港这边的传呼机，大陆的传呼香港收不到，香港的传呼大陆收不到，这不是耽误事情吗？难怪有那么多人配两个传呼机，搞得像卖bb机的，要是能实现两地联通，那不是很好？！
戴向军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香港返回南都。陈四宝以为他心里惦记着吕凡凡，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有挽留，高高兴兴地破例起大早送他。可戴向军返回南都之后并没有立刻联系吕凡凡，而是紧急召见他的副总周柏林。
经过一夜的消化，戴向军的想法已经逐渐成熟，简单地讲，就是实现香港和南都的两地寻呼联网，而只要实现了两地联网，就等于实现了香港和整个大陆的联网，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这么些天来，戴向军一直寻求自己来香港的发展机会，可一直没有寻找到，没想到昨天在不经意之间，机会突然主动撞到自己脑门上来了！戴向军几乎一夜没有睡着，被这个机会激动着。他初步盘算了一下，如果能够实现两地联通，增加的业务量不言而喻，并且运营成本能大幅度降低，因为只要两地联通，就可以让南都的寻呼员接听香港的寻呼业务，再把寻呼内容返回香港，别的不说，单就香港的人工费用是南都的十倍这一条，就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考虑到南都和香港语言相同，人文相通，戴向军相信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呢？戴向军想，难道是技术上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戴向军是能存得住气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他并没有对陈四宝说，而是假装没事一样憋在心里，一直憋到天亮，立刻动身回南都。回去找周柏林商量。陈四宝是商人，周柏林是技术人员，戴向军不想把自己这个包含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想法告诉陈四宝这样的商人，但他必须和周柏林这样技术人员沟通。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的事情，正因为吕凡凡给他的一个传呼才让他产生了商业灵感，他甚至相信吕凡凡是那种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女人。不过，他回到南都第一想见的人并不是吕凡凡，而是周柏林。他要听取周柏林的意见，如果技术上没有问题，那么，他真是一不小心抱上一个大金娃娃了。
本来是星期天，但对于周柏林这样的天安寻呼主管技术和研发的副总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休息天的，有时候人是休息了，但传呼机并没有休息，传呼机一响，即便自己刚刚睡着，也得爬起来复机，至于对老板戴向军的传呼，那更是有机必复，哪怕是自己正在上厕所，也得提起裤子复机，并且是招之即来。
戴向军以尽量平和的口气对周柏林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做老板的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戴向军认为，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老板不能在打工的面前喜形于色，更不能在打工的面前一惊一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所以，即使是再令人激动的消息或好主意，到了老板嘴里，也应该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表达出来，不能让打工的看出老板自己的倾向性。
大概是由于太平和的缘故吧，所以，周柏林听完戴向军的想法之后一点也没有激动，而是沉默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戴向军自己有点存不住气了，问周柏林在想什么？周柏林抬头看看戴向军，回答说在想操作性，并说很多想法听上去很好，但如果没有操作性，等于零。
戴向军知道周柏林的脾气，只好不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想。周柏林这样想了一下之后，给出了两个字：不行。
“不行？！”戴向军问。
“不行。”周柏林说。
“怎么不行？！”戴向军问，“既然北京的传呼南都可以接收，南都的传呼北京也可以接收，为什么近在咫尺的香港传呼南都不能接收？南都的传呼香港也不能接收？”
“技术上没有问题，”周柏林说，“在技术上，这种业务叫远程接听服务，早成熟了，只需要再添置一些多路复用通讯设备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租用到通达香港的过境长途中继线。而过境中继线涉及邮电、外交、安全等诸多部门，管理复杂，对外商业出租目前还没有先例，估计谁也承租不到。所以，您说的这个想法好是好，但如果不能租用到过境中继线，等于零”
这就是周柏林，在德国留学把人学傻了，说话不会绕弯子，难怪在南国和吕凡凡相处得不是很理想，到了天安，还是这样，幸好，天安实际上是戴向军的私人企业，老板戴向军只注重实际效果，并不太在意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以上这番话戴向军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没有生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与周柏林的区别，或者说是自己这样的老板相对于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而且想得很仔细，看上去像是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实质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戴向军看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想得太多太仔细，太怕冒风险，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两个字：放弃。戴向军是军人出身，干工作不讲条件，只认目标。现在，他就认准这个目标了，不管周柏林说什么样的泄气话都不能动摇他。
戴向军自己给自己打气。他心里想，正因为别人都办不到，一旦我办到了，那才显出我独特的优势。等气打好了，他对周柏林说：“能不能申请到中继线是我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拟出具体方案来，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多大的投资，能为公司节省多少成本。”
周柏林回答：好。
周柏林走后，戴向军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感觉到自己困，想睡觉。看了一下时间，才中午，想着现在如果去见吕凡凡，一定是没睡醒的样子，不如干脆先睡一觉再说，反正昨天的复机说今天回来，中午算今天，下午也算是今天，甚至晚上还是算今天。对，干脆晚上再和她联系，造成一种晚上刚刚从香港赶回来的样子更好。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暂时关掉传呼机，睡觉。
明明很瞌睡，却睡不着。老是想着中继线的事情。想着周柏林这人说话虽然不中听，但中用，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申请到中继线，再好的设想也等于零。戴向军想，没准不会说话的周柏林已经给我这个当老板的留面子了，我这个想法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泡汤罢了。“他们”？戴向军又想，是不是也包括吕凡凡？是不是吕凡凡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放弃了？吕凡凡的南国传呼是南都邮电和电信部门的亲儿子，他们都申请不到，难道我就一定能申请到？当然，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华安集团，但华安集团真有那么大的神威吗？就算真有那么大的神威，依总就一定能听我的吗？依长征这个人看上去随和，笑吟吟的，但笑并不代表他认同你的观点，更不代表你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了。想当初自己为了争取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说得天花乱坠，依长征一直在笑吟吟地听，可听完了之后，不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回来了吗？
戴向军回想起这三年和华安集团的合作，虽然确实无偿地为华安集团承担了南方接待站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待任务并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并没有为集团公司贡献多少，如果现在自己突然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弄得不好反而提醒依总了，感觉他这个南方工作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取消了，不让天安挂靠了，那么自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戴向军彻底睡不着了。一屁股坐起来，点燃一根烟，把烟灰缸从床头柜拿到床上，抽起烟来。
按照戴向军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主要取决于自己能被对方利用的价值，现在自己想利用华安集团来帮天安申请过境中继线，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天安公司有什么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他妈的！”戴向军把毛巾一摔，禁不住来了一句国骂，仿佛自己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被依长征给无情地否定了。
当然，他是下意识的，并不是真骂依长征，依长征并没有错，再说你还没有向人家开口，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你，你凭什么骂人家？
依长征？！戴向军突然一个激灵，脑袋歪向一边，猛地一想，耳朵上方像忽然开启一道缝。
对呀！戴向军想，天安公司对华安集团或许没有价值，但我戴向军本人对依长征不一定没有价值呀。依长征虽然高高在上，但职位再高，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工资总不会高过国务院总理吧？可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高不过我手下的副总呀，天安公司虽然远远比不上华安集团的实力，可我说了算呀，整个天安所有的钱可以说都是我戴向军的呀，我只要动用其中的一点点孝敬你依长征，还不把你撑死？如果你依长征廉正，那么你一定就比周柏林穷，我只要给你比周柏林更多的实惠，你早晚得听我的，如果你依长征是个贪官，更好，贪官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给你来个锦上添花，难道你不高兴？而只要你依长征一高兴，事情不就好办了？
戴向军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喝一杯牛奶，站在窗户边，向远处了望一番，然后重新坐下来，认真梳理一遍自己的思路，看整个计划有没有漏洞，如果有，赶快弥补，如果没有，则找出重点，分清步骤，逐步实施。
这么一梳理，戴向军就把问题归结到两点。第一，华安集团有没有能力租用到中继线，第二，依长征愿意出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是最没有把握的问题，但经过刚才在镜子面前歪脑袋一想，反而不成为问题了，只要工夫下到家，总有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定依长征愿意帮这个忙，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怎么才能知道华安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戴向军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商量。这是戴向军的习惯，遇上自己解决不了或没有把握的难题，喜欢找人商量。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的智慧远远大于一个人独立思考。当然，对方不能是傻瓜，而是要和自己智商不相上下的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又该找谁商量呢？
找陈四宝不行，戴向军已经答应将来在香港发展的时候带着陈四宝一起做，换句话说，陈四宝将来可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把想法告诉陈四宝了，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给陈四宝看了，将来合作的时候对自己不利。
找柯正勇也不行，因为依长征的关系是柯正勇介绍的，如果让柯正勇知道戴向军要孝敬依长征，那么是不是要连柯正勇一起孝敬？如果不一起孝敬，等于得罪柯正勇，如果一起孝敬，不是成本增加一倍吗？所以肯定也不能找柯正勇。
想到最后，戴向军觉得只有找丁有刚比较合适。因为丁有刚跟自己同辈，好说，另外，他处在本行业管理者的位置，对情况熟悉，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
丁有刚现在是新成立的南都电信的副总，忙着呢，不是随便哪个人想请他就能出来的，但对戴向军例外，一是因为二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二嘛，戴向军现在是天安寻呼的老板，老板虽然不能算行政职务，但有经济实力，社会上许多事情官员摆不平或不好出面摆平的，往往给老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所以，从大环境上讲，在南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当官员的和当老板的往往容易成为朋友。很多领导在自己下属面前架子拉得很足，但是，对社会上的老板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符合潮流，因为当年南都的流行语就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两个人一见面，戴向军当然不能上来就说中继线的事情，而是先装着纯粹是老战友聚会那样七扯八拉谈一些其他事情。他没想到，就这些七扯八拉的闲事，听得他心惊肉跳。
首先，丁有刚说到了吕凡凡，说吕凡凡已经离开南国了，到南都电信当了副总。
“出事了？”戴向军心里一跳，嘴巴上就说了出来。
“没有，”丁有刚说，“升了。升了半级。”
戴向军这才想起来丁有刚也是南都电信的副总，那么，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事？另外，戴向军记忆中丁有刚以前是处长，吕凡凡在南国的时候也是正处级，现在丁有刚说吕凡凡升了半级，那么不等于说他自己也升了半级？戴向军惭愧自己离开官场久了，对这些所谓的级别不是很敏感了，所以，在丁有刚调任南都电信副总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示了祝贺，但并没有祝贺到点子上，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在“级别”问题上说恭维话。他今天忽然发觉，丁有刚对“级别”其实是很在意的。那么，现在弥补？不好，戴向军想，即便是恭维，太直接了就没有档次了，所以，先在心里面先打了一个滚，然后才不动声色地把弥补性祝贺的话说出来。
“再升也还是你的手下。”戴向军说。
这话当然是瞎话，既然都是副总，又怎么存在“手下”？但戴向军相信，是不是瞎话无所谓，我们每天对官员说的恭维话有几句不是瞎话？关键要看听的人是不是爱听。只要爱听，瞎话也能当真话听。他相信，这话丁有刚爱听。
果然，丁有刚听了这话之后并没有脸红，相反，还有些得意。
“话也不能这么讲，”丁有刚说，“虽然她排名在后，但大家都是副局级，各有各的分工，也不能说她就是我的手下。”
戴向军见恭维话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决定加把火，但不能沿着原来的话题走，而必须换一个角度。
“当初我们那拨人就你级别最高了吧？”戴向军问。
这当然更是瞎话。别人不说，就说柯正勇，副军职转业，来了就当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扶正，正秘书长了，难道不比一个南都电信的副总级别高？明显是瞎说嘛。话说出口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后悔，即便是恭维对方，也不能过分，如果明显过分，弄不好适得其反，比如某个首长明明短小精干，你偏偏恭维他高大威猛，不等于是骂首长吗？所以，即便是恭维，也不能太离谱，比如对于丁有刚，明明比他们“黄埔二期”的柯正勇级别低那么多，戴向军就不能恭维他级别“最高”，否则，不等于是讽刺他吗？
虽然有些后悔，但已经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收回来，而且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约会，没有第三者在场，想找一个圆场的都不可能，总不能让丁有刚替他圆场吧。因此，说完之后，戴向军就有些尴尬。
“差不多吧，”丁有刚说，“柯秘书长就要退了。”
一句话说得戴向军又是心跳。不是丁有刚的大言不惭让他心跳，而是因为柯正勇要退休让戴向军心跳。要知道，柯正勇可是戴向军的嫡系后台呀。
虽然心跳得厉害，但表面上要跟没事一样，不，是装着他早知道这事情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丁有刚小瞧。
“他算不错了，”戴向军说，“前几天安置办找到我们，让我们给一名副师职转业干部安排个位置，你猜我给他安排什么？”
“什么？”丁有刚问。
“杂牌主任呀。”戴向军说。
丁有刚不解，不知道什么叫“杂牌主任”。
戴向军只好解释，说名义上他这个天安公司是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的，所以也算是国有企业，因此，就必须党委、共青团、工会、妇联都得有，但我不可能真的搞这么多办公室，安排这么多非生产人员，怎么办？于是，就给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安排一个人坐着，门口七七八八挂上好几块牌子，这个在里面坐着的人当然就是主任，但到底算什么主任呢？别说下面的员工不知道，连我这个当老板的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就只能叫“杂牌主任”了。
丁有刚听了自然是笑，说想当年我们为了熬个副团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恨不能自己放火然后再去救火立功，现在你看，副师下来只能在你手下混一个“杂牌”主任，照这样推算，你老兄现在起码也相当于副军职了。
戴向军差点笑出来，想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级别”上，敢情人要是当了官员，就一辈子和“级别”叫上劲了？不过，戴向军并没有真让自己笑出来，而是一本正经地对丁有刚说：我真希望你步步高升，你级别越来越高，我们的靠山也就越来越大，要是哪一天搞选举，我一定帮你筹款。到时候你可不能不认老弟。
虽然并不知道哪一天能搞选举，但这样的话丁有刚听了还是顺耳。
“放心，”丁有刚说，“亲兄弟不认，也要认你戴联络员。我还等着你帮我拉选票呢。”
这当然更是笑话，两个人哈哈大笑。
笑完，戴向军像是刚刚想起来的样子，说：“我还真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你。”
丁有刚脸上的笑意还没有完全退尽，所以，这时候仍然带着残余的笑对戴向军点点头，意思是你说吧，什么事情？
戴向军把他想申请中继线的事情说了。
丁有刚听着听着就严肃了，听完之后，说，这个想法很好啊。
戴向军说好是好，就怕解决不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点点头，表示有这么严重，并说这不是你们电信一家的事情，涉及到许多部门。
“我这边应该问题不大。”丁有刚以比他目前级别更高领导者的口气说。
“这我相信，”戴向军说，“但肯定非常不好搞，要不然，吕凡凡他们怎么没搞。”
“对呀，”丁有刚说，“南国为什么没搞呢。”
“所以我说不容易嘛，”戴向军说，“我想请你打探一下，如果华安出面，租用过境中继线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