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呼啸山庄”。中午喝了太多的酒，端午和吉士在江边的池塘旁钓鱼。端午舒服地躺在木椅上，喝着小顾刚刚送来的一壶“金骏眉”，听吉士说着他的风流韵事。那些事总是大同小异。
吉士与刚刚结识的一位税务局的女孩去宾馆开房。他们急得甚至等不及上电梯。在四楼的楼梯口，吉士看见一对男女从电梯里出来。男的少说也有六十多岁，脑门秃得发亮，可两边的鬓角却还是乌黑的头发，就像是一头长着犄角的衰老的公牛。那老流氓明显是喝醉了酒。搀扶着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胳膊上挂着一只坤包。
老头一出电梯就把那女的抱住了，粗鲁去吻她的嘴。税务局的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低声对吉士道：“看来还有比你更着急的人！”
每个故事都会有一个高潮，吉士的故事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宾馆偶尔撞上的这段插曲，其实也藏着一个秘密的悬念。它的被破解，甚至足以挽救故事本身的枯燥乏味。
“我怎么觉得，那个女的，怎么看，都像是，嫂子？”吉士转过身来，严肃地望着他。薄薄的茶色墨镜后面一道微微的白光闪过。
吉士平常最爱说笑，可至少他还知道轻重。假如不是十拿九稳，他不会这般的莽撞和唐突。
只要端午敢问，他没什么不敢说的。
端午轻轻地“嗯”了一声。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水面上漂浮的鸡毛管急速下沉，手中的钓线硬了起来，钓竿随之绷成了一张弓。吉士跳过来帮忙。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把那条七八斤重的大草鱼拽上岸来。
以后他们见面，吉士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茬。只是，他对家玉的态度略微起了一点变化。言谈之间，多了一点过分的客套和羞涩。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可这一回，情形有点不太一样。
早上九点钟，他在卫生间刷牙。家玉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去楼下的美发店找瞎子按摩去了，忘了带手机。那个瞎子，端午曾见过一回，很年轻。他无端地认为那小伙子不是真瞎。
端午嘴里咬着牙刷，在屋子里转悠了好几圈，才确定了铃声的方位。手机搁在鞋柜上一个红色的尼龙布沙滩包里。等到他手忙脚乱地从沙滩包里取出手机，对方早已挂断了电话。手机上显示的姓名是“水老鼠”。这是家玉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原名叫做隋景曙。他们曾在一起吃过一两次饭。
他把手机放入包中，手指却触到了一团软软的卫生纸。
它的弹性令人生疑。
他取出那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里面包着的，竟是一个用过的避孕套。为了防止精液流出，避孕套还打了个结。他掐住它有橡皮圆环的一端，举到亮光处，细细地观看，另一只手则捏了捏它的液囊。至少现在，它的表面十分的干燥。他甚至还将它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并意识到自己多少有点变态。随后他仍将它用卫生纸包好，塞入包中原先的位置，拉上了拉链。他嘴里有一滴牙膏沫掉在了沙滩包上，便立刻取来毛巾，将它仔细擦干净。
虽然已经洗了好几遍手，但指端那种软软的感觉还在，橡胶外表均匀的颗粒感还在。端午自己从没有使用过这种蓝色的避孕套。有点高级。他无意去猜测它的主人，或者说他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再朝那个方向去想。
让端午多少有点迷惑的地方在于：这个可以随手扔掉的东西，何以会出现在妻子的包中？假设他们幽会的地点是在宾馆，完事后，它最合理的去处，应当是纸篓或垃圾箱。假如偷情者希望不留下任何证据，特别是在前台做了登记的前提下，将避孕套带出来扔掉，也不失为一种谨慎之举。这说明，射精者对于安全的要求有点绝对。最可能的情景也许是，云雨之后，妻子主动承担了毁灭证据的职责。她会冲他嫣然一笑，说，交给我吧。脸上的表情也许不无俏皮。这个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的细节，纠缠了他很长时间。
一周后，他在“城投”遇见了徐吉士，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一般来说，注意，是一般来说，在宾馆，完事后如何处理避孕套？
“怎么，你想去泡妞？”吉士笑道，“你这把老枪，也该重出江湖了，要不然都锈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至于避孕套，吉士说他从来不用，“我喜欢真刀真枪的感觉。戴上套子，搞了也白搞。你们的性器官，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接触嘛！”
吉士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让端午心里感到了一阵宽慰。
中午，家玉从美发店回来了。他正在听勋伯格的《升华之夜》。
她洗了个澡，吹了头发，换了一身新衣服。她手里举着一柄铜镜，放在脑后，站在穿衣镜前照了照，对端午说：“怎么样？好看吗？式样是不是老气了一点？”
“好看。”端午笑道，“一点也不老气。”
家玉上身穿着收腰的休闲便装，灰色的毛料短裤，裤腿上一个装饰用的锡扣，闪着清冷的亮光。她的腿上，是青灰色的丝袜。
“今天是星期天啊，”端午道，“你穿得这么正式，似乎没什么必要吧？“
“嗨！该死的宋蕙莲，从美国回来了。对了，她约你今晚去外面吃饭，你高不高兴一起去？”
“哪个宋蕙莲？”端午略一思忖，忙道，“我下午还约了一个朋友。晚上回来恐怕要晚一点。”
由于那个避孕套的存在，打扮一新的妻子让他觉得有一点奇怪的陌生感，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美。有什么东西在他心底里一闪而过。怎么看，他都觉得家玉更加迷人了。那是一种腐败的甜蜜感——就像是发了酵的食品：不洁，却更为可口。
2
下午三点，端午准时来到了“荼靡花事”西侧的一个小小庭院中。天井里落满了黄叶，绿珠和另一个梳着短发的女人已经在那儿了。那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arc’teryx”牌子的外套，不过，一看就是冒牌货。额前的刘海剪得过于整齐，这使得她那张宽宽的脸庞看上去就像一扇方窗。
她是民间环保组织“大自然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名叫何轶雯。两人像是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都不怎么高兴。青花碟中的一炷印度香，眼看就要燃尽，红红的香头“嗤”的一声，炸出微弱的火星。不时有香灰落到瓷碟的外面。绿珠用手里的餐巾纸将它擦去。香雾中揉进了浓浓的桂花气息，还有空气中呛鼻的浮尘味。
外面的院子里阒寂无人。
端午刚刚坐定，绿珠将自己面前的一杯绿茶推到了他的面前，笑道：“刚泡的，我没有喝过。”
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落拓不羁。鼠灰色的敞襟运动衫显得过于宽大，她不时地捋一下袖子，露出白白的手臂，以及手臂上的蓝色蝴蝶图案。当然，蝴蝶是画上去的，很容易洗掉。
绿珠最近忽然醉心于动物权益保障。前些天守仁打来电话，向端午抱怨说，绿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流浪猫狗，养在家中。开始的时候还好，好脾气的小顾还帮着她一起给小动物洗澡，刷毛，包扎伤口，去动物防疫站打针，甚至还专门请来了康泰医院的骨科主任，给一条瘸腿的小狗接骨。她们还给每个动物都取了一个名字，可后来数量一多，她们也搞不清谁是谁了。家中成天是厮咬声一片，腥骚难闻，绒毛像春天的杨花一样四处飘浮。小顾整天抱怨皮肤瘙痒，人都快疯了。绿珠倒好，自从有了这批宝贝之后，既不失眠了，也不忧郁了。那些瞎眼、瘸腿、面貌丑陋的小东西，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她往东，那帮畜生，就呼啦啦地跟到东；她往西，它们就呼啦啦地跟到西。好不威风！
“你说这孩子，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啊。”
何轶雯对于动物保护没有任何兴趣。她说项目刚刚起步，人力物力有限，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比如说，垃圾分类、化工厂的排放监测、污水处理，特别是鹤浦一带已十分紧迫的铅污染调查。而绿珠则提议在鹤浦范围内来一次鸟类大普查。她想弄清楚鸟的种群、存量以及主要的栖息地，用dv拍摄一部类似于《迁徙的鸟》那样的纪录片，去参加国际纪录片影展。她还强调说，如果第一笔资金还不够的话，她可以让她的“姨父老弟”再多投一点。反正他有的是钱。
端午无意介入她们的争论。何况，两个人急赤白脸，互不相让，他也不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在绿珠看出了他的无聊，就朝他努努嘴，说：“包里面有书。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先看会儿书吧，我们一会儿就完。”
木椅上搁着一只咖啡色的提包，样子就像一把巨大的锁。他轻轻地拉开提包的拉链，心里浮现出一丝异样的悸动。仿佛拉开人家的包，就像脱去人家的衣服似的。这是一种亲密的熟稔之感。当然，他也不必担心，会从里边发现盛满精液的避孕套。
他从包里随手取出一本书来，是《史蒂文斯诗集》。封面是绿色的。
他把椅子挪到墙角靠窗的位置。隔着墨绿色的彩铝钢窗，可以看见院中的天井，以及运河上缓缓行进的画舫游船。二十年前，他在上海读硕士的时候，曾对这位美国诗人迷恋了好长一阵子。奇怪的是，今天再来重读这些诗，感觉也稀松平常。就连当初让他极为震撼的那首《士兵之死》，如今也变得像童谣一样甜腻。他知道这不能怪史蒂文斯。
死亡是绝对的，没有纪念日
正如在秋季，风停息
当风停息，天上
白云依旧
史蒂文斯不曾料到，死亡虽然照例来到，白云却也变得极为稀罕了。他一共参加了六位死者的葬礼，都是阴天。
绿珠和何轶雯还在争论。尽管她们压低了声音，可端午还是没有办法再度进入史蒂文斯的清纯世界。
轶雯希望这个“大自然基金会”，能够接受政府环保局的指导。她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她的合作伙伴：在目前的中国，如果脱离了政府部门的支持，你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可绿珠讨厌环保局的林局长，目光朝女孩子瞥一眼，就像是要挖人家的肉。他所领导的环保局明摆着是个摆设。这人昏聩得很。只要有厂家给他送几条香烟，他就对超量排放眼睁眼闭。她们还频频提到一个叫老宋的人。端午过了很久才搞清楚，这个人名叫宋健，是何轶雯的丈夫，眼下是南京农业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他目前正在运作的一个大课题，就是关于鹤浦一带铅污染治理的。
最后，她们总算在如下事情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项目启动的具体日期。那一天，她们要组织全市的环保志愿者，在鹤浦最高峰的观音山，搞一次集体宣誓。各大媒体的记者都会到场。她们还要搞网络视频直播。何轶雯还向她保证，至少会有一位副市长出席：“你就当它是一次青春嘉年华好了，事若求全何所乐？”
何轶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不到五点半就离开了。
“这个人还真啰嗦！”等她走了，绿珠长长地叹了口气，对端午道，“本来我想好约她吃个中饭，两点前就把她打发走。然后，我们到楼下的天井里，找人来唱评弹，晒太阳，赏桂花。没想到，她说起来就没个完，白白糟蹋了一个下午。
“你不是发誓赌咒，再也不理我了吗？”
“唉，说是那么说，心里还有点不舍得。”绿珠说。
她的气色比上次好多了。脸上致密的肌肤漾出了一丝酡红，笑起来还有点妩媚。
“哪里不舍得？”
“你这个人，又老又丑。”绿珠想了想道，“不过，看人的时候，眼睛倒是蛮干净的。”
“那可说不定。”端午走到桌边，嘿嘿地笑了两声，坐在了她的对面，“不干净的念头其实一直都有。”
“真的吗？”绿珠把眼前的菜单拿开，眉毛往上一挑，表情既轻佻又严肃。
“开个玩笑。”端午赶紧否认。他不安地看了一眼门边站着的一个服务员。她穿着绣花的旗袍，双手交叠，放在腹部，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看，刚冒了个头，又赶紧缩回去了。你们这种老男人，没劲透了。”绿珠招呼侍者过来点菜，“说吧，想吃点什么？”
“我是很随便的，你看着点就行。”
绿珠“啪”的一声合上菜单，对侍者道：“那好，一份清蒸鲥鱼，一份木瓜炖河豚，一份葱烧鱼肚。”
“干吗尽点鱼啊？”
“合在一起，就是长江三鲜。”绿珠道，“我最怕动脑筋，头疼死了。”
她另外又加了一盘白灼芥蓝，一瓶智利白葡萄酒。
“你是怎么和何轶雯认识的？”
“先认识她丈夫宋健。怎么呢？”绿珠咬了一下嘴唇，沉思了半晌，忽然道，“这其中的事乱七八糟，说起来还真有点复杂。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不好说。”
“不好说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不了解嘛。”
“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说。是不是？”绿珠道，“你们这种人，永远会把自己摆在最安全的位置。”
端午未置可否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知不知道姨父老弟被打的事？”过了一会儿，绿珠问他。
“你说的是守仁吗？”
“除了他，我哪里还有旁的姨父？”绿珠没好气地看着他，“他被人打成了脑震荡。昨天刚出院，在家养着呢。”
“怎么回事？”
“他看中了春晖棉纺厂那块地，想在那儿盖房子挣钱。他和市政府谈好了合同。可没想到，棉纺厂那边的工人却死活不干。不是静坐就是集体上访，折腾了好几个月，光警察就出动了好多次。”
“这事我倒是听说过。”端午道，“征地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事情是解决了，可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要我说，他也是活该。他没事老爱去厂区转悠。像个农民，巴望着地里的庄稼，盘算着哪儿盖独栋，哪儿盖联排，还带着卷尺，到处瞎量。渐渐地，工人们就摸清了他的规律。一天早上，姨父老弟嘴里哼着小曲，刚走到堆放纱锭的仓库边上，身后忽然冲出一伙人来。他们不由分说，往他头上套了一个麻袋，掀翻在地，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半死。最后送到医院，头上缝了十几针。我那天去医院看他，他的头被纱布包得像个蚕宝宝，还在那吆喝，让警察去逮人。逮个鬼啊！他头上被人罩了麻袋，也弄不清是谁打的，找谁算账去？只好吃个哑巴亏。”
“到底伤得重不重？”
“医生说不碍事。谁知道！今天早上他还跟姨妈说房子在转。废话，脑袋被木棒生生地打得凹进去一块，能不转吗？不过，你千万别去看他，装不知道就行了。姨父老弟死要面子，不让我往外说。另外，他也怕媒体，害怕这件事再在网上炒起来。”
清蒸鲥鱼端上来了。绿珠对他说，鲥鱼的鳞是可以吃的。端午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却没什么胃口。随手夹起一块放到嘴里去嚼，就像嚼着一块塑料。紧接着端来的木瓜炖河豚味道倒还可口。这是人工养殖的无毒河豚，又肥又大。
他们喝掉了那瓶葡萄酒，河豚还没吃完。绿珠就感慨说，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丰盛就是贫瘠。
端午想了想，觉得她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他们起身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绿珠想去运河边的酒吧街转转。
下了楼，出了天井，跨过养着锦鲤的地沟，穿过一扇砖砌的月亮门，他们走到了院中的小石桥边。绿珠忽然站住了。她再次回过身去，打量那道圆圆的门洞。
“我每次穿过这个该死的门，都要拼命地压低自己的头，生怕一不小心就撞到墙上。其实，就算你踮起脚尖来，头和门顶的砖头之间还有好大的距离。”绿珠说。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根本碰不着。我根本没有必要低头。”
绿珠说，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骑车去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铁路桥的桥洞，由于担心坐直了会撞到脑袋，总是弓身而过。她当时还未发育，个子相当小。其实就算是姚明骑车从那儿经过，也尽可以坐直了身子一穿而过。
“明白了这个事实也没有用。我现在回泰州，每次经过那个桥洞，还是忍不住要弯下腰去。低头成了习惯。我们对于未必会发生的危险，总是过于提心吊胆，白白地担了一辈子的心。”
端午正要说什么，绿珠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他以为自己挡了传菜生的路，就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可这名“传菜生”走近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从他身边经过，而是要结结实实地在他脸上扇一个大耳刮子。那一巴掌，打得他的脑袋发生了偏转。端午眼前一震，蜂飞蝶舞。他看见绿珠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低低地说了句：“嗬，好家伙！”
说不上是震惊还是赞叹。
原来是家玉。原来她也在这儿吃饭。就这么巧。
当端午回过神来想叫住她，家玉风风火火的身影早已在暗夜中消失。绿珠还在那儿捂着嘴，望着他笑。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对于未必会发生的危险，过于提心吊胆，是吗？你倒是说说，危险不危险？”端午硬挤出一丝笑容，自我解嘲地对绿珠道。
绿珠笑得弯下腰去，半天才喘过一口气来，“我，我还有半句话没说完呢。”
“什么话？”
“而危险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让人猝不及防。”她仍在笑。“不过这样也好。”
“有什么好？”
“她打了你这一巴掌，你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在你老婆看来，反正我们已经搞上了对不对？你回家跪在搓衣板上，鸡啄米似的向她磕头认错，也已经迟了。为了不要白白担个虚名，我们还不如来真的。怎么样？别到临死了，还要去换什么亵衣……”
端午知道她说的是宝玉和晴雯。他尴尬地笑了两声，没再搭腔。
半晌，又听得绿珠黯然道：“可恨我今天来了例假。”
绿珠这么说，端午忽然鼻子一酸，心里生出了一股感动的热流。他想到自己的年龄比她大出一倍还多，感动中也不能不掺杂着一些轻微的犯罪感。
他们已经来到了运河边。河水微微地泛着腥臭。两岸红色、绿色和橙色的灯光倒映在水中，织成肮脏而虚幻的罗绮，倒有一种欲望所酝酿的末世之美。河道中横卧着一条飞檐叠嶂的桥楼，也被霓虹灯光衬得玲珑剔透。河面上画舫往返，乐声喧天。喊破喉咙的卡拉ok，让他们在说话时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镀了一层银光似的。
不论是把脚搁在窗槛上喝茶的人，裸露着臂膀在昏暗的灯光下拉客的少女，还是正在打台球的小伙子，绿珠一律将他们称为“非人”。她拉着端午的手，从这些散发着酒味和劣质香水味的人群中快速穿过，她要带他去对岸的酒吧。名字用的是麦卡勒斯小说的题目：
心是孤独的猎手
那座酒吧里，同样挤满了人。楼上、楼下都是满满当当的，没有空位。他们在那儿买了一瓶青岛啤酒，在一个小摊前买了几串炸臭豆腐，沿着河道的护栏往前走。对于每一个前来向他们兜售珍珠项链的小贩，绿珠总是连眼皮也不抬，骂出一个同样的字来：
“滚！”
有好长一阵子，两个人谁都没心思说话，默默地注视着桥栏下满河的垃圾、游船以及在游船上寻欢作乐的“非人”。啤酒瓶在他们手里递过来，又递过去。绿珠忽然把脸凑近他的耳朵低声道：
“这感觉，像不像是在，接吻？”
这其实算不上是什么挑逗，因为端午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一点晕。像是闪电，在他心底里，无声地一掠而过。他们稍稍往前走了几步，昏头昏脑地跨过一个卖盗版dvd的地摊，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
端午鲁莽地将她压在墙上。绿珠有些吃惊地看着他，随后闭上了眼睛。两人开始接吻。他听见绿珠嘟嘟囔囔地说，刚才不该吃臭豆腐。
她的身体有些单薄，不像家玉那么澎湃。她的嘴唇，多少还能让他想起啤酒瓶口的湿滑，不过更加柔软。他贪婪地亲吻它。上唇，下唇和两边的嘴角。穷凶极恶。就好像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最珍惜的什么东西，瞬间就挥霍掉。
绿珠大概不喜欢牙齿相叩的坚硬感，便用力地推开了他，喘了半天的气，才说，“很多人都说，女人的爱在阴道里，可我怎么觉得是在嘴唇上啊？”
端午想要去捂她的嘴，可已经来不及了。
“你小声点好不好？”端午道，“外面都是人。”
绿珠笑了笑，“不管你信不信，我是很少和人接吻的。怎么着都行，就是不能接吻。你是第二个。”
“那，第一个是谁啊？”
绿珠的脸色忽然就阴沉了下来，好半天才说：“他教我画画。偶尔也写诗。”就是因为一心要嫁给他，她才和母亲闹翻的。那是她参加高考的前夕。她脸上的忧郁，陡然加深了，眼中似有泪光闪烁。端午没敢再问。绿珠再次把脸迎上来。于是，他们又开始接吻。
他们所在的位置，恰好在一户人家的西窗下。窗户黑黢黢的，窗口有大团大团的水汽从里边飘出来。寂静之中，他们能听见屋里人的说话声。一个老头嗓门粗大地喊道：
“荣芳啊，电视机的遥控器摆在哪块了？”
接下来，是“骨碌骨碌”的麻将声。一个苏北口音的老太婆，从远处应和道：“你妈妈日屄。我哪晓得？床上找找看呢。”
他们都笑了起来。
“老夫妻家常说话，怎么都这样脏不可闻？”端午低声道。
“要不我怎么说他们是‘非人’呢。”
他们离开那个漆黑的弄堂，绿珠仍然拉着他的手不放。这让他又受用又忧心。他们在弄堂口的地摊前停了下来。绿珠蹲在地上，东挑西挑，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她在那里买了两张电影光盘，都是沟口健二的作品。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酒吧街的尽头。顺着湿漉漉的台阶走上一个陡坡，眼前就是一片开阔的公共绿地。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段老城墙蜿蜒向北。绿地上的树都是新栽的，树干上绑着草绳，用木桩支起一个三脚架，以防被风刮倒。有两棵刚刚移来的梧桐树，四周还围着涂满沥青的黑网。绿地的铁栏杆外面，就是宽阔的环城马路了。不过，这时候过往的汽车很少。
由于不再担心遇见熟人，两个人的手又拉在了一起。
“忽然想到一首诗，想不想听听？”绿珠道。
“是史蒂文斯吗？”
“不，是翟永明。”
九点上班时
我准备好咖啡和笔墨
再探头看看远处打来
第几个风球
有用或无用时
我的潜水艇都在值班
铅灰的身体
躲在风平的浅水塘
开头我想这样写：
如今战争已不太来到
如今诅咒，也换了方式
当我监听能听见
碎银子哗哗流动的声音
……
绿珠说，她近来发狂地喜欢上了翟永明。尤其是这首《潜水艇的悲伤》，让她百读不厌。好像是站在时间的末端，打量着这个喧哗的城市，有一种旷世的浮华和悲凉。她曾把这首诗念给正在养伤的守仁听，连他也说好。
“悲凉倒是有一点。浮华，没怎么看出来。”
“哗哗流动的碎银子啊，难道还不够浮华吗？”
端午笑了笑，没再与她争辩，而是说：“要是翟永明知道，我们俩在半夜三更散步时还在朗诵她的诗，不晓得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你认识翟永明吗？”
“见过两次而已。也说不上有多熟。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非，她朗诵的就是这首诗。”
“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不过结尾是败笔。”
“你指的是给潜水艇造水那一段吗？”
端午点点头，搂着她的肩，接着道：“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我倒不是说，她的才华不够。对任何诗人来说，结尾总是有点难的。”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每天都在变，有无数的可能性，无数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问题就在这儿。你还不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铺陈很容易，但结尾有点难。”
“真该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
端午和她约好，见到第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就送她回“呼啸山庄”。将绿珠送到后，他再原车返回。可是当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在他们身边停住时，绿珠却变了卦。
他想再抱抱她，绿珠心烦意乱地把他推开了，独自一人，闷闷地坐进了出租车的前排，朝他摆了摆手，兴味索然。她忽然拒绝端午送她回家，不仅仅是因为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妇女。
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朵浮云，阴阴地罩住了她的心。
3
绿珠将那些她所鄙视的芸芸众生，一律称之为“非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端午看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照自己的尺度，将人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种属和类别。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种种生存智慧。当然，如何对人分类，也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状况。
比如说，早期的殖民者曾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与“野蛮”两部分，就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作为一种遗产，这种分类法至少已持续了两百年。它不仅催生出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在支配着资本的流向、导弹的抛物线、财富的集散方式以及垃圾的最终倾泻地。
再比如说，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穷人”和“富人”这样僵硬的二分法而出现的，已是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它通过改变“穷人”的定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破产、麻烦、野蛮、愚昧、危险和耻辱，进而也改变了“人”的定义——我们因担心陷入文化所定义的“贫穷”，不得不去动员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全力以赴，未雨绸缪。
端午想，如果他理解得不错，这应该就是绿珠所谓“非人”产生的社会基础。
端午酷爱布莱希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布莱希特基于基督教的立场，简单地将人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而迷惑不解。不幸的是，布莱希特的预言竟然是正确的。好人，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显然已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
在今天，即便是布莱希特，似乎也已经过时了。因为在端午看来，在老布的身后，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
在端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他灌输自己颇为世故的分类法。在母亲那里，人被奇怪地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老实”自然是无用的别名，而“机变”，则要求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突击或龟缩，依附或背叛，破釜沉舟或丢卒保车，过河拆桥或反戈一击。这一分类法，与他喜爱的围棋，与母亲口中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一样陈旧而古老。
有一段时间，他哥哥元庆，忽然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间的界限，表现出病态的关切。端午当时并未立即意识到，哥哥正在加速度地滑入他深感恐惧的“疯子”阵营。不过，自他发病后，一切又都被颠倒了过来。他自诩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的人都是疯子。
“那么，我呢？”有一次，家玉嬉皮笑脸地逗他。
“也不例外。”元庆冷冷地道，“除非你和端午离婚，嫁给我。”
家玉红了脸，再也不笑。
宋蕙莲的来访，让家玉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不仅仅是因为那天晚上，她在无意中撞见了端午和绿珠。她对蕙莲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一类的说法怒不可遏。在她看来，宋蕙莲乐于用“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这样的分类，来突显自己过时的优越感，来表达对自己同胞的嘲弄和蔑视。而事实上，当她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四处演讲、骗吃骗喝的时候，她所蔑视的“中国身份”，正是她招摇撞骗的唯一资本。在她的英文随笔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她不仅成了杜甫和李白的“直接继承人”，成了专制政治的“敏锐观察家”，甚至通过杜撰某些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及种种骇人听闻的“轶事”，来取悦她的那些外国读者。
尽管端午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好感，但他还是立即对妻子的看法表示了毫无保留的赞同：“唉，你知道，有些诗歌界同行，跟宋蕙莲一个德行。还有些人更可笑，在国内痛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了国外就大骂专制政体……”
说到对人的分类，家玉的方法与众不同。
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他们坐在餐桌前闲聊。难得有时间坐在一起。用考究的紫砂壶泡茶。磨磨嘴皮子。享受静谧。
家玉的观点是，人只能被分成两类：“死人”或“活人”。所谓“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在“活人”中，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享受生活的人，以及，行尸走肉。她说，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励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
“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哎，古人的话，总是那么入木三分。行尸走肉，多么传神！”
在家玉的分类法中，“死人”，居然也可以分为两类。死亡一次的人。死亡两次的人。
“什么意思？”端午忙问道。
“芸芸众生，比如像我，只能死一次。死了就是死了。很快就烟消云散。没人记得世界上曾存在过这么一个人。庞家玉，或者，李秀蓉。没人知道她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受过的折磨。没人知道她的发自心底的欢乐，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没人知道她做过的一个个可笑的梦。还有一种人，比如你，人死了，却阴魂不散。文章或名声还会在这个世界存留，还会被人提起。经常或者偶尔。时间或长或短。但你总归也会被人遗忘，死上第二次。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照你这么说，杜甫和李白就会永远不死了？”
“他们也会死。因为世界迟早会毁灭。连最乐观的科学家都在这么说。照现在这个势头，也不会太远，不是吗？”家玉忽然把脸转向他，“你呢，你怎么分？”
端午说，他好像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一定要分，大抵也是两类。成功的人。失败的人。从感情上说，他没来由地喜欢一切失败的人，鄙视成功者。
“那是嫉妒。”家玉呵呵地笑了起来，“哎，还有一种分法，你没说。”
“什么？”
家玉一脸诡笑，似嗔非嗔地望着他：“美女是一类。其他一切生物算成一类。我没说错吧。因为除了美女，除了什么红啊绿啊，珠啊玉啊的，其余的，一概都不在你们的视线之中。对不对？”
“这活要是用来形容吉士，倒还差不多。”端午眯眯地笑，带着貌似憨厚的狡黠，“不过，我们单位的老冯，就是你常说起的那个冯延鹤，他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
可家玉突然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她打了个哈欠，随后就开始和他商量唐宁湾房子的事。她提到了唐燕升。
就在这个星期天，他要亲自出面，帮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多时的房产纠纷。
4
冯延鹤把一切他所不喜欢的人，都称之为“新人”，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这一说法看似无关褒贬，实际上他的愤世嫉俗，比绿珠还要极端得多。
按照他的说法，三十年来，这个社会所制造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羽翼渐丰。事实上，他们正在准备全面掌控整个社会。他们都是用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首先解释说，他所说的“新人”，可不是按年龄来划分的。就连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正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种”。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头脑和心肠。嘻嘻哈哈。昏昏噩噩。没有过去，也谈不上未来。朝不及夕，相时射利。这种人格，发展到最高境界，甚至会在毫不利己前提下，干出专门害人的勾当。对于这样的“新人”来说，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端午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他发这一类的牢骚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振聋发聩之感。
这天下午，老冯又打来电话，半命令半央求地让他去下棋。
老冯照例让端午先洗手，可他自己呢？时不时抠弄一下嘴里的假牙，丝丝拉拉地拖出一些明晃晃的黏液，弄得棋子湿乎乎的。每次端午要提掉他的黑子，都得皱起眉头，压住心头的阵阵嫌恶。
下到中盘，黑白两条大龙在中腹绞杀在一处。老冯憋红了脸，一连算了好几遍，还是亏一气。最后，只得推枰认输。
“那么，您呢？您是不是也在与时俱进，变成了一个‘新人’？”端午笑着对他道。
“我是一个怪物。”冯延鹤道，“一个饱餐终日，无所事事的老怪物。”
他从茶几上拿过一只饼干桶，揭开盖子，取出几块苏打饼干。也没问端午要不要，自己一个人吃了起来。他有严重的胃溃疡，时不时要往胃里填点东西。等到他把手里的一点饼干末都舔干净之后，这才接着道：
“古时候，若要把人来分类，不外乎圣人、贤人和众庶而已。三者之间的界限都不是绝对的。学于圣人可为贤人，学于贤人是为众庶。反过来说，学于众庶方为可谓圣人。也就是说，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交通。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今天也一样啊。”端午存心想和老头胡搅，“即便是你说的‘新人’，恐怕也有智愚、美恶、好坏之分吧？”
“不是那话。”冯延鹤对他的诘难不屑一顾，“不论是圣人、贤人还是众庶，在过去呢，他们面对的实际是同一个天地。所谓参天地之化育，观乎盈虚消长之道。中国人最看重天地。一切高尚的行为、智慧和健全的人格，无不是拜自然之赐。在天为日月星辰，在地为河岳草木。所以顾亭林才会说，三代之前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不外乎农夫之辞；三星在户，无非是妇人之语；月离于毕，不过是戍卒之作；龙尾伏辰，自然就是儿童之谣了。古时候的人，与自然、天地能够交流无碍。不论是风霜雨雪，还是月旦花朝，总能启人心智，引人神思。考考你，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由悲转喜的关键是什么？你居然也不知道。唉，不过是清风明月，如此而已。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提倡孩子们要仰望星空，是很有见地的。可惜呢，在鹤浦，现在的星空，就是拿着望远镜，恐怕也望不到了。天地雍塞。山河支离。为了几度电，就会弄瘫一条江。贤处下，劣处上；善者殆，恶者肆；无所不可，无所不至。这样的自然，恐怕也已培育不出什么像样的人来，只能成批地造出‘新人’。”
听他这么说，端午的心里就有点难过和悲悯。倒不是因为他的议论有多精辟。同样的话，昨天中午，两人在食堂吃饭时，老头已经说过一遍了。不过，两次说的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也不禁让他暗暗称奇。可正因为如此，他知道接下来，老头还有一大段“国未衰，天下亡”的大议论，尚未出口。若要听完这段议论，一两个小时是打不住的。因此，他也就顾不上唐突，瞅准了这个空隙，立刻突兀地站起身，向他的上司告辞。
“不忙走。”冯老头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敛去笑容，正色道，“我还有正经话要问你。”
“干吗变得这么严肃？”端午摇了摇头，只得重新坐下来。
冯延鹤所谓的正经话，听上去倒也一点都不正经。
“近来，单位关于我的谣言满天飞，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一些？”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端午一下就红了脸。就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有些迟疑地望着他。
老冯满脸不高兴地“这这”了两声，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拂去在眼前嗡嗡乱飞的一只苍蝇。似乎在说：这事，难道还有好几个方面吗？
“那我就说了。您可不许生气。”
“直说吧。”
冯延鹤的老伴早年去世后，他一直是一个人。几年前，他唯一的儿子，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那天外面下着大雪。他和几个朋友在棋牌室打“双升”，是凌晨三点驾车离开的。他的尸体被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人发现时，已经冻成了冰坨子。他所开的那辆宝来车，被撞得稀烂。尸体却躺在五十米以外的水沟边。老冯没有要求警察追查凶手或肇事者，反正儿子已经回不来了。警察也乐得以普通的交通肇事结案。网络上的议论，为了嘲讽警方的敷衍塞责，一度把死者称为“空中飞人”。
办完丧事后，儿媳妇就带着孙女到鹤浦来投奔他。来了，就住下不走了。老冯找关系给她在小区里找了个开电梯的活。按理说，公公和儿媳妇同处一室，时间长了，自然无法避免邻居们的飞短流长。冯延鹤被借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就把那些闲言碎语也一起带了来。不过，也没有人为此事大惊小怪。毕竟老人经历了丧子之痛，年过四十的儿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很不容易。就算翁媳俩有什么苟且之事，那也是人家的自由。
可最近却突然传出消息说，那儿媳已经怀上了老冯的孩子。尽管谣传在市府大院沸沸扬扬，可端午还是觉得有点不太靠谱。毕竟，老冯已经是七十大几的人了。
有一次，他往国土资源局送材料。那里的一个女科长，一口咬定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老冯正在为儿子该叫他父亲还是爷爷而“痛苦不堪”。还有人说，老冯在他儿子出车祸之前，实际上已经与儿媳勾搭成奸。儿子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当然，最离奇的传说莫过于说，老冯的儿子其实并没有死。当他无意中撞见父亲卑劣的“扒灰“行径之后，一怒之下，甩门而去，负气出走，一口气就跑到了洪都拉斯。如此说来，所谓的“空中飞人”，还有别的意思。
听上去，已经是钱德勒小说的内容了。
端午在转述这些传闻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些不堪入耳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过滤，以免老人受到太大的刺激。
冯延鹤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怔了半天，这才喃喃自语道：
“怪不得老郭，前些个，跟我开那样的玩笑！”
至于说老郭如何打趣，老冯只字未提。不过，老冯接下来的一番话倒是让端午着实吃了一惊：
“且不说那些传闻都是无稽之谈，就算实有其事，那又如何？想想当年的王夫之吧。有什么了不得的！”
端午知道，冯老头以王夫之自况，也并非无因。王夫之晚年一直由孀居的儿媳照料，两人日久生情，渐渐发展到公然同居，在历史典籍中是有案可查的。而且两人死后，村中的乡邻，还将翁媳两人合墓而葬。至少在当时的乡亲看来，这段不伦之情，根本算不得什么人生污点，反而是一段佳话。
从离经叛道、敢作敢当这方面来说，冯延鹤无疑也是一个“新人”。不过，假如他学于圣贤，搬出王夫之一流的人物来为自己辩护，俨然还是一个合乎道德的“旧人”。
端午从总编室离开，沿着空荡荡的楼道，回到资料室。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小史还没有下班。她正对着手里的一个小镜子，在那儿描眉画眼。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脂粉香。
“怎么还不走？”端午胡乱地收拾着桌上的文件，随口问了一句。
“等你呀。”小史抿了抿嘴，将手里的镜子朝桌上一扔，笑道。
“等我干吗？”
“想你了呗！”
“你可不要考验我！”端午苦笑道，“我在那方面的克制力，是出了名的差！”
“哪方面？你说哪方面？嘿嘿。没关系，你克制不住，还有我呢。反正我是会拼死抵抗的。”说罢，小史傻呵呵地一个人大笑了起来。
端午不由得瞥了她一眼。
这丫头，好端端地，今天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端午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他把手里的文件装在档案袋里，胡乱地绕了几下线头，然后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暧昧地将一只胳膊压在她肩上，压低了声音，对她道：
“你认不认识什么厉害点的角色？比如流氓、小混混一类的？”
“做什么？你想跟人打架呀？”
小史回过头来，望着他笑。她的嘴唇红红的，厚厚的。端午稳了稳情绪，压制着心头的蠢动，告诫自己不要冒险。
“这个礼拜天，我们要去唐宁湾把房子收回来。我那房子被人占了快一年了。就是想多找几个人，不真打架，给对方一点压力，壮一壮胆气和声威。”
“我明白了。”小史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忽道，“这一类的事情，找‘小钢炮’最合适了。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你等等。这个人，可靠吗？”
“绝对可靠！平常警察见了他，都跑得远远的。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他一个人撂倒七八个，没什么问题。有一回，我跟他去逛公园，看见两个谈恋爱的，远远地沿着湖边散步。人家散人家的步，没招他没惹他，可他硬说那两个人让他看了不顺眼，就大步流星地奔过去，一脚一个，将他们都给踹到湖里去了。”
如此说来，这个“小钢炮”，倒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假如真的能请来这么一尊真神，以暴制暴，说不定还没等到刑警大队的人马赶到，李春霞一家早已吓得望风而逃了。
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钢炮”倒也是蛮可爱的。
“你得跟他说清楚，千万不能真动手。只要让他穿身黑西装，戴上墨镜，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来，在边上站站，就可以了。谈判一类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处理。”端午反复叮嘱小史道，“你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千万可不能让他闹出乱子来！”
“既然如此，后天我跟他一块儿去。”小史说。
“你去干吗？”
“我不去，你们哪能约束得了他？再说了，我也去弄副墨镜戴戴，凑凑热闹。”
端午想了想，只得同意了。他告诉小史后天一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小史顺手扯下一张台历，将它记在了反面。
窗口有个人影一闪。端午没看清楚是谁。像是老郭。
果然，小史将桌上的化妆品一股脑地扫到筒状的皮包中，手忙脚乱地穿上风衣，然后冲着端午说了声“拜拜”，扭着她那性感的大屁股，颠颠地走了。
5
因知道第二天要去唐宁湾解决房产纠纷，星期六的傍晚，张金芳带着小魏，摸黑从梅城赶了来。她有点放心不下。
“又多事。你是嫌家里还不够乱的，是不是？”家玉斜睨了他一眼，怒道。
端午也有点后悔。下午与母亲通话时，不该多嘴。家玉铁青着脸，对母亲不理不睬。一家人围着餐桌，各吃各的饭。倒是母亲，低声下气，处处陪着小心。她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是大吵大闹的适当时机。
家玉将大屋让了出来，换上了干净的床单。她安排母亲和小魏睡大床，端午睡沙发，她自己就在儿子的床上挤一挤。母亲提出来，让若若跟她们一块儿睡。家玉也只得同意。但他仍然必须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
将婆婆和小魏安顿好了之后，家玉一声不吭地出去了。她没有说去哪里，端午也没敢问。他躺在沙发上，抱着那本《新五代史》，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想到第二天，唐宁湾的房子就将重回自己的手中，他竟然有些隐隐的激动，忘掉了那房子本来就是他的。
深夜一点多，家玉才从外面回来。
原来她去了唐宁湾。
“我想去看看春霞她们在不在。不要等到明天，我们一帮人兴师动众，却去扑个空。”
“在吗？”
“反正屋里的灯亮着。”家玉道，“我是看着他们熄灯睡觉才离开的。”
那房子简直就是她的心病。她已经有了一些强迫症的明显症状。有时，她半夜里都会咬牙切齿地醒来，大汗淋漓地告诉端午，她在梦中正“掐着那蠢货的脖子”。看到妻子眼圈黑黑的，身体明显地瘦了一大圈，端午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怜惜之感。好在这一切，明天就要彻底结束了。
端午觉得自己没睡多大一会儿，就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地起了床，叮叮当当地在厨房里忙开了。她烧了一锅稀粥，将她们昨晚带来的包子蒸上，又给每个人煎了鸡蛋。等她收拾好了这一切，天还没有亮。她一个人靠在餐桌边的墙上，打瞌睡。
母亲执意让他们带上小魏。用她的话说，打架不嫌人多。多个人也好多个照应。临走时，她又将端午叫到了卧室里，关上门，低声对他嘱咐道：“真的动起手来，你可不要傻乎乎地瞎冲瞎撞！你这身子骨，风吹两边摆，上去也是白搭！你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就行，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跑！阿听见？”
端午只得点头。
吉士昨天来过电话。他从报社的发行部找了四个精干的小伙子，都是他的牌友。小史会带来她的前男友“小钢炮”，加上端午夫妇和小魏，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人。他们约好了早上九点，在唐宁湾小区东侧的一个在建的网球场见面。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漫天的脏雾还未散去。他们的车刚过唐宁湾售楼处的大门，小魏眼尖，一眼就看到网球场的绿色护墙上，靠着两个人。原来小史他们已经先到了。
这个“小钢炮”，一点也不像小史吹嘘的那么神武。虽说是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可看上去却蔫头巴脑的。用家玉的话来说，“怎么看都像是只瘟鸡”。他的黑西装很不合身，绷在身上，还短了一大截，很不雅观地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羊毛衫。端午与他握手时，发现“小钢炮”的手掌绵软无力，脸上病恹恹的。说一句话，倒要喘半天。脸色一阵泛红，一阵发白。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冒出一串串让人心忧的蜂鸣音。
小史倒是很有一副女流氓的派头。神抖抖地戴着墨镜，嘴里狠狠地嚼着口香糖，故意把自己弄得龇牙咧嘴的。黑色的风衣敞开着，双手插在衣兜里。
家玉很不高兴。她把这两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用半是疑惑、半是嘲弄的目光看着丈夫，似乎在说，你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对活宝？
到了九点二十，徐吉士所率领的另一伙人还未现身。家玉在不停地看表，显得焦躁不安。端午已经给他拨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
“不会呀，说好是九点的呀。”端午嘟囔了一句。
“你再给他打电话！”家玉阴沉着脸，怒道。
“要不，我们就先动手？”小史见家玉一直不愿意搭理她，这会儿就主动凑上前来向她献计。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歪瓜裂枣的，风吹吹都会倒，让人看了笑话。”家玉一急，说出来的话就有点难听了。
小史赶紧解释：“不是的。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听说要打架，他来了劲儿，昨晚就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刚才在来的路上，又喝了两瓶黑啤，说是醒醒酒。他的哮喘病犯了。”
这时，端午的手机响了。是吉士。
“喂，喂喂，你在哪里？”端午叫道。
“你声音小点行不行？耳膜都给你震破了。我们已经到了。”徐吉士仍然是慢条斯理的口气。
“在哪里？”端午转过身去，朝四周看了看，“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啊？”
“你不可能看见我！”吉士呵呵地笑着，“我正在你们家客厅里。我们已经攻克了第一道防线。你们赶紧杀过来吧。”
原来，吉士晚到了七八分钟。他担心误事，就直接把车开进了小区北门，停在了他们家单元门口。五个人刚从车上下来，吉士就看见春霞提着两个塑料袋出门扔垃圾。他一见房门开着，正是天赐良机！立即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吩咐手下的几个人冲了进去。等到春霞反应过来，掏出手机来报警，吉士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闲地抽起了香烟。
家玉一听吉士那边得了手，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足足有一个星期，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到了唐宁湾，很有可能，春霞连门都不会让他们进。现在，既然第一个难题被徐吉士在不经意中轻易地解决了，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好兆头。
楼道里光线很暗。隔壁102的房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伸出她那有秃斑的脑袋向外窥望，一见端午他们进来，“嘭”地一声就把房门撞上了。
春霞看来早已从刚才的惊慌中恢复过来。她坐在客厅的一张高脚方凳上，翘着二郎腿，正在与吉士斗嘴。端午一进门，就听见春霞恼怒地对徐吉士吼道：“你他妈试试看！”
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这人穿着人造棉的大花睡裤，怀里抱着一只黑猫。她和春霞长得很像，只是年龄略微大一些。看见家玉他们从门里进来，春霞满脸堆下笑来，鼻子里习惯性地“吭吭”了两声，眉毛一吊，揶揄道：
“呦，妹子啊，你是从哪里招来这么一帮宝货！鸡不像鸡，鸭不像鸭的，唱戏呢？”
家玉不做声。她装着没有听懂她的话，不过神色还是有几分慌乱。她招呼小史、小魏她们，在餐厅的长桌前坐定，就掏出手机发起了短信。
春霞自然不依不饶。
“妹子，你是欺负我们姐俩没见过小丑？你怎么不去租身行头，戴副墨镜，穿个黑披风什么的，趁机威风威风？”
站在春霞身边的那个女人，这时也插话道：“鼓也打了，锣也敲了，跑龙套的也上了场，你这主角既露了面，这戏也该开唱了。有什么绝活儿就赶紧亮亮，我们洗耳恭听。”
她的嘴里镶着一颗金牙，一看也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主儿。上次见过的那个矮胖男人不在场。也许是回韩国去了。
徐吉士见家玉笨嘴拙舌，神色慌乱，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脸上有点挂不住。正要发作，忽见身边的“小钢炮”腾地一下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把屋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端午心里也是窝了一肚子火。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心里巴不得“小钢炮”露一露凶神恶煞的威风，飞起连环腿，将那两个女人踹到窗子外面去。
“喂，喂……”“小钢炮”哼哼了两声，随即开始了艰难的倒气。嘴里再次发出呜噜呜噜的蜂鸣声，“喂，卫生间在哪？”
原来他是在找厕所。“小钢炮”脚底打着飘，就像踩在云朵上似的，摇摇晃晃，走一步退两步的，小史只得赶紧过去扶他。
“哎哟喂，可得扶稳了！千万别让他摔着！”春霞轻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跟她姐姐交换一个眼色，阴阴地笑。
很快，卫生间就传来了翻江倒海的呕吐声，夹杂着哼哼唧唧的哀叹。满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气氛变得有点尴尬。端午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他瞅见吉士不时朝他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怂恿自己干点什么，可他到底也没搞懂对方是什么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问。
徐吉士从发行科找来的几个小伙子，像中学生一样腼腆。似乎不是来打架的，而是参加相亲会。而且一个个长得都有些怪异，獐头鼠目不说，神态还有点委顿。四个人在沙发上挤坐成一团，其中的一个，似乎一直在无声地窃笑。其实他并没有笑。只是他的上嘴唇太短，包不住牙齿，让人感觉到他始终在笑。吉士用胳膊肘去捅他，大概是希望他能有所表现。可“大龅牙”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只是微微地耸了耸肩而已。
“小钢炮”这会儿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看起来，呕吐之后，他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小史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胸脯，帮着他顺气。而家玉已经在小声地劝说小史带他离开了。小史似乎说了句什么，家玉一时情绪激动，突然厉声地对小史道：“求求你了！你们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
她似乎有点失去了控制。
好在时候不大，屋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透过朝北的窗户，端午看见三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还未进门，警察就在楼道里高声地嚷嚷起来了：
“别动手啊！都别动手！谁动我就逮谁啊！”
当他提着警棍进了门，看到满屋子的人，就像开茶话会似的，连他也觉得有点意外。这个挺胸凸肚的中年人，大概就是家玉所说的那个唐燕升了。
“呦！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嗯？开会呢？”
他把手里的警棍在手掌上敲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燕升简单地问了问事由，也不容双方争辩，用警棍朝姐妹俩一指，喝道：“你们！”又转过身来，指着家玉，“还有你！里屋说事。其他的人，都坐着别动。”随后一头扎进了里间的书房。
春霞姐妹交换了一下颜色，跟着进了书房。
家玉用哀求的目光召唤丈夫，想让他一起去。端午也用哀求的目光回敬她，表示拒绝。家玉只得独自去书房谈判。她随手关上了房门。
很快，徐吉士带来的那四个小伙子，围着餐桌，有说有笑地打起牌来。小史已经将“小钢炮”扶到沙发前坐下。他的身体刚挨着沙发，就打起呼噜来了。跟着燕升来的两个警察，则坐在屋外的花园里抽烟。见小魏和小史无事可干，吉士就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打发她们买盒饭去了。
家玉中途从书房里出来上厕所。吉士问她商量得怎么样，家玉苦笑着摇了摇头，故意大声道：“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唉，什么世道！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见她两眼泪汪汪的，端午也不敢烦她。家玉刚进了厕所，端午就听见书房里忽然传出一句刺耳的话来：
“告诉你，你的立场有问题！狗屁！姓唐的，你要是再这么偏心眼，老娘懒得跟你啰嗦……”
似乎骂的是燕升。而燕升接下来的一段话，声音很小，一句也听不清。吉士的脸色一下就变了，眼看就要冲进去，端午一把将他拽住。
“这骚娘们，我是看在她长得像孙俪的份儿上，怎么也有一点怜香惜玉。她倒是张狂得可以，连人民警察也敢教训！我操！得寸进尺了还……”就在这时，吉士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他从衣兜里拿出手机，却不接听，而是转身指着他带来的那几个人，骂道：“你们这几个老菩萨，我是请你们来打牌的吗？嗯？你们得弄出点动静来呀！该打打！该砸砸！动手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那伙人不约而同地把牌都放下了，可还是像木雕泥塑一般坐在那儿发呆。张着嘴，一动不动。
大概是屋子里信号不好，吉士“喂、喂”地喊了一通，径自出了房门，到外面打电话去了。
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书房的门终于开了。春霞姐妹铁青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们没有再到客厅里来，而是直接去了里面的卧室。不多一会儿，卧室里就传来了午间新闻开始的音乐声。家玉和唐燕升还在书房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端午走了进去。家玉眼睛红红的，正哈着气，用一块绒布擦拭着眼镜。春霞姐妹提出了一万元的补偿条件，经唐燕升苦口婆心地软磨硬泡，对方总算同意把钱降到了八千。不过，她们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得给她们至少三个月的宽限期，以便她们能够从容地找到新房东。在老唐的劝说下，家玉强忍着羞耻和愤怒，勉强同意了。但她提出来，与姐妹俩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却遭到了她们断然的拒绝。
“等于是什么都没谈下来！”家玉道，“没有协议的约束，要是三个月之后，她们还是不搬呢？我们倒是又白白地搭进去八千块。”
由于擦眼镜时过于用力，她不小心弄折了眼镜腿。小螺丝“滴滴答答”地在地板上跳了几跳，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家玉气得将眼镜往书桌上一扔，接着道：
“老唐，你带上你的人，该干嘛干嘛去！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进了这房门，就不打算再出去了。要么她们从我家搬出去；要么，我一个人留下来，和她们一块住！”
老唐的脸色也有点怪怪的。他又想了想，两只大手往腿上猛拍了一下，咬了咬牙，说了句，“我再去试试。”起身去了隔壁，接着做姐妹俩的工作去了。
老唐刚走，吉士就笑嘻嘻地拎着几盒饭走了进来，“先吃饭，先吃饭。事情一会儿再说。”端午和家玉都没什么胃口。端午已经在地板上找到了那个铜螺丝，正用裁纸刀的刀尖小心地把眼镜腿装上。他简单地给吉士说了说刚才的调解结果。吉士只顾着往嘴里扒饭，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他把一块鸡腿啃干净之后，这才抹了抹嘴，对家玉嘟囔道：
“嫂子别急。真正的黑社会，一会儿就到！”
家玉和端午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望着吉士。
“我刚才已经跟国舅通了电话。他们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十五分钟之内赶到。唉，我们自己带来的那伙人，很不专业。来了三个警察，也都是娘娘腔，一点也不提气。我看这事就交给国舅来摆平吧。”
“你说的国舅，是个什么人？”家玉问道。
“这你就别管了。呆会儿大队人马一到，这两个婊子会尿裤子的。”吉士将手里那根带血的牙签朝饭盆里一扔，打了个饱嗝，又接着说，“现在，最麻烦的，倒反而是这三个警察。呆会儿国舅他们来了，若是有警察在场，动起手来，难免碍手碍脚。得想个法子，将他们先支走。”
“这倒不碍事。”家玉脱口道，“燕升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话刚一出口，家玉就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没再接着说下去，因为唐燕升已经站在了书房的门口。他把帽子脱下来，挠了挠稀疏的头皮，如释重负地对家玉笑道：“工作总算做通了。她们答应今天下午就搬走。不过，恐怕你们得再多给一点钱才行。”
“给多少？”家玉问。
“一万五。”
“等等！她们把人家的房子霸占住，白住了一年，我们不跟她要房租，就算是客气的了，哪有她们反过来跟我们要钱的道理？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是非？”徐吉士拍着桌子，高声对唐燕升道。
家玉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可吉士不予理会。
“一万五？老子一个子也不会给她。她们这是卖身呢！就是卖身，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吧。如今去发廊找个小姐才多少钱？说句不好听的话，难道她们俩那玩意儿，是镶着金边的不成？”
燕升被吉士的一番脏话，噎得直翻白眼。他将手里的帽子在头上戴正，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滴、滴、滴”一阵汽车喇叭响。
几个人赶忙跑到客厅里。端午往窗外一望，看见两辆“金杯”小客车，一前一后，已经停在了单元楼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糟老头子。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褂子，腰上围着蓝色布围裙，一头乱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身上斜跨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红色的工具箱。下了车，那老头就朝四下里东张西望。
怎么看，都不像个黑社会。
紧接着，从第二辆车上，跳下来一个头戴灰色毡帽，胖墩墩的中年人。他一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上，捏着一根粗大的雪茄。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瞄了一眼楼房的门牌号码，就朝屋子这边，不紧不慢地踱过来。
此人正是徐吉士所说的国舅。
他的原名叫冷小秋。半年前，在“呼啸山庄”，端午曾与他见过一面。唐燕升与冷小秋似乎也很熟。因为一看见小秋走进来，燕升就转过身，对家玉笑道：“我们要先走一步了。这种事情，老冷处理起来，要比我们有经验得多。”说完，他冲那两个民警勾了勾手指，三个人往外就走。
到了门口，正遇上朝里探头探脑的冷小秋。燕升与小秋亲热地拉了拉手，又凑到小秋的耳朵边，低声地嘱咐了句什么。小秋就笑了。他满不在乎地喷出一口浓烟，骂了句：“屌毛！”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烤瓷牙。小秋将手中的雪茄在门框上胡乱地戳灭，然后对着满屋子的人叫道：
“来唦！把你们带来的这些个鬼，这些个闲杂人等，都喊出来唦！吾马上就要开始清场了。”
小秋一吩咐，吉士就忙着往外轰人。正在沙发上熟睡的“小钢炮”，这时也已经被小史拍醒了，由小史和吉士一边一个地架着，往外走。听到动静的李春霞，手里捏着电视机的遥控器，也从里屋跑了出来。
“警察呢？”她喊道。
她那肥厚而性感的丰唇已经开始嘟噜着发颤。可是到了这一会儿，已经没人愿意回答她的问题了。
屋子里的人刚刚走到外面的草坪上，两辆金杯车的门呼啦一下拉开了。从里面一个接着一个地跳出人来。这伙人，似乎都是用同一个模具浇铸出来的。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服。戴着白手套。统一款式的胶底鞋。一式的小平头。正方形的脑袋。小眼睛。手执铁棍。猫着腰往屋里冲。
跑在最前面的五六个人，不知为何，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巨大的沙皮袋。端午数了数，一共是23个人。对面的一座高层居民楼上，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了。一个个面目不清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朝这边张望。正在小区里巡逻的两个保安，远远地站在一处花坛边上。他们不敢靠近，可也不敢离开。
最后进屋的，是个身穿迷彩服的司机。他看了看那个身背工具包的老头，吼道：“你他妈的，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给我弄啊。”
“是锁匠。”徐吉士蛮有把握地对家玉道，“这老头是个锁匠。他负责给你们家的房门换锁。”
“他们，不会弄出什么事来吧？”家玉的脸色有些担心，又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
“你放心。国舅做事，从来都是万无一失。”
“我看见领头那几个人，手里都还拎着沙皮袋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家玉又问。
“嗨！把沙皮袋往她们头上一套，照例是一阵拳打脚踢。”吉士笑道，“你就等着看吧！用不了一会儿，两人就会被死狗一样地拖出来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吉士对于当下黑社会的行动方式，已经是相当的隔膜了。与他的期待相反，那二十多个人冲进去之后，房子里一直没什么动静。既没有哭爹叫娘，也没有“乒乒乓乓”的嘈杂与斥骂。除了锁匠用榔头敲击防盗门的锁芯而发出来的“橐橐”声，整个屋子一片死寂。
“小钢炮”睡醒了觉，精神明显地比上午好多了。他既不喘又不晕，一个人站在窗口，踮着脚朝里边窥望。
不一会儿的工夫，小秋笑眯眯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把手里的雪茄再次点燃，猛吸了一口，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蛮好！”
吉士问他，“蛮好”是个什么鸟意思？
“她们正在收拾东西。一会儿就完事。”小秋轻描淡写地支吾了一声。接着，他又补充道，“这两个女的，蛮好玩的嘞！”
吉士又问，怎么个好玩法？
小秋道：“吾还以为她们有多难弄！其实呢，胆小得要命。跟吾们挺配合的。吾进去后，就让人把那两个女的叫到跟前来。吾让她们不要抖。吾不喜欢女的在吾跟前抖。吾说，你们看看吾，可怕吗？她们都摇头。吾说，不可怕，你们抖什么东西呢？不要抖。可她们照样还是抖。
“吾只问她们三句话。吾说，看来你们今天得挪个地方了。那两个女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吾说，你们今天得给吾从这儿搬出去。这是肯定的，没得商量的，阿晓得？但怎么个出去法呢？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么是穿着衣服出去，要么呢，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出去。你们自己选。她们肯听吾的话呢！马上都说，要穿着衣服出去。吾又问，你们是空着手出去呢，还是带上你们的东西出去？她们说，愿意带上东西出去。我问她们二十分钟够不够？她们都说，差不多够了。吾连手指头都不碰她们一下子！现在正忙着翻箱倒柜呢。我只带来了六个沙皮袋子，不知道够不够她们装。”
听小秋这么说，家玉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端午倒是有点晕乎乎的。一直等到春霞的姐姐抱着那只大花猫，从屋子里走出来，端午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春霞跟在姐姐的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刚刚从墙上取下来的画框。接着出来的，是五个拎着沙皮袋子的方头青年。她们的东西不多，最后一个沙皮袋还没用上。
春霞打开了那辆灰色“现代索纳塔”的后备箱，那些人就帮她把东西往里塞。塞不下的，就搁在了车子的后座上。春霞把车门关上，特意又朝家玉走了过来。家玉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假装查看手机上的信息。
春霞走到她很近的地方，站住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家玉，低声地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端午没有听清，可他看见妻子的脸忽然变得煞白。
等到那辆“索纳塔”晃晃悠悠地出了东门，锁匠也已换好了门锁。他提着工具箱，从楼道里出来，出了一身的汗。他将一串崭新的钥匙，递到了小秋的手上。小秋将钥匙在手上掂了掂，又递给了端午。
事情就算了结了。
端午提出请小秋吃晚饭。小秋想了想，说他呆会儿还有点事。“要不改日吧。吾们约上守仁，一块儿聚聚。”
小秋带着那伙人离开后，吉士也招呼着发行科的几个同事，钻进一辆又破又烂的老捷达，告辞而去。因家玉的车停在西门的网球场，剩下的几个人，就穿过小区，往西边走。
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附近村庄里的菜农将自留地里的蔬菜、白薯和大米用平板车推着，运到小区里面来卖。一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老太太，正和小区的住户讨价还价。“小钢炮”大概是嫌老太太的菜摊妨碍他走路，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一身好拳脚，一直没得到机会施展，他忽然心血来潮，飞起一脚，将老太太的菜篮子踢到了半空中。
6
唐宁湾的房子总算要回来了。可家玉的心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整日里神情抑郁，而且总爱忘事。端午问她，那天春霞在离开前，到底和她说了句什么话。家玉又是摇头，又是深深地叹息，末了，就撂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也许春霞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
他知道，在那种场合，春霞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可是一连几天，为一句话而闷闷不乐，似乎也有点不近情理。他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只有在督促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家玉才会暂时忘掉她的烦恼，回复常态。对儿子，她仍然像过去一样严厉，毫不通融。
母亲张金芳在鹤浦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只字不提回梅城的事。家玉白天早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要熬到九点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她尽量避免与婆婆照面。
端午通过小魏，去探听母亲的口风。不料，母亲反问道：“唐宁湾的房子既然已经要回来了，又不让我们搬过去住，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打算走。
母亲向端午抱怨说，梅城那地界，如今已住不得人了。说白了，那地方，就是鹤浦的一个屁眼。化工厂都搬过去且不说，连垃圾也一车一车地往那儿运。只要她打开窗户，就能闻到一股烧糊的橡胶味，一股死耗子的味道。连水也没过去好喝了。她可不愿意得癌症。
端午把母亲的心思跟家玉说了说。家玉古怪地冷笑了一下，眼睛里闪动着悲哀的泪光，“等到过完年吧。我让她。”
明显是话中有话。这也加重了端午对妻子的忧虑。他只得又回过头去劝慰母亲。张金芳当然寸步不让，死活不依。最后小魏道：“您老想想看，鹤浦离梅城也就二十公里，空气在天上飘来飘去，你说梅城的空气不好，这儿又能好到哪里去？房子刚刚收回来，总还要收拾收拾。再一个，搬家也不是小事。总得找个会算命的瞎子，看看日子，办两桌像样的酒席。”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送回了梅城。
可母亲走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天傍晚，端午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打车去了英皇酒店旁的大连海鲜馆。绿珠在两个小时前给他发来了短信，约他在那儿见面。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要与端午商量。天空沉黑沉黑的，刮起了东北风，却并不十分寒冷。看上去像是要下雪。
端午乘坐的那辆黑车刚驰入滨江大道，就接到了家玉打来的电话。她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若若看上去有点不太好”。
端午吓了一跳，赶紧吩咐司机抄近路，一路闯红灯，朝家中疾驰而去。他满脑子都是儿子虚弱的笑容。心里堆满了钻心剜肉般的不祥预感。绿珠一连发来了三四个短信，问他到哪了，他都没顾上回复。
家玉坐在儿子的床边，抹着眼泪。儿子的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似乎正在昏睡，急促的鼻息声嘶嘶地响着。瘦弱的身体裹在被子里，不时地蹬一下腿。
“怎么抖得这样厉害？”端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刚才抖得更凶。现在已经好一些了。给他加了两层被子，他还喊冷。”家玉呆呆地望着他。
“试过表了吗？”
“三十九度多。刚给他喝了美林悬浮液。烧倒是退了一些。你说，要不要送他到医院去看看？”
按家玉的说法，儿子放学回到家中，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前发愣。叫了他几声，他也不理。家玉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还好。只是鼻子有点囔。她照例嘱咐他去做作业。儿子倒是挺听话的，慢慢地打开台灯，拉开书包，摊开试卷，托着小脑袋。
“我也没怎么在意，就到厨房做饭去了。不一会儿，他就转到厨房里来了。他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不做作业？我想睡一会儿。我还以为他累了，就说，那你就去睡上半小时，作业等吃完饭再做吧。没想到，等我做完饭，再去看他，小东西就已经在床边打起了摆子。问他哪不舒服，也不吭气。到这时，我才发现出了事。原来是佐助不见了……”
端午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悲哀的事实。床头柜的铸铁架上，已不见了鹦鹉的身影。那条长长的细铁链，像蛇一样盘在柜子上。那只鹦鹉，一定是弄断了铁链飞走了。可眼下正是冬天，窗户关得很严。即便鹦鹉挣断了铁链，也无法飞出去。他向家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妻子则提醒他，南窗边有一个为空调压缩机预留的圆洞。
“它会不会从那儿钻出去？”
“不可能！”端午道，“你忘了吗？几只麻雀衔来乱草和枯叶，在里边做了一个鸟窝。那个洞被堵得严严实实，那么大一只鸟，怎么钻得出去？再说了，若若和鹦鹉早就玩熟了，你就是解开铁链，它也不见得会飞走……”
家玉这时忽然烦躁起来，怒道：“你先别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的了！我看还是赶紧送他到儿童医院看看吧。要是转成肺炎，那就麻烦了。你快给孩子穿好衣裳，带他到小区的北门等我。我去开车。”
说完，家玉开始满屋子找她的车钥匙。
端午给若若穿好衣服，将他背在背上。正要下楼，忽听见儿子在耳边有气无力地提醒他，让他把窗户打开。
“干吗呢？外面还呼呼地刮着北风呢！”
“佐助要是觉得外面冷，说不定，会自己飞回来……”
他们去了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排了半天队，在分诊台要了一个专家号。大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替若若听了听前胸后背，又让端午带他去验了血。还算好，仅仅是上呼吸道感染。夫妇俩这才安下心来。
大夫一边飞快地写着处方，一边对他们道：“感冒有个三五天总能好，只是小家伙的精神状况，倒是蛮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活物，说没就没了，换了谁都受不了。他要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一场，反倒没事。可你们家这位，两眼发直，不痴不呆的，显然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缘故。你们这几天多陪陪他，多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必要，不妨去精神科看看，适当做些心理干预。”
他们在观察室吊完了一瓶点滴，若若的烧明显退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家玉开车经过大市口的晨光百货，看见那里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依然灯火通明，就带着若若去那里买了一双红色的耐克足球鞋。以前，若若一直嚷嚷着要买这样一双球鞋，家玉始终没松口。家玉给他试着鞋，不停地问他喜不喜欢。小家伙总算咧开嘴，勉强地笑了一下。他们又带他去商场五楼的美食街吃饭。家玉给他要了一碗银杏猪肝粥，外加两只他平时最喜欢吃的“蟹壳黄”小烧饼。可今天他连一只都没吃完，就说吃不下了。烧饼上的芝麻和碎皮掉了不少在桌上，若若就将那些芝麻碎屑小心地撸到手心里。
他要带回去喂佐助。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家玉不忍心提醒他鹦鹉已经不在了，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
回到家中，大风呜呜地抽打着窗户，把桌子上的试卷和习题纸吹得满地都是。
佐助没有回来。
家玉给若若洗完脚，又逼着他喝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将脸凑到他脖子上，蹭了蹭，亲昵地对他说：“今晚跟妈妈睡大床，怎么样？”
儿子木呆呆地摇了摇头。
家玉只得仍让他回自己的小屋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家玉知道，他还在惦记着那只鹦鹉。
“那妈妈在小床上陪你，好不好？”
“还是让爸爸陪我吧。”儿子道。
家玉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躲躲闪闪的目光，瞟了端午一下，故作嗔怒地“嘁”了一声，替他掖好被子，赶紧就出去了。不过，端午还是从她惊异的眼神中看到了更多的内容，不禁有些疑心。
难道是家玉故意放走了那只鹦鹉？
稍后，从儿子的日记本上，这一疑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端午趴在儿子的床前，跟他说着一些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的疯话。诸如“爸爸是最喜欢老儿子的”之类。儿子很快就睡熟了。大概是刚刚吃完药的缘故。他的额头上汗津津的，凉凉的。端午松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美好。妻子在隔壁无声地看电视。他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闲着也无聊，就去帮儿子收拾书桌。
桌子上堆满了教材和参考书，还有黄冈中学和启东中学的模拟试题。在一大摞《龙门习题全解》的书籍下面，压着一个棕红色的布面硬抄。那是多年前，端午用来抄诗的笔记本，放在书架上久已不用。本子已经很旧了，纸张也有些薄脆，儿子不知怎么将它翻了出来。本子的开头几页，是他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抄录的金斯伯格的两首诗。一首是《美国》，另一首则是《向日葵的圣歌》。在这两首诗的后面，是儿子零星写下的十多则日记。他不知道儿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每则日记，都与鹦鹉有关。而且，都是以“老屁妈今天又发作了”一类的句子开头的。其中，最近的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
老屁妈今天又发狂了。她说，如果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不了前五十名，她就要把你煮了吃了。她说，她说到做到。煮了吃，当然是不会的。她就这么说说。这话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会真的这么做。可是佐助，其实你并不安全！妈妈如果真的要对你下手，多半会把铁链子弄断，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万一哪一天，我放学回家，见不到你，她就装模作样地说，是你自己飞走的。这种危险在增加。佐助，亲爱的朋友！我晚上要做作业，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玩。你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千万别乱叫。尤其是后半夜。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我真能考进年级前五十，老屁妈就会带我们去三亚过春节。算是奖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你上飞机。大结巴说可以带，蒋肥肥说不可以带。如果不能带，我宁愿不去。不管怎么样，朋友，请给我力量吧。万一我考不进前五十，我就自杀！
佐助，加油！
若若半夜里醒过来一次，他要喝水。端午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他去厨房里给他榨了一点橙汁，兑上温开水，给若若端过去。又逼他吃了两粒牛黄银翘。若若忽然睁开眼睛，问他道：
“你说佐助现在会在哪里？”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至少表明，他已经试着接受失去鹦鹉的事实。
端午想了想，回答道：“它不会跑远的。我们家外面就是伯先公园。我觉得它现在应该在伯先公园的树林子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公园转转，说不定能在哪棵树上望见它。”
“外面这么冷，说不定早就冻死了。鹦鹉是热带动物，在我们这里，它在野外根本无法存活。”
“这倒也说不定。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聪明到能模仿人说话，是不是？它很聪明，别担心。随便找个山洞啊，树上的喜鹊窝啊，一躲，就没事了。等到天气稍稍暖和一点，它就会往南飞。一直飞回到它的莲禺老家。”
“莲禺很远吗？”
“很远。少说也有两千多公里吧。不过对于鸟类来说，这点距离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是看过《迁徙的鸟》吗？”
儿子痴痴地看了他一会儿，翻了一个身，钻到被子里接着睡。在被窝外面只露出了一小撮柔软的发尖。屋外的风声，奔腾澎湃，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端午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确定他睡熟了之后，这才关了台灯，蹑手蹑脚地替他掩上了房门。
第二天是星期五。家玉因要办理一件司机故意碾压行人致死的案件，一早就去了律师事务所。端午向单位请了假，留在家中陪儿子。若若上午倒是没烧，可到了中午前后，额头又开始热了起来。下午，家玉从单位给他发来一封短信，询问若若的病情。她还叮嘱端午，给儿子的班主任姜老师打个电话。
没等到端午把电话打过去，姜老师的电话先来了。
端午跟她说了说若若感冒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只飞走的鹦鹉，提到了大夫的担忧。在电话的那一端，姜老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也有话要和家长沟通。她说：
“上一周，不，上上一周吧，学校里开运动会。谭良若自己没什么项目，可还是到田径场来找同学玩，看热闹。我和几个老师拿着秩序册东奔西跑，忙得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来。他倒好，手里托着一只好大的鹦鹉，往跑道中央那么一站，嗬！好不神气！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裁判员举着枪，又担心四百米跑的运动员撞着他，迟迟不敢发令，我只得跑过去把他拽走了。
“你这孩子呀，怎么看都不像是十三岁的少年。往好里说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要是往坏里说，整个就一个昏昏噩噩，不知好歹。和他同龄的孩子，比如马玉超，多懂事！已经能把一台晚会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廖小帆呢，在刚刚结束的全市英语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马向东，不换气就能把整篇的《尚书》背下来。唉，不说了。你儿子倒好！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赖在婴儿期，就是不肯长大。我左思右想，总也找不出原因。嗬！好嘛！原来是这只鹦鹉在作怪。
“我当天晚上就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让他母亲赶紧把这只鹦鹉给我处理了。他母亲还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这鸟跟了他七八年了，有点不好弄。有什么不好弄的？我跟她说，你把链子一绞，把它往窗外一扔，不就完事了吗？你儿子很有潜力，期中考试考得还不错。到了这个期末，你们家长再加把劲，进入前一百，甚至是前五十，都有可能。做家长的，对孩子一定要心狠一点，再狠一点。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将来的竞争会有多么残酷……”
原来是这么回事。
班主任仍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端午已经没有心思听她说下去了。看来，这个姜老师，比起小学的那个双下巴的“暴君”，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她归入到绿珠所说的“非人”一类。这么一想，端午倒也不怎么生气了。
“今天就让他在家歇着。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要补周三的课，他最好来一下。我专门请了数学和英语老师来给他们总复习。下周就要期末考了，是全区统考。”姜老师严肃地提醒他。
“可是，孩子还发着烧呢。”
“不就感冒吗？现在是冬天，正是感冒多发季节。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哪天没有得感冒的？要是都跟你儿子似的，有个头疼脑热就不来上课，我们学校还要不要办？”
端午还想跟她解释，可姜老师已经气呼呼地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家玉回来，端午跟她说了给姜老师打电话的事。家玉就咧开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低声道：
“我身上的不白之冤，总算可以洗清了吧？唉！说实话，我昨天把鹦鹉从窗口放出去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它先是飞到了窗下的一棵石榴树上，四下里望了望，然后又猛地一下朝窗口扑过来。这鹦鹉，和你儿子还真是有感情！它飞到窗玻璃上，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可玻璃太滑了。看它那架势，还是不肯走的意思。我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找来一根晾衣杆，闭上眼，咬着牙，在它黄色的肚子上使劲一捅，那东西，“嘎嘎”地惨叫了两声，绕着窗户飞了半天，最后影子一闪，不见了。我当时还一个人哭了老半天。”
家玉眼睛红红的。端午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又问起了妻子手头那件司机撞人的案子。家玉摇了摇头，只说了“很惨”两个字，就不吱声了。
星期六的上午，刮了两天的大风终于停了，天气却变得格外的寒冷。若若退了烧，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家玉给他煎了个荷包蛋，蒸了一袋小腊肠。若若说没胃口，他只吃了一小瓶酸奶和一片苹果。
临去学校前，家玉给若若加了两件毛衣，又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羊绒围巾。家玉再次提出来要开车送他去学校，若若还是没答应。他宁愿自己骑车去。看起来，他还在生妈妈的气。端午劝她将放走鹦鹉的事跟儿子说清楚，干脆将责任“全都栽到姜老师头上”，家玉想了想，没有答应：
“那多不好？恶人还是我来做吧。”
从小区到鹤浦实验学校并不算远，可是途中得穿过四条横马路，这让家玉一直叨叨不休。孩子刚下楼，她和端午都趴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个像河豚似的身影，往东绕过喷水池，摇摇晃晃地出了小区的大门。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玉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确认孩子已到校，这才放下心来。两个人匆匆吃过早饭，家玉就说头晕，要去床上睡一会儿。端午则坐在卧室的躺椅上，继续看他的《新五代史》。家玉根本没睡着，她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问他，学期结束时，应该给学校的主科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会儿又盘算着等儿子回来应该给他做点什么开胃的午饭。端午提议说，若若最喜欢吃日本料理，不如直接开车去英皇大酒店。它的顶层有一家回转寿司餐厅。家玉也说好。至于给老师的礼物，他们也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直接送钱。语、数、外，每人两千。
两人说了会儿话，家玉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她赌气似的打开了电视。可大清早的，电视节目也没什么可看的。不是歹徒冒充水暖工入室抢劫，就是名医坐堂，推荐防治糖尿病、癌症的药物和秘方。他听见家玉“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抱怨道：“都是些什么事啊！”
端午就把手里的书移开，笑着安慰她：“与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相比，还是好得多。”
到了中午十二点半，若若还没回来。
家玉开始挨个地给同学家长打电话。“戴思齐的老娘”告诉家玉，差不多十二点十分，她亲眼看见若若和戴思齐骑车进了小区的大门。当时，她正在小区的菜场买菜。听她这么说，家玉一直紧皱着的眉头，才算舒展开来。可是他们一直等到一点钟，也没有听到期盼中的门铃声。家玉总是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既然他已经回到了小区，怎么这么半天还不见他回来？
担心害得她喋喋不休，自问自答。
夫妻俩决定下楼分头去找。
端午把小区的各个角落找了个遍，连物业二楼的美发店和足疗馆都去过了，还是没有见到儿子的踪影。最后他来到小区的中控室，家玉也已经在那里了。在家玉的坚持下，小区的保安调出了中午前后大门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慢慢回放。很快，灰暗的画面中，出现了儿子那鼓鼓囊囊的身影。和胡依薇说的一样，若若和戴思齐骑着自行车，并排进了小区大门。儿子在拐入一条林荫小路时，还跟戴思齐挥手告别。
保安安慰他们说，既然他进了小区，那就绝对不会丢，“是不是去同学家玩了？你们再找找？”
出了中控室的大门，家玉忽然对端午道：“会不会在我们下楼找他的这工夫，他已经到家了？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在门口的石凳上坐着呢。”端午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一路小跑来到了单元门口，又一口气跑上六楼。楼道里仍然空空荡荡。
家玉是个急性子，她不安地朝端午瞥了一眼，掏出手机就要报警。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区的一名保安“咚咚”地跑上楼来，喘着气对他们说，在小区后面变电房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赶紧过去看看吧。”
他们跟着保安下了楼，一路往西跑。小区修建时开挖地基的土方和建筑垃圾没有及时外运，在小区后面的空地上堆了一个土山。后来又栽上了杨树和塔松，并在那儿修建了一个变电房。那儿紧挨着伯先公园的旱冰场。
端午和家玉绕过小区后面的一片竹林，一眼就看见了儿子的那辆自行车。在高高的土山上，若若站在变压器下面，正冲着伯先公园的一大片树林“嘘嘘”地吹着口哨。
他还在向那只鹦鹉发信号。
小区的围栏外面是一条宽阔的河道，河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阳光下闪耀着碎钻般的光芒。对岸就是伯先公园的石砌院墙。几棵大杨树，落光了叶子，枝条探出墙外。端午隐隐地看见树梢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若若一面吹口哨，一面往树上扔石子。可是，他根本扔不了那么远。
“佐助，回来！”
儿子跺着脚，哭喊声听上去哑哑的。端午爬到土山上，走到儿子身边，朝那灰灰的树梢上看了看。
哪里是什么鹦鹉？分明是被风刮上去的一只绿色塑料袋。
家玉蹲在地上，抓住儿子的小手，喃喃地道：“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该把鹦鹉放走……”
若若看了看她，又转过头去，看了看那棵老杨树。他还在犹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把脑袋埋在家玉肩头，抱住她的脖子，大哭起来。
看着伯先公园里那片空阔的人工湖面，端午悲哀地意识到，若若的童年，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珍贵时段，永远地结束了。
7
元旦前一天，家玉在城南的宴春园订了桌酒席，答谢冷小秋和他手底下的那帮弟兄。守仁和小顾都来作陪。小秋只带来了他的司机兼保镖。那人带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十分斯文。守仁差不多也已经康复了，气色很好，白里透红的一张脸，往外渗着油光。这要归功于他的那些自创的养生秘方，归功于辽东的海参，东南亚的燕窝，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他显得有些兴奋。
文联的老田照例不请自到。他正缠着守仁，让对方在春晖棉纺厂新开发的那个小区，给他留一套“双拼”，并央求守仁给予对折的优惠。守仁呵呵地笑着，也不接话。被老田逼得实在没办法，这才说：
“还打什么对折！等明年楼盖好了，你挑一栋，直接搬进去住就是了。”
明显是精致的推托之词。
吉士问小顾，绿珠怎么没一起来？小顾笑道：“她呀，从来不和俗人交往。前些天，又被端午放了回鸽子，这会儿正在家中生闷气呢。”
吉士回头看了看端午，笑道：“我们是俗人没错，有人例外。不过，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可不能把小姑娘弄到床上去啊！”
“那是你！人家才不会！”小顾推了吉士一把，笑道。